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界关于人类社会发问题的探讨侧重于纵向社会形态的演变，忽视其横向融合一体化。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纵横向的统一。重视和加强人类社会发展纵横向统一性问题的研究应立足物质生产原理，确立国家关系的人类系统结构，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与国家间竞争合作性的逻辑统一，由此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关键词]社会基本矛盾；国家及其关系；纵横向统一性

       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3年第1批招标项目“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微观基础与宏观结构研究”[课题编号JD1362]的阶段成果。

      

       学界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丰硕，既有纵向社会形态的视角，亦有横向融合一体化的探讨，富有启发性。然而，有关研究迄今仍存在较多的分歧与争鸣。我们认为，立足国家及其关系的人类系统观，肯定人类系统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坚持实现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与国家间竞争合作性的逻辑统一，是深化认识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积极尝试。

       （一）纵向层次演进视角

       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纵向层次演进，主要侧重于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国内学界的成果首先是“五形态”与“三形态”的争论。自刘佑成在马克思的“伦敦手稿”中“发现”并强调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以来，赵家祥、孟庆仁、奚永兆、段忠桥、刘曙光、叶险明和季正矩等学者就围绕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二者的逻辑关系和“五形态理论”的文本依据等问题展开研究。其中，段忠桥认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指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1]而非学界通常所说的人的发展的三形态。张凌云和孙显元等则力图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形成史的研究中将二者统一起来，其代表作是张凌云《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片论——从“巴黎手稿”到“人类学笔记”》和孙显元的《马克思社会形态划分理论的演变》(上、下)。

       其次是对社会形态范畴内涵的探讨。赵家祥等将社会形态看作是一个包括生产力在内的全部社会要素组成的统一的完整的社会体系，是按照本身特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活的社会有机体。[2]段中桥则在区分“社会形态”与“社会形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含义的基础上，指出“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指的是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指的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的整体结构。”[3]孙显元则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将社会形态看作是“在人的发展阶段基础上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统一”。[4]  

       西方学者对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多是从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如波普的“证伪”、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等。西方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等人则从结构主义入手，得出社会形态是“同时性的整体结构”和“反还原的多元决定”的非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佩里.安德森、G.A.柯亨等人特别关注对马克思社会历史概念的“功能解释”。

       此外，西方还提出了许多很有借鉴意义但缺陷明显的历史分期理论，如斯宾格勒、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的文明形态理论、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这些创新性的社会发展理论可以说都蕴涵着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革命进行否定的倾向，因而有非科学性和非历史性的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罗荣渠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他以历史学家的特殊视角深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多样性统一的历史发展观。[5]在《现代化新论》著作中，罗荣渠进一步论述了是一元单线还是一元多线、单因素论还是多因素论，以及宏观架构的设想三个方面的问题。他指出：“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科书中一直将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解释为单线式的。”“从宏观历史来看，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发展既不是划一的，也不是同步的。”“为了构筑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框架。必须重新认识生产力在历史大变革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它在不同的历史发展大阶段中与生产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相互联系”[6]

       所谓“一元”，“是指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经济力的变革，在这里三大生产力形态引导出的历史演进阶段，是世界不同地区的文明演进一般必经的顺序和阶段。……这是社会发展‘一元性’的中心意思。”而“多线”，则“是指在同一大生产力状态下的不同社会的发展，受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千差万别，但可以归纳成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都不是单向度的、静态的，而是多向度的和动态的。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多线性’的中心意思。一元性是社会发展的共性，多线性是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两者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共性与特殊性的统一。”[7]

       相对于“五形态”或“三形态”的争鸣，“一元多线论”较好地解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然而，无论是“五形态”和“三形态”，抑或是“一元多线论”，都不同程度上忽略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横向融合与一体化演变。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横向融合一体化研究，主要体现在有关世界历史理论的探讨中。国内学界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主要成果有：

       从当代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角度，挖掘世界历史理论对科学把握全球化实质及指导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论意义；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探讨世界历史理论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实质以及正确处理两者关系的方法论问题；从社会发展理论出发，比较世界历史理论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乃至邓小平的世界公民思想，揭示其对当代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人的发展和社会交往角度，即整体的观点和过程的观点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发展理论。此外，国外学者很少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往往是从当代全球化出发，分析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相关理论观点。虽然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但存在历史与阶级的局限，多立足民族主义立场，维护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否认无产阶级世界观。[8]

       然而，学界有关研究尽管在世界历史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取得一致认同，但并没有进一步探讨以物质生产的发展为基础的人类社会横向融合一体化的内在机制，因而存在简单地以生产方式或社会基本矛盾原理解读世界历史复杂演变的倾向。诚然，有学者重视对社会横向发展规律的研究，强调人类社会横向发展的特殊性，富有启发性。但主要仍是立足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逻辑框架。有关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民族国家的形成为扫清封建障碍，促进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进而促进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涨起了重大作用。……资本主义的扩张与统治，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全面对抗，阶级斗争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民族解放运动也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9]

