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界关于和谐世界思想理论创新的研究着重于从传统文化、外交思想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展开。和谐世界思想的内在逻辑进一步表明，它坚持和发展了人类系统观，促进了人类系统发展纵横向统一性思想的与时俱进，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的重要创新。
[关键词]和谐世界思想；理论创新；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性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和谐世界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编号12YJA720010）。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和环保五个方面，阐述了和谐世界思想的基本观点，涵盖了过去提出的新秩序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新安全观和新环境观，初步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世界观，[1]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促进了唯物史观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关于和谐世界思想的理论创新，学界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从传统文化、外交思想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展开，[2]成果丰富，富有启发性；也有部分学者进一步从唯物史观的层面把握，这无疑是和谐世界思想理论创新研究的深化，但较分散，有待深入与系统化。主要观点有：和谐世界思想肯定了各民族国家间人民矛盾的非阶级性；[3]是关于时代主题的主要矛盾、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明多样性认识的发展；[4]马克思恩格斯过于强调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和谐世界思想肯定两种制度的和平竞争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促进作用，是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当代形态；[5]和谐世界建设是共产主义发展的一个具体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6]和谐世界思想涵盖了迄今提出的新秩序观、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及新环境观，初步勾画了有中国特色的新世界观体系。[7]此外，和谐世界思想在国外也有较大关注，在该思想的提出背景、内容、特点、现实性及其作用等方面都有较系统的研究，存在认同、怀疑和观望三种不同态度。[8]但有关理论创新问题，主要也是从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层面展开。[9]
我们认为，国家子系统性以及其相互间竞争与合作的统一性是和谐世界思想的内在逻辑。和谐世界思想肯定国家是人类系统的子系统，也是文明存在与发展的独立主体，阶级不能超越国家而存在；同时强调国家间的竞争合作性，国家间的平等合作对人类文明稳定、协调和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既坚持了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也肯定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是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产物，科学回答了当代全球化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丰富了唯物史观人类系统发展纵横向统一性的思想，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的原创性创新。因此，关于和谐世界思想理论创新这一重大课题，完全应突破从传统文化、外交思想和国际关系理论角度的局限，立足国家子系统及其关系，从人类系统发展纵横向统一性的高度，全面深入地探讨和谐世界思想与唯物史观的传承创新关系，不断深化和谐世界思想理论创新问题的研究。
一、人类系统的构成及其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
和谐世界思想自觉应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变化，在国际关系中，坚持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进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0]这种关于国家及其关系的新论断是人类系统观的重要创新，它坚持与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结构思想，由此也深化了对人类系统发展纵横向统一性问题的认识。
唯物史观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既重视社会形态的纵向层次演变，也肯定其横向融合一体化。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曾对马克思关于文明共同体间相互作用的思想作过以下概括：“整个历史，除非常古老的和我们所不知道的时期以外，是在不同部落和共同体之间，然后是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接触和冲突的基础上发展的。……例如内部困难常常促使某个国家参加外部冲突；有时则相反，外部冲突影响着内部关系的改变。”[11]世界历史思想进一步深刻揭示出人类系统的纵横向统一发展根源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因此，纵向层次演进与横向融合一体化是人类系统演变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12]前者是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依次更替，主要表现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国内变革，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直接动力；后者则是文明的融合与整体性的增强，各地区由相互封闭到逐步开放的一体化过程，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为基本方式，二者相互促进。大体说来，一方面，纵向演进是横向融合的基础，纵向演进所达到的阶段，主要反映着社会形态的性质所决定的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规模和广度；另一方面，横向融合是纵向演进的标志，横向融合与一定阶段的纵向演进相适应，往往能促进纵向演进，主要体现出文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程度影响着社会基本矛盾演变的水平和层次。[13]
然而，传统唯物史观侧重于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内层面理解与把握人类系统的产生与演变，一定程度上把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等同于社会基本矛盾，忽视了国内层次的社会基本矛盾与国际层次的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本质区别，因而将人类系统结构简单化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事实上，国家关系是人类系统的现实构成，国家与国家关系产生人类系统的两个基本层次，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构存在并具有主权性的国家仅仅是人类系统的子系统。因此，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反映的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子系统的社会基本矛盾结构从属于国家关系。
