[摘要]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内在体现。它源于人类社会结构的层次性，为国家间的竞争合作与借鉴融合所推动，具有国家主体性、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多样性、历史性和融合创新性等重要特征。
[关键词]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国家及其关系；特征
本文为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和谐世界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和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2011年]规划项目“和谐世界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编号11ZX04）的阶段成果。
通常习惯于从国家层次探讨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但国家仅仅是人类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对人类社会系统的考察，既需要探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三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国家，同时也要把握文明发展程度殊异的国家关系。人类社会系统的发展是纵横向的统一，社会形态的纵向层次更替中，还存在横向融合与一体化的演变过程。人类文明的纵横向统一发展，特别是横向融合与一体化实质上即是国家间相互影响所推动的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过程。因此，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就成为唯物史观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注重国家间的相互作用所推动的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无疑是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重要视角。
一、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源于人类社会结构的层次性
人类社会系统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的统一。 [1]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这三个要素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大体说来，物质生产主要提供人所需要的物质产品。它源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性，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诸如人的温饱、安全、健康、舒适乃至奢侈等需要的解决，皆依赖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当然，物质生产还能为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提供物质基础和载体。精神生产主要提供人所需要的精神产品。它源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性，即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渴望；同时，精神生产还能为物质生产和政治管理提供智力条件。精神需要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内在根据，它并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后天社会化的产物。相对于物质需要，它属于更高层次的追求。政治管理本质是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所产生的利益关系，即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社会分配。由于物质和精神生产依赖社会分工，也因为人们之间生产能力的差别和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需要的相对有限性，人们对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拥有还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利益关系实现，这就产生了政治管理。政治管理是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现实分配，是人们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与控制。
因此，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三者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基本内容，三者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人类社会。但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现实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结构只能存在于具体的国家中。人类社会系统是以区域性国家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的，具有地缘-利益性质的国家是文明发展完整独立的载体。因此，人类系统的现实结构实质上是国家及其关系，国家只是人类母系统中的子系统，国家与国家关系属于人类系统的两个不同层次。人类社会系统的演变是社会形态的纵向层次更替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统一。对人类社会系统的考察，就存在既需要探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三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国家或社会基本矛盾，也要同时把握文明发展程度殊异的国家或不同社会基本矛盾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正是源于人类社会结构的这种层次性。
二、 国家间的竞争合作与借鉴融合推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
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源于人类社会结构的层次性。换言之，国家间的竞争合作与借鉴融合推动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
国家关系是竞争合作与借鉴融合的统一。[2]首先，在竞争中合作。国家间的竞争具有必然性。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等的差异产生了发展程度不同和各具特点的文明共同体或国家，人类文明的发展迄今为止仍然是区域性推进的，由此形成了文明发展的阶梯性，决定了国家利益的客观性，而自然环境满足人类需求的相对有限性，导致不同区域文明或国家间利益的冲突，产生国家间的竞争。但国家间的合作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类既要不断提高个体的脑力劳动能力，更要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科学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方能生存和发展。国家是人类协调自身与自然关系的高级社会形式。文明的发展本质是社会整体性的不断增强，从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逐步提高，国家关系无疑是人类不断融合和走向一体化重大杠杆。国家间的合作深刻揭示出人类共同利益的客观存在，体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维系与深化有赖于国家关系的进步。
其次，由借鉴而融合。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不断推动着文明的借鉴与融合。先进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这是因为，“先发展的‘国家’立即对后发展的国家形成压力，让它们感到不发展就难以生存。”[3]因此，尽管竞争中，落后的“蛮族”消灭了古典文明，但“文明”却以基督教的形式传播给“蛮族”。[4]而且，随着文明整体性的逐步增强，不断促进借鉴融合水平的提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5]
国家间的竞争合作与借鉴融合促进了物质生产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世界历史的产生最为典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于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矛盾。”[6]他们进一步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性，它“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造成发达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7]
正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东方落后国家由于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同时并存，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其一切积极的成果，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跳跃转型。马克思指出，俄国采用机器、轮船和铁路不必像西方那样先经历机器工业的孕育期；而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银行、信用公司等一整套交换机构在俄国能够通过引进迅速建立起来；特别是，俄国农村公社由于和西方资本主义同时并存，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其一切积极的成果，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跳跃转型。[8]
三、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要特征
国家间的竞争合作与借鉴融合推动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实现了社会形态纵向层次更替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相互促进，体现出人类社会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内在逻辑。社会形态无论是纵向层次更替还是横向融合一体化都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存在必然的联系。毋庸置疑，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是人类社会系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方式，深刻表明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大体说来，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具有如下重要特征:
（一）国家主体性
人类系统是由国家及其关系构成的。因此，一方面，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国家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载体的国家却又具有地缘-利益共同体性，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实际上是国家间竞争合作与借鉴融合的产物。与国内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关系不同，国家成为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体。
