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系统的整体性彰显其基本单元与结构为国家及其关系；区别于国家层次的社会基本矛盾结构，可将国家关系结构视为人类系统的宏观结构。体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生产既是国家亦是国家关系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前提，由此成为人类系统形成与演变的微观基础。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微观基础与宏观结构的提出是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积极尝试。
[关键词]纵横向统一性；微观基础；宏观结构；社会基本矛盾；国家关系
[作者简介]冷树青（1962—），男，汉族，江西武宁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和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系统哲学研究。（江西九江 332005）
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3年第1批招标项目“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微观基础与宏观结构研究”的主要成果。
人类系统的存在与发展是纵向社会形态的层次更替与横向区域性融合一体化的统一。[1]然而，通常所习惯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对人类社会的解读，着重于对国家现象的考察而忽视国家关系，侧重于揭示人类系统的纵向层次演变而淡化人类系统的横向融合一体化。究其原因，乃是在于社会基本矛盾属于国家内部结构，国家与人类系统并不能简单等同。从人类系统的整体性看，国家仅仅是人类系统的子系统。倘若我们将国家关系解读为人类系统的宏观结构，则能走出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逻辑困境，客观地揭示人类系统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无论是国家或国家关系，本质上都为物质生产的微观基础所决定。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将国家与国家关系统一起来，探讨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微观基础与宏观结构，有益于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的传承创新。
一、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宏观结构
由于人类系统的整体性以及其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应将国家视为人类系统的基本单元，同时肯定国家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人类系统。为区别于通常所习惯的——实质上是国家子系统的——社会基本矛盾结构，国家关系可称之为人类系统的宏观结构。
（一）国家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由于温暖湿润的非洲在冰河时期气候变冷，草木枯竭，人类祖先不得不依依惜别其发祥地的非洲东南部大草原，迁徙至世界各地，开始了天各一方的文明创造征程，同时也是纵向社会形态的层次更替与横向区域性融合一体化的演变过程。因此，不论是采集狩猎文明，还是游牧农耕文明，或者既使是当今全球化的工业信息文明，都仍然是一种区域性现象，存在十分突出的不平衡性，文明的融合一体化任重道远、艰苦卓绝。而国家作为人类从氏族部落血缘社会向区域性地缘社会演变的转折，或者是作为人类系统一体化发展的杠杆，便是文明区域性存在的独立载体和典型，亦是文明存在和发展的高级社会形式——诚然，并非是最高形式。因此，通常所说的人类活动的基本内容政治、经济和文化是以国家为载体的，国家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区域性整合，具有独立性，而其存在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体现为社会基本矛盾。
国家构成文明发展的独立载体和基本形式，一方面是因为体现人类智慧的伟大创造的社会性实质上是利益的共同体，即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三位一体。全球化无非是人类利益的整体性的增强，也是后国家时期新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人有物质和精神需要，人类通过自身的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化的竞争合作关系生产物质和精神产品，并通过政治管理实现这两个基本需要。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这三个要素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大体说来，物质生产主要生产人所需要的物质产品；精神生产主要生产人所需要的精神产品；而政治管理，即由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所产生的利益关系，乃是这种需要或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社会分配方式。”[2]
另一方面，经济和文化活动或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只有通过政治整合，才能构成利益共同体，人类的社会性才具有独立性和稳定性。国家是人的社会性的政治整合与人的利益的实现和保障。但是，政治整合的区域范围和时空拓展方式，却又为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文明的融合程度所制约。这是由于，国家形态的政治所整合的不是抽象的经济和文化，而是存在不同区域的组织化了的社会群体，其中既有社会分工性质的阶层、阶级，也有文明融合中的民族、村族，等等。正如有关研究所指出的，中国国家起源的重大特征，是“华夏本土星罗棋布的姓族和氏族部落及其大大小小的联合体一步步演变为地方性的部族宗法国家，并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不同级别的宗联合体。……夏、商、周三代‘王朝’，事实上仍是由众多部族性的‘方国’围绕一个中心‘王国’而组成的‘松散联邦’式的大地域组织”。[3]甚至恩格斯也认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4]
因此，无论是就物质生产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文明的融合程度而言，还是从人类系统的世界整体考察，国家既是特定社会内部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化的产物，同时，也与文明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存在必然的联系。国家产生的内外因特征，有益于全面解读国家现象。国家问题局限于内因而淡化外因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或者将国家产生的外因仅仅归结于自然环境而忽视社会环境同样是难以理解的。通常忽视国家产生的外部因素，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将国家子系统与人类系统简单等同，由此未能科学把握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区别与联系，从而以处于国家子系统层次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解读国家关系，将国家关系视为阶级关系，将人类系统简单化，只注重人类系统的纵向社会形态的演变，忽视人类系统的横向融合一体化。