立足国家关系把握人类系统的根据在于：人类系统的产生与发展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但由于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时空演变的过程，一方面，现实的社会基本矛盾只能存在于具体的国家中，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国家作为文明发展的独立主体不断促进自身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纵向演变；另一方面，各个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以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深化，或者说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日益推动着文明的横向融合与整体性的增强。因此，通常从社会基本矛盾或经济、文化与政治的角度认识人类社会，必须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或国家关系统一起来。换言之，对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把握应立足于国家关系，它所反映的是具有主权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只能是人类系统的子系统。进一步看，人是社会性的存在。所谓社会，即利益共同体。诸如阶级、国家和人类系统本质上都是利益共同体。阶级反映社会分工的矛盾，国家反映文明发展的区域性矛盾，人类系统的整体性则反映人与自然的矛盾。因此，人的社会性具有层次性，阶级性是基本形式，国家性是高级形式，人类系统性是最高形式。
人类系统的国家及其关系构成无疑是和谐世界思想提出的逻辑前提与理论基础。因此，国家及其关系的新论断是人类系统观的新认识，同时也丰富与促进了关于人类系统发展纵横向统一性问题的认识。它深刻表明，人类系统的产生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同时由于文明发展的区域性以及相互间的不平衡性，也存在不同社会基本矛盾的并存或国家间的竞争合作与借鉴融合。人类系统发展的纵向社会基本矛盾与阶级性和横向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与国家主权性不可分割。阶级性和主权性分别构成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两大基本因素。人类系统的整合是阶级性与主权性的统一。和谐世界思想还进一步表明，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其与自然关系的深化有赖于人类系统整体性或纵横向统一性的不断增强。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国家间的矛盾是包括阶级关系在内的社会发展的复合动力。[14]和谐世界思想既坚持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又立足于国家关系深刻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实质，丰富与发展了人类系统观，是世界历史理论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以及人类系统纵横向发展统一性思想的重大创新。
二、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主体
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时空性，经济、文化和政治或社会基本矛盾存在于具体的国家中。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揭示出国家问题的实质，但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所反映的是具有主权的国家间的关系。人类系统产生于国家及其关系，国家及其关系是人类系统的两个不同层次。人类系统的发展是纵向层次演进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统一。国家由此必然成为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主体。
关于国家是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主体的判断基于国家是文明发展的独立形式与载体。人类的活动一般可划分为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三方面，国家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的统一，具有自我发展和完善的结构与功能。 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这三个要素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作用。大体说来，物质生产主要提供人所需要的物质产品。它源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性，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诸如人的温饱、安全、健康、舒适乃至奢侈等需要的解决，皆依赖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当然，物质生产还能为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提供物质基础和载体。精神生产主要提供人所需要的精神产品。它源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性，即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渴望；同时，精神生产还能为物质生产和政治管理提供智力条件。精神需要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内在根据，它并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后天社会化的产物。相对于物质需要，它属于更高层次的追求。政治管理本质是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所产生的利益关系，即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社会分配。由于物质和精神生产依赖社会分工，也因为人们之间生产能力的差别和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需要的相对有限性，人们对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拥有还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利益关系实现，这就产生了政治管理。政治管理是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现实分配，是人们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与控制。[15]
进一步考察，国家所具有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的独立完整结构具有时空性，国家子系统的发展同样也具有纵横向统一性，这种发展取决于文明的区域性融合程度与自身的整合水平。国家产生的内因是社会分工以及由此所导致的阶级分化，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发展的区域性整合的必然要求。国家产生的外因则是文明发展的区域性分化。国家的产生应是内外因的相互统一。通常主要注重国家产生的内因的认识显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恰恰是忽视了国家只是人类系统的子系统。正如有关学者指出的，“‘民族问题’更关系到‘文明’和‘野蛮’的差异，这是古代世界民族冲突的最大特点。”[16]近代世界历史产生以来民族国家的产生与崛起尤为如此。
国家在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中的主体作用表明，应进一步深化对国家问题的认识。阶级性是国家子系统的本质，但从国家关系或人类系统看，国家子系统又具有主权性。因此，国家子系统是阶级性与主权性的统一。阶级性与主权性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一般说来，阶级性产生于国家内部，不存在超国家的阶级，阶级是人的社会性的主体特征，属于国家结构内部的经济范畴，主要体现为社会分工，生产方式的演变决定其存亡。主权性源于人类系统发展的区域性及其相互间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国家的一般职能，对内是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统一；对外则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从而通过借鉴融汇，在国际竞争中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二者相互促进。因此，作为人的社会化高级形式的国家，其生灭取决于人类文明的融合与一体化发展，因而存在较阶级更为漫长。[17]