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过程中国家的主体作用深刻表明国家是阶级性与公共性的统一。国家的产生源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空间拓展及其不平衡性，具有地缘-利益共同体性，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尤其如此。因此，国家是社会统治与政治统治的统一。[9]从人类系统看，国家的一般职能，对内是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统一；对外则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从而通过借鉴融汇，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二者相互统一。
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过程中国家的主体作用还进一步表明，不能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般关系简单应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国家的公共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国家利益的客观性决定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复杂性，它所反映的是国家间竞争合作与借鉴融合的关系。如私有制国家间的关系，资产阶级“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0]再如公有制与私有制国家间的关系，“根据俄国两次革命的经验特别深刻地知道，我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决定的。”[11]邓小平则明确肯定国家利益的客观性，提出了包括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在内的国家利益观。他指出，社会主义应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2]诚然，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性经济政治与文化组织的不断发展势必逐步蚕食国家的主权，但却不能因此否认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过程中国家的主体作用。
（二）物质生产的基础性
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过程中国家的主体作用并不否认物质生产的基础性。世界历史的产生最为典型，它无疑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与商品经济的产物。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即是国际化的物质生产。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13]
同样，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取代，也有赖于物质生产的全球化发展，或者说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世界历史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恩格斯指出:“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14]
但决不能将物质生产的基础性作用简单化。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其社会意识发展水平不一定较高；而经济发展程度落后的国家，又往往在思想领域超过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如19世纪经济上落后的德国却产生了黑格尔哲学并孕育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恩格斯认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能演奏第一提琴。[15]更进一步看，从人类社会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角度看，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不断促进着文明的横向融合与一体化，物质生产全球化的基础作用本质上是在人类系统中逐步推动文明或国家的融合，或通过促进新的国际组织的建立，实现人类文化、特别是政治的全球整合。
（三）多样性
不言而喻，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结构的复杂性，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方式与途径必然也具有多样性。这是因为，不同国家的社会基本矛盾不但有质的区别，而且还会有量的差异，因而同质或异质的国家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是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
唯物史观充分肯定社会形态演变渐进与跳跃的客观性。马克思在概括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途径时出：“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16]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有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有从奴隶或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也有从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等多种不同方式。
从国家主体看，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还有自觉与被动区分。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无疑是原发自觉的，而其它地区国家则无疑是后发被动的。美国现代化研究专家C·E·布莱克进一步认为，“没有两个社会以同一种方式实现现代化——没有两个拥有相同的资源和技术、相同的传统制度遗产、处在发展的相同阶段以及具有同样的领导体制模式或同样的现代化政策。”[17]因此，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演变的差异同样突出：“英美模式的突出特点是由商人和业主所推动；政治变革是以扩大个人自由和保障民主法治秩序为取向；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不突出，在农业上有所作为，而对于城市经济却坚决贯彻自由放任主义的原则。德日模式的特点是，国家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比较突出，精英式的领导集团深知自己国家的落后，有意地追赶先进国家。”[18]
（四）历史性
社会基本矛盾本身即是历史的产物，因而其国际化自然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
在社会基本矛盾所存在的历史时期，其国际化的演变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日益突出。马克思强调：“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中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常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9]
大体说来，在农业文明阶段，由于物质生产的自然经济条件的局限，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只能是区域性的现象，主要表现是世界三大宗教与缺乏经济文化基础的政治性帝国等的产生，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缓慢曲折。在工业文明阶段的资本主义时期，尽管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着世界历史的产生，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成为全球性存在，但战争仍然是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要途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后，物质生产全球性水平分工的逐步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突出，人类系统的整体性不断增强，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开放与合作由此成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主要方式。
因此，不能认为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过程中国家间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这种极端认识无疑是片面的。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突破了传统大国崛起的霸权模式。中国对外开放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开辟乃是基于当代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新特点，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和政治多极化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竞争乃是客观要求。
（五）融合创新性
人类文明的发展本质是社会整体性的不断增强，从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能力的逐步提高的过程。换言之，人类系统的发展即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所促进的不断融合创新的过程。
人类历史的发展充分表明，文明的区域发展由点而面不断扩散，逐步融合。人类首先诞生在非洲，火的使用使人终于走出温暖的大草原，逐渐分布于亚洲、非洲、欧洲、澳洲和美洲。此后，中东、中国北部和中美洲各自成为古代文明时期农业革命的独立中心。早期的古代文明几乎完全被限制在各自所在地大河流域内。但古典文明却不断拓展，开始彼此接壤，至“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各帝国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响”。[20]中世纪文明的融合发展又有新的突破，产生了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如伊斯兰教帝国，国土从西班牙延伸至中国边境，甚至到东南亚和非洲腹地。蒙古帝国的版图则更是包括中国、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而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的崛起，则把人类带入“世界历史”时期，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新序幕。
文明融合的过程必然是创新的过程。有学者指出：“一个历史共同体本着原有的文化基质，按自己的意志消化、吸收其他文明的成果并最终超越之，从而形成更大的文明规模、获得更大的能量，是现今各文明的共同历程。”[21]马克思恩格斯在具体分析日耳曼氏族社会跳跃进入封建制时更是明确指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地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的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22]这种融汇创新后产生的社会形态优于罗马帝国的奴隶制，是一种跳跃式质变。它将野蛮的个人主义纳入规范的秩序，使财产的私人所有体现在权利与义务的契约中；也高于日耳曼人的氏族公社制，不仅引进了相对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方式，使土地的私有成为激励和责任机制，而且使西欧通过宗主权和附庸地位的确定而稳定下来；同时，还孕育了民主和自治精神，产生了权利和义务的规范；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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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8．
[14][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1；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