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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树青 中华文明对西欧封建社会跳跃转型的重要作用
来自: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         发布日期:2012/04/05   点击量

       [作者简介]冷树青(1962—),男,汉族,江西武宁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和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哲学研究。

       [ ]由于外部社会条件的促进作用,西欧封建社会后来居上,跳跃式跨入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历史表明,以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和航海技术等为代表的发达的中华农业文明,对西欧封建社会的跳跃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西欧封建社会;跳跃转型;中华农业文明;作用
      
       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2011]规划项目和谐世界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编号11ZX04)和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和谐世界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编号12YJA720010)的阶段成果。
 
       相对于中华农业文明在西周封建社会后,经历秦以后漫长的君主专制过程,西欧封建社会经过短暂的君主专制的过渡时期,跨入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现了社会发展的跳跃转型。西欧封建社会的跳跃转型既是自身内部社会结构演变的产物,也有赖于外部社会条件的重要推动。这是因为,后发文明的跳跃转型是社会结构的非渐进性分化与更替,替代旧结构的新要素及其结构难以独立地在旧结构内部产生与发展。外部先进文明的影响是后发文明跳跃转型的前提。[1]历史表明,中华农业文明的不断发展及其向西欧的传播,是西欧封建制蜕变和跳跃式进入工业社会并后来居上的重要杠杆。李约瑟指出,中国“在公元后整整十四个世纪的时间内,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尽管缓慢地,但却大量地从东方传到西方”。[2]马克思把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发明并称为“资产阶级发展的重要前提”。[3]以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和航海技术等为代表的中华农业文明对西方封建社会跳跃转型的重大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印刷术
       印刷术对西欧封建社会跳跃转型的影响难以估量,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它传到欧洲后,首先是促进了教育的大发展和知识的世俗化。中国的印刷术、特别是活字印刷术很适合欧洲人使用的拼音文字的特点,无需投入太多资金就能出版大量书籍,学校的教材无需用昂贵的手抄本,而以印刷本代之。由此改变了原来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接受较高教育的状况,打破了教会对知识的垄断,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传播。
       印刷术促进了出版事业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中世纪欧洲手抄本使用的文字主要是希腊文和拉丁文这两种古代文字,分别是古希腊--拜占庭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官方文字。文艺复兴时期一些科学和文学作品不是以拉丁文写成,而是以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英文等各国民族语文写成并出版,具有历史意义。各种科学著作的出版和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加速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冲击了被教会奉为权威的中世纪自然观,自然科学开始脱离神学而宣告独立,促进了科学革命的发生,由此又引起思想界、文学界的一些深刻变化,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特别是文艺复兴后期的发展,许多方面得益于印刷术,尤其是对于北欧的文艺复兴,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4]
印刷术对于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是不容忽视。西罗马帝国476年灭亡后,欧洲处于不断分裂的状态,11世纪以后西欧已有了二十多个互不隶属的王国和语言。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需要发展民族文化,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这就需要使用适合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但当时的拉丁文文献多是教会专用的宗教作品,这时西欧人懂希腊文的非常少,而使用拉丁文的也只限于少数神职人员和贵族,拉丁文是罗马天主教廷在西欧国家推行的文字,各国人民听不懂也看不懂这种文字,他们被拒于文化领域之外,官方文字与各国绝大多数人说的母语和语法严重脱节,民族文化无从谈起。
       在印刷术引进以前,虽已有民族文学,但欧洲文学的真正历史是从14-15世纪有了印本书之后开始的,西欧各民族的口语在16世纪前已发展为书写文字,17世纪逐渐演进成为现代形式。