       但是，人类社会的横向发展反映的是作为文明发展独立主体的国家间的关系，社会基本矛盾仅仅是作为人类系统子系统的国家内部的范畴，国家范畴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并不能完全解读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换言之，世界历史存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文化矛盾和环境矛盾；[10]世界历史的矛盾发展过程存在总体性和不平衡性等基本规律。总体性是指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与国家的矛盾，不平衡性是世界历史的区域性矛盾。[11]由此可见，社会基本矛盾难以完全涵盖世界历史的复杂性，诸如国家与全球化的关系、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的关系、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在部分国家率先取得胜利的客观性等现象，既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同时也意味着民族国家矛盾的交织

       有意思的是，史学具有从整体上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传统，当代史学的发展尤其显著。1963年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的发表，标志着从整体上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诞生。此后，麦克尼尔与斯塔夫里阿诺斯各自完成了《世界史》、《全球通史》的撰写。1980年代以后，全球史研究引起越来越普遍的关注。国内吴于廑和彭树智等学者在欧亚大陆农牧文明关系和中亚文明交往等方面产生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然而，全球史观重视文明的交往与互动，但未能揭示文明发展的内部动力。科学的历史分期，应以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社会形态为划分标准。[12]“我们应当看到，离开对各文明社会内部发展的考察，仅仅以各文明的发展形势或跨文化互动作为世界历史分期的依据，无法对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作出充分和根本性的解释。而目前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研究在对各文明社会内部发展的考察特别是在发展动力方面的研究暴露出明显的不足，这已经成为西方通史类全球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13]

       因此，对于人类系统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研究，需要突破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局限，但决不可忽视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性。因此，有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既要肯定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特殊性，同时也要进一步揭示出纵向层次演进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内在联系。

       吴于廑十分重视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他立足物质生产的发展揭示人类社会纵横向发展统一性的内在逻辑，强调纵向发展是横向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纵向发展，横向发展得不到开创；而横向发展又是纵向发展的标志，没有横向发展，纵向发展不可能形成质的飞跃。[14]

       有关研究也认为，人类社会的纵横向统一发展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人类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因在于生产力与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与世界性市场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从而消灭了前资本主义时代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形成了民族国家，出现了世界历史进程。因此，“从横向看，建立在生产力与分工普遍性发展基础上的各民族间的普遍交往，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都不可孤立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之外，从纵向上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落后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把历史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注定要使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冲破国界，走向世界。”[15]

       从纵向层次演进与横向融合一体化两方面的内在统一中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无疑能够有效避免纵向层次演进或横向融合一体化单一视角的局限。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纵向发展，主要是指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趋势，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时间上的前进和上升的运动。其内在原因是生产力发展在历史中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及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横向发展，主要是指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它主要表现为一种空间上的开放和全球化的运动。其内在原因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这两种社会发展趋势是辩证统一的关系。”[16]

       但遗憾的是，如同横向融合一体化视角没有进一步具体阐述其有别于纵向层次演进的特殊规律，尝试综合纵向层次演进和横向融合一体化观点的纵横向统一性视角，在坚持物质生产原理的基础上，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揭示纵向层次演进与横向融合一体化各自不同的逻辑路径。倘若人类社会发展的横向融合一体化与纵向层次演进并无区别，或者说，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既可以解读纵向层次演进，亦能说明横向融合一体化，就不会存在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问题莫衷一是的困惑了！由此可见，学界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讨论已经涉及到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的坚持与发展。

       学界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探讨富有启发性，尽管不同观点存在种种分歧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似乎都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即在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时，混淆了国家与人类社会的区别，常常把国家的发展等同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倘若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为国家关系而非社会基本矛盾，确立国家及其关系的系统结构，明确国家与人类为人类系统的两个不同层次，视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形态为国家内部的范畴，并肯定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纵向层次演进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统一，则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无疑将有所深化。

       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首先需要重新认识人类系统的构成。

       关于人类系统的基本结构似乎是一个无需讨论、不言而喻的问题，其实不然。表面上看，人类活动的基本内容，无非是经济、文化和政治，而经济、文化和政治活动的本质可进一步抽象为社会基本矛盾。但是，经济、文化和政治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国家共同体，从人类整体看，国家其实不过是文明的区域性存在，或者说是文明存在与发展的独立载体，是内部阶级分化与外部文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具有时空性。[17]也就是说，现实的人类社会是由国家所构成的，国家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产生人类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认为人类系统的结构具有双重性，即社会基本矛盾（子）结构与国家关系（母）结构。所谓双重性，是指社会基本矛盾结构具有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而国家关系结构又是渐进形成的，特别是全球性的国家关系实质上是近代以后的产物。

