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基本矛盾观着重从国家范畴揭示人类系统的纵向发展规律。人类系统是国家及其关系的统一，其发展是纵向层次演进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相互促进的过程，人类系统观整合阶级性、主权性与人类性，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终极价值。和谐世界思想与时俱进，坚持与发展世界历史原理，强调人类系统观与社会基本矛盾观的统一性，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化。
[关键词]人类系统观；社会基本矛盾观；世界历史理论；和谐世界思想
本文为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和谐世界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编号12YJA720010）的阶段成果。
毋庸置疑，社会基本矛盾观具有深刻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但它主要着重于从国家层面揭示人类社会的纵向发展规律。由于人类系统是国家及其关系的统一，纵向层次演进与横向融合一体化不可分割。国家属于人类系统的子系统，社会基本矛盾观主要体现国家子系统结构内部的性质、特点与规律，未能彰显国家作为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主体的主权性。同时，人类系统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还具有人类整体利益的诉求，她通过对国家子系统的整合促进人类整体利益的实现。和谐世界思想的人类系统观推动世界历史理论的与时俱进，实现了人类系统观与社会基本矛盾观统一，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化。
一、社会基本矛盾观
（一）社会基本矛盾观的提出与形成
社会基本矛盾观的提出与形成有一个过程。马克思是这一原理的奠基者。他在深入考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社会形态下社会矛盾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核心思想，认为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矛盾，它规定着社会的性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且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他“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其全部“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的时候，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作为贯穿人类社会一切形态的基本矛盾，给予了总体性的科学概括。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尽管马克思并没有在贯通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意义上，明确地提出社会基本矛盾这个概念，[2]但清楚地概括了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核心内容，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物质生产的根本作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基本矛盾的演变与社会形态的更替。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充分肯定社会主义必然存在矛盾。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
[3]即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阶级对立将会消失，但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阶级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列宁的重要贡献不仅拓展了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外延，还表现在丰富了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内涵，进一步揭示出其客观规律性。他强调：“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视为
自然历史过程”。
[4] 毛泽东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原理，在贯穿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意义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只不过这个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5]由于马克思未能提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概念，并把它概括为贯通人类社会一切形态的“基本的矛盾”。[6]这标志着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核心内容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形成，并在实践中长期成为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基本矛盾观。
社会主义实践中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基本矛盾观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在社会形态更替与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历史阶段，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必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同时，由于历史的惯性或时代主题转变的过渡性，也就不难理解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阶段，这种阶级与意识形态化的世界观何以超越国家层面，进一步演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家关系的主要原则。但需要特别补充说明的是，一定程度上由于前面原因的影响，长期以来，将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与历史唯物主义“完全”等同起来，把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简单地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源于传统乃至现实教科书始终如一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化解读。
（二）社会基本矛盾观的科学性与革命性
社会基本矛盾观的产生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但这并不能否认社会基本矛盾观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社会基本矛盾观深刻揭示出国家的实质和人类的根本价值追求。
首先，社会基本矛盾观强调物质生产的基础作用。“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7]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既深刻揭示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的本质联系，同时也反映人对自然的依赖性，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人类整体利益诉求产生的根源。