因此，和谐世界思想提出了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利益观。一方面，坚持国家利益的至上性，阶级从属于国家。“和谐世界思想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以任何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18]另一方面，倡导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强调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统一性。“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定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19]
和谐世界思想还进一步认为，“在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无论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什么模式、什么道路，都在经历时代和实践的检验。各国国情千差万别，世界上不存在最好的、万能的、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只有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20]因此，和谐世界思想深化了对国家问题的认识，充分肯定了国家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独立性与主体作用，突破了仅仅从国家子系统内部或阶级性的角度认识人类系统产生与演变的局限，实现了唯物史观国家理论的与时俱进。
三、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一般机制
不言而喻，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内在逻辑产生于国家关系。由于自然环境满足人类需求的相对有限性与人类系统的整体性，决定国家间竞争合作与借鉴融合的统一性。竞争与合作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推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以及社会形态的更替，同时也意味着国家间的借鉴创新与同化融合。[21]
竞争合作。国家间的合作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要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国家是人类协调自身与自然关系的高级社会形式。文明的发展本质是社会整体性的不断增强，从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逐步提高。国家间的合作深刻揭示出人类共同利益的客观存在，体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维系与深化有赖于国家关系的进步。但是，国家间的竞争同样具有必然性。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等的差异产生了发展程度不同和各具特点的文明共同体，决定了国家利益的客观性，而自然环境满足人类需求的相对有限性，导致不同区域文明或国家间利益的竞争。因为“先发展的‘国家’立即对后发展的国家形成压力，让它们感到不发展就难以生存。”[22]
借鉴融合。国家间的竞争合作不断推动着文明的借鉴融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以区域性国家共同体形式推进的。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形成先进文明和落后文明间的阶梯结构。先进文明或国家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但由于竞争的根本作用，先进与落后是相对的。究其原因，在于每一种文明模式的产生都是特定内外部条件的产物，是继承和借鉴中的创新发展，既有其内在的价值也必然存在自身的局限，不存在任何超历史的文明形态。正是由于文明发展的借鉴创新与同化融合，使后进民族实现超越发展成为可能。因此，尽管竞争中，落后的“蛮族”消灭了古典文明，但“文明”却以基督教的形式传播给“蛮族”。 [23]
诚然，从历史上看，暴力是文明发展的主要方式。有学者认为：“文明交往的和平形式是经常的、大量的和主要的交往形式。和平形式中商业贸易是政治交往、社会交往与文化交往的先导、中介和沟通的渠道。……但是，在工业社会以前，暴力交往仍然具有普遍性。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把全世界80%的人口和84个国家及地区卷入了战争中。”[24]
暴力交往的产生，根源于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社会基础的薄弱，是人类系统融合与一体化的历史局限。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新的特征，即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社会一体化和整体性发展的根本跨越。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决定人类系统竞争合作与借鉴融合物质基础的转变。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由市场一体化、资本全球化发展到生产全球化的更高阶段。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各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广泛分工与合作。其次，支撑人类系统竞争合作与借鉴融合价值理念的转变。它突出表现为对人类自身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世界各国利益相互交织，只有加强各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才能缓和并化解矛盾，符合各自的利益。最后，维系人类系统社会竞争合作与借鉴融合的政治新格局开始形成。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不断推进和非传统安全的产生，国家间的和平与合作逐步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原则，不同国家共同发展的格局开始形成。
和谐世界思想肯定国家间竞争的客观必然性，同时自觉顺应暴力竞争向和平竞争转变的时代潮流，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综合安全面对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相互交织，强调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多样化安全挑战；共同安全强调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命运休戚与共，国际社会应增强共同安全意识，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共同安全，防止冲突和战争；合作安全坚持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保安全、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化干戈、以合作促和谐，[25]通过各国不断扩大互利合作，协力解决关乎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进步的重大问题。
因此，不能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般关系简单应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国家的公共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国家利益的客观性决定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复杂性，它反映出国家关系的竞争性。也不能认为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过程中国家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种极端认识无疑是片面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开辟乃是基于当代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新特点，突破了传统大国崛起的霸权模式，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和政治多极化条件下的必然选择，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平竞争与合作的客观要求。和谐世界思想的新文明观既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积极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扬弃了唯物史观无产阶级国际革命思想，实现了对西方工具理性和东方传统价值理性的双重超越和融汇创新，促进了唯物史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创新。