       人类系统结构的双重性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它强调对于人类社会的把握应坚持阶级性与国家主权性的统一。如果我们将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载体国家等同于人类社会，则势必难以完全解读人类社会现象，何况国家关系存在国家利益和主权问题。但将社会基本矛盾视为国家范畴，并不意味着否认物质生产原理的科学性。物质生产原理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出人类社会产生、发展与演变的根源以及人类系统发展的时空统一性。一方面，物质生产的分工与合作深化，不断突破原有社会共同体的限制，逐步拓展其区域空间；另一方面，物质生产的时空演变亦为文化、特别是政治的空间拓展或整合提供物质基础。然而，政治的整合，既是共同体自身内部阶级分化的要求，事实上，也存在对特定区域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任何政治性的整合都是纵横向的统一。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利益与主权重要性的凸现、国际政治秩序民主化的发展以及去国家化演变中新的全球整合机制的逐步形成，无不彰显出有别于阶级关系的国家关系在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认同人类系统的国家关系结构，势必进一步肯定国家间的竞争合作性。国家间的竞争合作性揭示出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内在逻辑。简言之，国家子系统间的竞争与合作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及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推动社会形态的纵向层次更替以及横向融合一体化。[18]

       马克思也曾充分肯定文明发展的区域性及其相互间的不平衡性。他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19]因此，《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20]即使是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存在渐进与跳跃的不同形式，“从半野蛮状态到现代状态的这种历史的过渡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实现的呢？……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21]国家间的竞争合作性正是根源于文明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

       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无疑是科学认识世界历史复杂演变的重要因素。世界历史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产生相互促进。一方面，从国家内部看，资产阶级“把国家经济提升为国家的本质与目的”。[22]这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秘密所在，也是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够不断的、积极的推进资本扩张和经济全球化，从而使世界历史不断发展的根源。[23]另一方面，从国家关系看，由于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合作性，“民族主义与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有不可分割的渊源。民族国家是西欧现代化发展的条件也是其结果。没有民族国家这个载体，西欧现代化就不能发生。”[24]“民族发展差异所产生的冲突是西欧近代史的一大主题，但时至今日，这种不平衡又被平衡的发展相对拉平了，民族间的纠纷于是开始平息。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欧一体化运动开始，其结果就是今天的欧盟。”[25]

       有关研究认为，“唯物史观的发展不仅需要理论内容的不断丰富，而且还需要研究范式的不断更新，两者相比，后者是更为重要的方面。”[26]肯定人类系统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突破将社会基本矛盾等同于人类系统结构以及仅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认识国家及其关系的局限，肯定国家子系统间的竞争与合作对文明横向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深化了对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和世界历史理论的认识，意味着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的传承创新。

       事实上，唯物史观既重视纵向社会形态的演变，也肯定文明发展中的横向融合一体化。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曾对马克思关于文明共同体间相互作用的思想作过以下概括：“整个历史，除非常古老的和我们所不知道的时期以外，是在不同部落和共同体之间，然后是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接触和冲突的基础上发展的。……例如内部困难常常促使某个国家参加外部冲突；有时则相反，外部冲突影响着内部关系的改变。”[27]世界历史思想进一步揭示出人类系统的纵横向统一发展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全球化的必然性，但其主要立足社会基本矛盾的逻辑，侧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经济与阶级意义，将阶级关系与国家关系简单等同起来。梁树发认为，“从民族关系中的阶级关系来理解民族的特殊性，把民族之间的关系看作实质上的阶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民族观点本质，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科学观察并从中得出的革命的结论的基础。”[28]

       因此，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系统横向融合与一体化的复杂性重视不够，对世界历史的演变过于乐观。由于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存在以国家为载体的经济冲突，文化融合，存在全球化过程中人类共同面临的诸多问题，应充分肯定世界历史发展中国家的主体作用。国家是完成了的政治整合，国家关系是未完成的政治整合，但非仅仅是阶级整合。世界历史的复杂演变表明，人类系统的横向融合与一体化具有特殊性。纵向社会形态的更替源于社会基本矛盾，横向融合与一体化则为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所推动，纵横向的统一发展根源于物质生产的作用。因此，东方社会率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独立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无疑不能仅仅以社会基本矛盾的逻辑解读，同时也需要从人类系统的横向发展中民族国家间的竞争、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以及文明借鉴创新中的跳跃转型予以把握。

      纵向层次演进即横向融合一体化，层次更替包括融合发展；横向融合一体化即纵向层次演进，融合一体化乃整体的阶段性增强。纵向层次演进揭示的是人与自然资源生态等矛盾所产生的人类分工的矛盾，横向融合一体化主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资源生态等矛盾所产生的人类共同体间的矛盾。人类系统纵向社会形态的演变与横向融合一体化内在统一、相互促进。阶级性和民族性或主权性分别构成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两大基本因素。从人类系统看，国家子系统既是经济、文化和政治共同体的独立单元，无疑也是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国际化的物质载体。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是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逻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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