国家产生的内外因综合作用清楚地表明，国家是阶级性与公共性的统一，同时也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国家是文明的基本单元，以人类系统子系统的形式产生与演变。由于文明的区域性存在，人类系统存在多个处于文明发展程度不同，或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社会形态的性质特点不同的国家的并存，国家是人类文明融合一体化的重要杠杆，阶级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同时消亡。
（二）国家关系
人类文明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其存在与发展是纵横向的统一。因此，国家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国家关系，即具有时空性的人类系统的宏观结构。国家是人类系统的子系统，社会基本矛盾属于国家子系统层次的结构。诚然，国家子系统是具有较高独立性或主权性的子系统。正是因为国家子系统作为文明独立发展的载体和高级形式，不应将国家子系统仅视为人类系统的基本结构要素，而是具有独立结构和自我发展能力的特殊单元。因此，我们往往习惯于将社会基本矛盾结构与人类社会结构等同起来。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将国家关系视为人类系统的宏观结构。
国家关系的实质是竞争与合作的统一。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既要不断提高个体的脑力劳动能力，更要借助整体性的社会力量，逐步增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分工与合作所产生的社会性是人类伟大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不断进步的奥妙所在。倘若人类的社会性系统是有多个层次构成的结构，则国家间的合作无疑是人类社会性最高表现，并且是人类社会性不断增强的基本动力和必然要求。自阶级社会以来，国家无疑是人类不断融合一体化以及增强自身整体性的重大杠杆。国家间的合作深刻揭示出人类共同利益的客观存在，反映出人与自然关系的维系与深化有赖于国家关系的不断进步。
然而，国家间的竞争也具有必然性。竞争与合作有如一块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文明的横向融合发展即由分散、封闭和孤立逐步走向联系、开放和一体。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等的差异产生了发展程度不同和各具特点的文明共同体，即作为个体存在形式和利益载体的政治组织——国家。国家子系统间的主要矛盾非阶级矛盾，而是国家利益的矛盾。人类文明的发展迄今为止仍然是区域性推进的，从而形成了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由此决定了国家利益的客观性和至上性，而自然资源满足人类需求的相对有限性，导致不同区域文明或国家间利益的冲突，必然产生国家关系的竞争性。[5]
国家间的竞争合作性是人类系统整体性的内在表现，而所谓整体性即不可还原性和非线性。国家与国家关系是人类系统的两个不同层次。国家关系源于国家，但不可简单还原为国家，也就是说，社会基本矛盾原理难以完全解读更高层次的国家关系。人类系统是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的统一。阶级性反映社会分工的矛盾，主权性反映文明发展的区域性矛盾，人类性反映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的社会性具有层次性，阶级性是基本形式，主权性是高级形式，人类性是最高形式。国家间的竞争合作性体现出主权性和人类性的实质。
国家间的竞争合作性充分表现在国家形态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国家形态历经民主城邦国家、专制王权国家与民族国家三大阶段，其实质一脉相承。这个演变过程，从纵向看，是阶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演变，反映出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人的独立与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从横向看，所体现的是文明融合与整体性的阶段发展，是文明从封闭到开放、从孤立到联系、从战争到和平、从冲突到合作的逐步发展。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更是深刻体现出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一方面，资本主义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又进一步“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
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推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及社会形态的纵向层次更替，同时也意味着文明的横向融合与一体化。阶级性与主权性成为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共同推动力量。
二、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微观基础
系统发展的非线性揭示出国家子系统与国家关系系统的本质区别。然而，倘若我们认同人类有别于其它生物的智慧是社会性，而社会性是基于物质生产的社会分工，分工本质上揭示出人类的竞争合作性。那么，无论是反映国家层次的社会分工的阶级关系，还是进一步体现分工的国际化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文明融合的国家关系，都不过是一种基于社会分工的竞争合作关系。这种充分体现人类社会性实质的竞争合作性无疑都进一步取决于物质生产的发展，由此深刻揭示出物质生产在人类系统存在与发展中的微观基础作用。
（一）猿向人进化演变的根源
物质生产是猿进化为人的决定因素。诚如恩格斯所言，“劳动创造了人本身”。[7]一方面，人本身的形成过程与单纯的生物进化的方式途径不同。人类祖先仅为人类能成为人提供了机体结构的前提，即只提供了可能性，而人之所以能成为人还由于自己的劳动。另一方面，从猿到人的转变是一个过程，经过直立行走、手的发展变化、人的意识开始萌芽、语言和思维的形成等不同阶段，不管哪一阶段，劳动都起到了动力和基础作用。尽管人的劳动从猿的本能活动发展而来，但只要不会制造工具，猿始终转变不成人。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人类劳动使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与动物对自然界的关系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
（二）人类系统存在与发展的前提
物质生产构成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微观基础，首先表现为人类系统存在与发展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8]