四、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时代特点与理论自觉
和谐世界思想对唯物史观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化根源于当代人类系统发展的深刻变化，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政治多极化条件下人类系统整体性日益增强的价值自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自我发展与完善的理论品质。
人类系统的层次演进同时也是一个整体性不断加强的过程。这种整体性既表现在人类社会内部的互动融合上，也反映在人类系统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深广度上。而所谓整体性，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休戚相关性。能源、资源、环境、文化、信息、疾病、毒品、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一系列领域非传统安全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即是系统整体性增强的突出表现。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深刻揭示了当代人类系统发展的整体性特点。贝克所说的风险，主要即是指现代工业化在不遗余力地利用科学技术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系统的不可逆的副作用。它具有全球化的倾向，而且，施害者与受害者迟早会合二为一，表明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界线的淡化，以及传统进步观念乃至阶级意识的退化，更暴露出人类控制风险能力的局限或西方文明的内在困境。由此可见，西方文明片面张扬工具理性所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无疑将把人类推向万劫不复之中，以工具理性、主体性和自由主义等为主要特点的现代性必须经历再一次的自我扬弃。
因此，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课题，从根本上讲，即是迫切要求我们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重新认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的关系，充分肯定国家在文明发展中的独立主体作用，不断深化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就社会主义中国而言，人与自然关系的严峻挑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客观存在，必然严重制约着人口和文化历史大国的现代化转型。它表现在，一方面，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借助于侵略与扩张，实现大国崛起的历史条件不再可能；另一方面，既使依赖强权，通过维护非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牺牲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当代西方世界，也由于文明冲突、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而难以持续。因此，落后国家实现自身的追赶，尤其象中国这样的人口和文化历史大国的复兴、富强，必须客观地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相对发达和强势，善于抓住机遇，勇于面对挑战，通过融汇创新，开拓出一条融自身的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于一体的新的发展道路。
和谐世界思想发展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和江泽民相继提出的解决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等一系列重大外交战略思想，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鲜明的时代性，也涵盖了更多的普世价值。[26]它自觉适应时代主题转换的要求，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强调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统一，肯定不同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对文明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相互借鉴的重要性，坚持民族国家间的平等合作与共同繁荣，要求各个国家不同制度和文明之间不仅是和平相处、互不干涉内政，还要和谐共存、彼此尊重、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强调了各类国家和各种力量之间积极互动的新要素。中国社会主义从现存国际体系的批评者和挑战者转变为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从一球两制、和平共处到和平发展、共建和谐世界，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信念，又创造性地发展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途径，中华文明复兴强盛和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内在统一，体现出社会主义时代信念，开拓了文明发展的新途径。
实践呼唤并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前提。和谐世界思想坚持物质生产的根本作用，立足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实际，强调国家及其关系的人类系统观，科学把握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二者间的区别与联系，突破了仅仅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内层次认识人类系统的局限，肯定国家的子系统性及其在文明发展中的独立主体作用，明确国家关系是竞争合作与借鉴融合的统一，阶级性与主权性共同构成人类系统存在与发展的两大基本矛盾。它既肯定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性，也深化了对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问题的认识，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科学把握了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与国家间竞争合作性的内在联系，系统提出了人类文明稳定、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新范式，实现了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思想的与时俱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当代发展，同时也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的原创性创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重视与加强和谐世界思想与唯物史观传承创新关系的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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