       印刷术使民族语言出版大众读物,各种语文出版物的词汇、语法、结构、拼法和标点日趋统一,通俗语言的地位得到巩固,而这些通俗语言又促进各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各国出版的文学作品提供了用标准的意大利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写作的范本,还可减少因同一国家内使用不同方言带来的语言隔阂,这些书面语言在各自国家便逐步成为统一的文献用语。各国作家和学者对本民族语言予以提炼、规范,再通过印刷品固定并丰富词汇、完善语法和文句结构、拼字法及发音原理等,不断洗炼。这大有助于提高欧洲各国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发展民族文化。有了自己的文献用语后,一个民族才谈得上有自己的文化和文化典籍。在欧洲各民族文献语言形成过程中,印刷术起了助产士的用,拉丁文文艺作品在16世纪已不复存在。[5]最终导致明确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和民族主义的产生。
二、火药
       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对西方封建社会的跳跃转型特别重要。其传播过程大体是,阿拉伯人1260年在叙利亚击败蒙古军而获得中国火器。他们模仿制造和使用中国的火器技术,制成木制火器马达法。在13世纪后期,欧洲人才将阿拉伯书籍中有关火药的记载译成拉丁文,火药技术由此传播于欧洲。[6]如果没有中国的火药与火器技术,欧洲的资本主义革命可能要延缓相当时间。
       火药及其火器技术对欧洲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在冷武器时代,欧洲封建主凭借石砌城堡,全副铠甲的骑士,维持其统治。14-16世纪,在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荷兰等国家的一些城市,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步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形成中的资产阶级拥有财富却没有地位;他们要求开放国内市场却面临各种封建壁垒。民族统一已是大势所趋。资产阶级顺应社会潮流,利用自身所控制的金属资源铸造火炮,敲响了封建城堡的丧钟。火药以及火器让骑士阶层炸的粉碎。如果没有火药与火器,欧洲的骑士阶层就能依靠盔甲和刀剑再维持一段时间。在国王和教皇及封建主的斗争中,火药与火器技术使国王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新的民族国家最终得以确立,资本主义得以取代封建主义。有关研究强调,民族主义与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有不可分割的渊源。民族国家是西欧现代化发展的条件也是其结果。没有民族国家这个载体,西欧现代化就不能发生。[7]
       13世纪火药和火器的传入对后来欧洲军事变革的发生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另外,14-17世纪的欧洲正处于一个对一切制度和观念重新思考的时代,这也是各种军事技术、战术及军事制度不断革新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和阿拉伯人几百年的争斗中,欧洲人学会了制造和使用火器,而后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战争的需要,欧洲人自行改进了火器,并创造了相应的战术。经过15-17世纪的实践研究,欧洲的军事得到发展,促成了军事文明的长足进步。军事文明的进步是多方面的,但火药、火器的推动是其它因素所无可比拟的。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欧洲军事率先完成了向近代军事文明的嬗变,并在此后几个世纪称雄于世界,导致殖民资本主义时期的到来。
       毋庸置疑,火药用于开采矿产资源、开凿运河、隧道及建设铁路等,有助于经济的发展。火药还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火器这项发明进一步推动人们开发利用蒸汽膨胀力为动力的机器,随着逐步熟悉,诸如火器中发生的爆炸的力学,诱导出几乎无休止的利用其动力的尝试,从帕潘的最初的努力一直到近代内燃机的制造。”[8]
三、指南针和航海技术
       指南针是远洋航行的首要条件。13世纪以前,欧洲尚未引进中国指南针、造船与航海技术,因此其航船只能在近海活动。中国在设计、制造适合远洋航行的船舶方面,有几项基本的技术发明,传播到西方国家,对于西欧航海技术的突破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因为远洋船船体较大、载重量大,必须有机动灵活的操纵装置,以便根据情况变化,能随时调整航向和航线,避开风险。中国从汉代以来在船尾安装的轴转舵,有数人之高,可左右摇摆、上下升降,就是为此目的而设计的。宋代又发展了平衡舵,既方便操作,又能很快使大船调转方向。其次,中国船在船头或两侧装有比桨更强有力的摇橹作为推进装置,宋代又使用桨轮。中国人还从3世纪以来,在船上装有支撑长方形帆的多桅杆,船帆以竹片编成,像百叶窗帘那样可以拉上拉下,有抵抗风力大小的应变能力。最后,船底空间由若干个水密船舱互相隔离。一个舱内进水,其他舱仍完好,不致使全船沉没。[9]
       因指南针和航海新技术所引起的地理发现的直接政治和经济后果在当时就立刻显示出来,首先是海外殖民地的建立。一些大西洋沿岸的小国,将其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扩展到比其本土大许多倍的非洲、美洲和亚洲地区,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新的活动场所。他们利用殖民地的资源、财富和人力来发展、壮大自身,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西方殖民者打破了被他们所征服的地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使其为西方商品经济服务并纳入其市场范围,从而形成了世界市场,重新建立了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新秩序。而新航路的开辟、新世界的发现以及由此导致的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使西欧人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推动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理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这对西方跳跃转型的促进作用同样是深刻而深远的。正是因为以上诸种外部条件的重要作用,使西欧封建制中断了向地主制社会的渐进转变,通过借鉴与创新,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商业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政治革命的一系列嬗变,实现了对封建制的跳跃发展,率先跨入工业社会。[10]