其次，人类社会性的本质是体现竞争与合作统一性的社会分工。人类历史的发展演变深刻表明，只要有国家存在，社会分工就必然具有阶级性。国家具有公共性，但其本质仍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诚然，国家的阶级性与公共性并不是绝对的，但阶级性与公共性相互间的此消彼长有一个历史过程。人类的根本价值追求是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人类平等的最终实现。正是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逐步创造阶级与国家消亡的条件，从而促进文明的横向融合与一体化，不断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最后，应予强调的是，国家关系中的主权性与国家利益至上性并不能否认阶级性的客观存在。社会基本矛盾属于国家范畴，构成文明发展独立形式的国家具有主权性，但主权性亦不能否国家关系中阶级性的客观存在。
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借助中心边缘的依附关系、世界劳动分工和阶级冲突等概念揭示出全球化的历史演变，强调核心国家和边缘地区的依附关系本质是剥削关系。伊．沃勒斯坦清楚地指出，国家是实现资本积累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的实力与那个国家的所有者-生产者在世界经济中的经济作用是相适应的。这些所有者-生产者要求国家帮助他们榨取超过他们在其他方面所能榨取到的较大的剩余价值比率。事实上，国家政策能直接帮助所有者-生产者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国家的军事实力能够影响国际经济竞争，等等。[8]
当代全球化的时代主题已从战争与革命变成和平与发展。世界的基本结构从“中心-边缘”结构变成“中心-多极”结构。尽管如此，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和金融资本对世界市场的垄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出于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需要，与竞争对手组成“战略联盟”或进行“横向联合”，通过各种经济组织、协定、条约和会议等，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经济协调机制。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约等，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国际垄断资本彼此协调、联合垄断世界市场的工具，有利于其加深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渗透与控制。全球化使国家阶级向跨国阶级转变，跨国资本家阶级已经形成。[9]
但是，社会基本矛盾观局限于对国家问题的探讨，主要揭示人类文明发展纵向层次演变的规律，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基本矛盾观在处理国家关系中忽视了国家的主权性以及国家利益的至上性。由于人类系统是国家及其关系的统一，纵向层次演进与横向融合一体化不可分割，社会基本矛盾观未能全面说明国家子系统作为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主体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适应时代的变化，从人类整体的高度深化对人类社会的认识。[10]
二、和谐世界思想的理论创新
（一）人类社会的系统性
人类社会的系统性强调国家及其关系是人类系统的基本要素与结构，国家为人类系统的子系统。人类系统性源于人与自然的必然联系以及人类整体利益的诉求，它强调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统一性，通过对国家子系统的整合促进人类整体利益的实现。
突破社会基本矛盾从国家层面把握人类社会的局限，立足国家及其关系探讨人类社会的根据在于：人类系统的产生与发展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但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纵向层次演进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时空过程。一方面，现实的社会基本矛盾只能存在于具体的国家中，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国家作为文明发展的独立主体不断促进自身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纵向演变；另一方面，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深化，日益推动着文明的横向融合与整体性的增强人类的整体利益逐步凸现。因此，国家及其关系实质上处于人类系统的两个不同层面。通常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认识人类社会，必须与国家关系统一起来，而并非是传统习惯的将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简单地应用于国家关系中。换言之，国家关系关系决不仅仅是阶级关系，它所反映的是具有主权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只能是人类系统的子系统，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进一步看，人是社会性的存在。所谓社会，即利益共同体。诸如阶级、国家和人类系统等本质上都是利益共同体。阶级反映社会分工的矛盾，国家反映文明发展的区域性矛盾，人类系统的整体性则反映人与自然的矛盾。因此，人的社会性具有层次性，阶级性是基本形式，国家性是高级形式，人类系统性是最高形式。
人类系统的纵向层次演进主要体现人与自然的矛盾所产生的社会基本矛盾观。人类从采集渔猎文明到游牧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再到科业文明[11]，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日益深化人与自然的矛盾，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国家的阶级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公共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特征，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其阶级状况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人类系统的横向融合一体化主要反映人与自然矛盾所产生的区域性社会共同体间或国家间的主权矛盾。人类从分散到整体，从孤立、封闭到联系、开放，逐渐融合成一个整体，人类的共同利益日益凸显。人类系统的发展是通过人际关系（主要包括阶级与国家关系）的进步不断提高协调人与自然矛盾能力的过程，而当代人际关系进步的重要内容，无疑就是在纵横向相互促进中逐步增强国家间的和平与合作，突出与增强人类的整体意识与利益。人类系统性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内在包含国家范畴的社会基本矛盾观。
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强调应突破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域提出和思考问题的局限。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和创立本身就是借助于“世界历史”的研究而形成的！应从全球化的角度，重新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视野，国际环境与国家不是外因与内因，而应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12]人类社会纵横向发展内在统一，横向融合发展具有自身不同的客观规律。[13]
（二）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系统观的初步揭示
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世界历史理论已科学揭示出人类系统观的内涵。历史唯物主义充分肯定文明发展中的横向融合一体化。马克思指出：“整个历史，除非常古老的和我们所不知道的时期以外，是在不同部落和共同体之间，然后是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接触和冲突的基础上发展的。……例如内部困难常常促使某个国家参加外部冲突；有时则相反，外部冲突影响着内部关系的改变。”[14]而且，随着人类整体性的逐步增强，横向融合一体化的水平不断提高。马克思强调：“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仅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5]这是因为，物质生产的全球化促进了社会系统开放性的增强，文明的横向融合一体化因此愈益突出。