同时，物质生产还是我们科学认识人类系统的钥匙，深刻揭示出人类系统产生与演变的奥秘所在，体现出人类系统存在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9]
（三）国家以及社会形态产生与变革的基础
恩格斯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0]
社会形态的更替亦然。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2]
（四）文明横向区域性融合一体化的动力
物质生产是文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动力，这不仅是由于它的物质基础作用，也因为物质生产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空间拓展的过程。无论是畜牧业和农业分离的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还是农业和手工业相分离的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或者是商人阶层产生并导致城乡分离的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乃至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分工，都表现为社会分工的区域性拓展。
由此可见，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标志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也就是文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水平不断增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於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於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於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13]特别是当代科技创新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导致文明融合性质特点的根本转变，实现了人类从孤立、封闭与分散到互动、开放与整体的跨越发展，奠定了人类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物质基础，促进了国家间的利益共生，文明的融合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
（五）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必然性
物质生产是纵向传承积累与横向传播拓展的统一，具有时空性。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脑力化、社会化与全球化）既决定人类系统的纵向层次演变，也决定人类系统的横向融合一体化。换言之，人类系统的纵向发展源于物质生产的国家内部分工，人类系统的横向发展源于物质生产的国际分工，即人类系统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源于人与自然的矛盾所决定的物质生产的时空性。
政治的整合是纵横向的统一，其纵横向整合的水平有赖于物质生产的空间拓展或分工的社会化程度，标志着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新阶段的世界历史正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於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14]
三、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视角
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促进唯物史观的时代化，已成为我们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的内在诉求和共识。诚然，唯物史观的时代化有其自身内在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只坚持不发展，也不能只发展不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毋庸置疑。然而，即使其基础理论亦并非不需要自我完善。有关研究认为，“唯物史观的发展不仅需要理论内容的不断丰富，而且还需要研究范式的不断更新，两者相比，后者是更为重要的方面。”[15]人类的实践在不断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新的实践呼唤我们不断拓宽理论视野，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完善中不断迈向新境界。
学界关于人类系统发展纵横向统一性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展开，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关于人类系统发展纵横向统一性的阐述富有启发性。他强调物质生产的根本作用，但并未进一步揭示国家关系或国家间的竞争合作性在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中的动力作用。[16]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微观基础与宏观结构的提出，在理论上，是人类系统发展纵横向统一性内在逻辑的展开，而在实践上，则是时代主题的转换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解读。我们立足唯物史观的物质生产原理，坚持国家及其关系的统一性，明确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内涵外延，突破以意识形态为圭臬处理国家关系的局限，强调国家间的竞争合作性在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中的基本动力作用，以阶级性与主权性的统一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正是这种努力的积极尝试。
[参考文献]
[1][5]梁莉，冷树青.人类系统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J]. 理论导刊，2011，(10)：55.
[2]冷树青.论社会的构成要素[J]. 求实，2007，（6）：32.
[3]汝信主编，陈启能等著.文明理论[M]. 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93.
[4][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740-741．
[6][8][9][13][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79；92；68；88-89.
[7][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160-169.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4.
[15]何萍.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J]. 学习与探索，2009，（5）：54.
[16]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