       指南针和航海新技术的传播也促进了西欧科学技术的变革。如牛顿用万有引力来解释行星沿椭圆形轨道绕太阳的运动,地球的重力不过是万有引力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开普勒提出的在地球上和行星之间普遍存在的磁性引力概念,在牛顿这里换成了万有引力,实现这一转换并不存在哲学上的困难。牛顿的力学体系或经典力学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重要支柱,在这一科学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可清楚看到沈括→马里库特人皮埃尔→吉尔伯特→开普勒→牛顿的磁学思维的世系谱,这一世系谱的始祖就是指南针的中国发明人。磁学的影响已扩及力学和天文学。[11]
四、其它
       欧洲有幸成为近代科学的起源地,但是,仅仅借助于古代希腊的科学遗产和黑暗中世纪欧洲零散的技术资料,是构筑不起近代科学技术大厦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谈到近代科学出现前的科技背景时,主要列举了大约34项中世纪发明,从这个不完全统计中已可看到,其中50%以上不是在欧洲完成的,实际上都是来自中国。只有向欧洲注入以四大发明为主体的中国科技发明和思想,近代科学技术大厦才能建成。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大量的发明以及东方发明的输入,它们不仅使希腊文学的输入和传播、海上探险以及资产阶级宗教改革真正成为可能,并且使它们获得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的和更为迅速的进展。此外,它们提供了古代从未想到过的、即使还没有系统化的许多科学事实(磁针、印刷、活字、亚麻纸——十二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和西班牙的犹太人所使用的;棉纸自十世纪以来逐渐出现,而在十三和十四世纪已经传播得更广,莎草纸从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以后就根本不再使用了)——火药、眼镜、在计时上和力学上都是一大进步的机械时计”。[12]
       具体以数学为例。近代科学在数学上的伟大创造,一是解析几何,二是微积分。数学史家们普遍认为,微积分不仅为近代科学大师们推论宇宙定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还为创立许多新的科学领域提供了源泉。然而,微积分的创造并不只是西方人独有的贡献,东方人的智慧也为其提供了有益的灵感和有效的方法。吴文俊指出:“西欧17世纪以后才出现的解析几何与微积分,乃是通向所谓近代数学的主要的两大创造,一般认为这些创造纯粹是西欧数学的成就。但是中国的古代数学决不是不起重大作用(甚至还是决定的作用)的”,“我们甚至不无理由可以这么说,微积分的发明乃是中国式数学战胜希腊式数学的产物”,“近代数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主要是靠中国的数学,而非希腊的数学,决定数学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是中国的数学而非希腊的数学”。[13]
       总之,以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和和航海技术等为代表的发达的中华农业文明,对西欧封建社会跳跃转型的促进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们作为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包括相关科技思想、工具和设备构造原理以及全套制造工艺,引入欧洲后产生的直接后果是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导致一系列与中世纪科学相抗的新兴学科的建立,最后终于促成科学技术革命。它们作为社会生产力,能立即转化成新兴产业部门的新产品,在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对外事务等领域内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并被新兴资产阶级用作推翻封建制、建立资本主义的物质手段。换言之,四大发明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结合后的综合效应,促使欧洲告别中世纪,向建立新科学和新社会的方向上迈进,从而揭开近代史的序幕。正如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进一步高度评价中国文明在西方的传播。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大的杠杆。”[14]
 
[参考文献]
[1]钱双逢,冷树青.外部社会条件在后发文明系统跳跃转型中的作用[J].理论导刊,2009,(6).
[2][英]李约瑟著,袁翰青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1).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23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3.
[4]汝信总主编.西欧文明(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35.
[5][9][11]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532;564;574.
[6]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93-494.
[7]钱乘旦.欧洲文明――民族融合与冲突[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10.
[8]Vacca G.Origini della scienza.I.Perche non si e sviluppata La in Cina.Quaderni di Sintesi.Blanc A G,ed.no.l.Roma:Partenia,1946.11.
[10]冷树青.社会形态跳跃转型的哲学基础[J].理论导刊,2009,(10).
[12]恩格斯,于光远译.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0-41.
[13]吴文俊文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6-10.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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