世界历史理论进一步提出了人类社会纵横向统一发展的系统观。相对于社会基本矛盾观对人类系统纵向层次演变规律的揭示，世界历史理论着重于对人类系统横向发展的把握以及纵向层次演变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统一。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离的民族史与地域史而言的，世界历史活动的主体当然是民族国家。它强调区域性文明关系的根本变化，标志着人类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其发展归宿是共产主义。
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6]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对民族国家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类系统发展整体性增强的内在联系。即“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7]
但世界历史理论也存在历史的局限，如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过于乐观，民族国家间的融合复杂艰巨，东方落后国家跳跃“卡夫丁峡谷”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更替的的方式途径与他们的设想并不一致。其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无国家，“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18]同时主张无产阶级国际革命，“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离和对立日益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9]
这种认识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世界历史的复杂演变导致民族国家特点的新变化，更要求我们深化对国家的认识。世界历史既弱化国家主权，也加强国家权力。它导致国内矛盾国际化、国际矛盾国内化，要求国家有能力发展综合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驾驭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维护自身主权、生存权、发展权和安全权。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日益成熟，深刻表明无产阶级的民族国家性，社会主义建设必然是民族国家独立完成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将长期和平共存，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辩证统一。
（三）和谐世界思想的人类系统观
全球化推动世界历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根本上说，全球化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动力，人类社会逐步超越各种制约因素，加强互动、交流，逐步取得共识，遵守共同规则，采取共同行动的过程。时代主题的转变深刻表明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经济日益国际化，各国之间的相互借鉴，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衡的关系，一体化与整体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人类对自身社会管理的规模、内容、速度和效率等空前发展，文明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社会系统演进的整体性，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相关性。当代社会非传统安全的产生，风险社会的到来，表明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界线的淡化，以及传统进步观念乃至阶级矛盾和意识的弱化，也表明民族国家矛盾的日益突出。
和谐世界思想立足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实际，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坚持与发展社会基本矛盾观和世界历史理论，深化了对国家及其关系的认识，提出了新的人类系统观。一方面，坚持国家利益的至上性，阶级从属于国家。“和谐世界思想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以任何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20]另一方面，强调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统一性，倡导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定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21]和谐世界思想还认为，“在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无论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什么模式、什么道路，都在经历时代和实践的检验。各国国情千差万别，世界上不存在最好的、万能的、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只有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22]
和谐世界思想的人类系统观肯定不同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对文明发展的独立性与主体作用，坚持民族国家间的平等合作与共同繁荣，要求各个国家不同制度和文明之间不仅是和平相处、互不干涉内政，还要和谐共存、彼此尊重、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从现存国际体系的批评者和挑战者转变为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从一球两制、和平共处到和平发展、共建和谐世界，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信念，又创造性地发展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途径，体现出社会主义时代信念，开拓了文明发展的新途径。人类系统观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和仅从国家子系统内部认识人类社会的局限，强调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其与自然关系的深化有赖于人类系统整体性的不断增强，人类系统发展的纵向社会基本矛盾与阶级性和横向国家间的竞争合作与主权性不可分割，阶级利益、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内在统一，人类系统的整合是阶级性与主权性相互促进的过程。
实践呼唤并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解放思想是理论创新的前提。人类系统观是人类文明稳定、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新范式。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当代发展，同时也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无疑是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理论的原创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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