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同胜利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所作出的对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预言，但并未成为现实；“独立建设论”成为和平与发展时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选择。从“共同胜利论”到“独立建设论”的转变揭示出社会基本矛盾思想的与时俱进，体现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应重视“独立建设论”的理论创新研究。
[关键词]“共同胜利论”；“独立建设论”；社会基本矛盾观
本文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编号13BKS033]的阶段成果。
“共同胜利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所作出的对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预言，列宁的“一国首先革命论”实际上仍然属于“共同胜利论”的范畴；世界历史的复杂演变，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选择。学界关于“共同胜利论”以及列宁创造性发展的“一国首先革命论”的探讨或许并无分歧，倘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独立建设论”，并进一步认识“独立建设论”与“共同胜利论”的传承创新关系，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无疑具有较好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胜利论”
所谓“共同胜利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所作出的对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预言，并在实践中为列宁和毛泽东等所坚持和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同时发生与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鉴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世界历史的产生，社会主义革命将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时发生，并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他们指出：“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1]
列宁基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创造性地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多国“共同胜利论”发展为“一国首先革命论”，强调俄国能够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2]
列宁的“一国首先革命论”为十月革命的成功所印证。这无疑是对“共同胜利论”的坚持与发展，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一国首先革命论”立足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间的竞争性以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但“一国首先革命论”本质上仍然是“共同胜利论”。十月革命前夕，列宁仍认为俄国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的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就会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战友——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3]
因此，列宁将俄国革命的命运与世界革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我们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因此在一切国家(包括最富有和最文明的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完成以前，我们的胜利只是一半，也许一半还不到”。[4]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的爆发上，认为“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5]
（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共同胜利论”的必然要求。它是指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全世界无产阶级为维护共同利益、反对共同敌人而实行的国际团结与协调行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成为无产阶级处理民族、政党和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逻辑基础首先在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根本利益和最终目的的一致性。“从民族关系中的阶级关系来理解民族的特殊性，把民族之间的关系看作实质上的阶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民族观点本质，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科学观察并从中得出的革命的结论的基础。”[6]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7]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国际革命，“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离和对立日益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8]
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成为瓦解帝国主义体系的两大动力。因此，列宁肯定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略口号，发展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他坚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生，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一国的无产阶级斗争服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9]
1919年3月，为推动世界革命，
列宁领导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创建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由第二国际中反对
改良主义、主张世界革命的革命派发展而成。这种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尝试，就是为了将来取消国家实现世界统一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努力。按照列宁的设想，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共产国际组织的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消灭一切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当全世界无产阶级胜利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共产国际组织的领导下，宣布取消一切国家，最后实现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统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独立建设论”
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发展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有别于“共同胜利论”的“独立建设论”。所谓“独立建设论”是指社会主义不仅能够在落后国家率先取得革命的胜利，还应该独立与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独立与和平建设社会主义是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取代是以国家为单元的时空拓展的渐进过程。其主要内容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独立建设论”集中体现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的过程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拓了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
1979年3月，邓小平就提出了我们党要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完成当年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完成的开创自己道路的任务；1980年1月，他又提出，在发展经济方面，要“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十三大以来对这一论断形成了一系列科学
观点，诞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独立建设论”的逻辑展开，其根本要求是把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
实际结合起来，突破“前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模式的桎梏，避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左倾”困惑，走适合
中国特点的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内容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
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国家的
现代化；中国实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
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中国反对
帝国主义、
霸权主义、
殖民主义、
种族主义，维护世界
和平；等等。
（二）国家的子系统性
视国家为人类系统的独立子系统的新国家观是“独立建设论”的逻辑基础。
世界历史的演变具有深刻的辩证性，东方落后民族国家率先进入并独立建设社会主义，揭示出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跳跃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思想应与时俱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从本质上看，无疑是中华文明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中华民族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民族复兴、祖国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中国梦！她首先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然后方有可能进一步追求共产主义的更高理想。全球化既弱化国家主权，也加强国家权力。它导致国内矛盾国际化、国际矛盾国内化，要求国家有能力发展综合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驾驭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维护自身的主权、生存权、发展权和安全权。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日益成熟，深刻表明无产阶级的民族国家性，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跳跃转型必然是民族国家独立完成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变革也将更可能是借助于改良与渐进的方式，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将长期和平共存，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辩证统一。
“独立建设论”立足人类社会的时空统一性，从人类系统的整体全面把握国家现象。即视国家为文明存在与发展的载体、基本单元与独立子系统，国家是阶级性与主权性的统一，充分肯定了国家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独立性与主体作用，突破了仅仅从国家结构内部认识国家现象的局限，提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深化了对国家问题的认识，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思想。“独立建设论”的国家观，一方面，强调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和无产阶级的国家性，阶级从属于国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应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0]“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11]另一方面，又强调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统一性，肯定无产阶级的历史责任。邓小平认为，“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12]
（三）共建和谐世界
避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左倾”性，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是“独立建设论”的现实追求。
在当代人类系统多元化与整体化两种趋势并存的复杂演变中，文明的发展面新的机遇与挑战，和平已成为时代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经济日益国际化，各国之间的相互借鉴，多元共存，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衡的关系，一体化与整体性不断增强，不同民族国家间的和平竞争成为现实。另一方面，人类对自身社会管理的规模、内容、速度和效率等的空前发展，文明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社会系统演进的整体性，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相关性。风险社会的到来，表明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界线的淡化，以及传统进步观念乃至阶级意识的弱化，同时也意味着民族国家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通过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勇于创新，逐步完成了关于时代主题的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认识的转变，扬弃了直至中共十一大仍然坚持的战争与革命论。[13]立足于此，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应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走和平开放的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中国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必然。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性。
共建和谐世界，则无疑进一步将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和谐世界思想涵盖了过去提出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和新环境观，初步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世界观。它倡导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强调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相互促进，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定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14]它揭示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中华文明复兴强盛和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内在统一，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从现存国际体系的批评者和挑战者转变为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从一球两制、和平共处到和平发展、共建和谐世界，融自身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要求于一体，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开拓了文明发展的新途径。
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坚持与发展
从“共同胜利论”到“独立建设论”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揭示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坚持与发展，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
（一）“共同胜利论”的历史局限
“共同胜利论”的理论预言并未成为现实。不言而喻，“共同胜利论”的逻辑基础是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以及由此所派生的世界历史理论。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曾长期成为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基本矛盾观。因此，需要深化对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认识。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导致世界历史的产生，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与更替必然也是世界历史性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以及世界历史产生的论断已成为历史事实。然而，倘若进一步探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演变，一方面，其空间拓展是以众多民族国家的不断涌现为特征的；另一方面，其层次更替同样是以国家为载体推动的。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演变推动世界历史的产生超出了国家层次，应将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区分开来，如此对于世界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取代也将产生新的认识。有关研究强调，人类系统是国家内部社会基本矛盾结构与国际民族国家关系结构的统一。阶级是人的社会性的主体特征，属于国家结构内部的经济范畴，主要体现为社会分工，生产方式的演变决定其存亡；国家则是人的社会性的客观形式，是内部阶级分化与外部区域性文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是通过政治整合所产生的地缘性的利益共同体，其生灭取决于人类文明的融合与一体化演变，因而存在也更为漫长。因此，对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问题的把握，应重视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载体的国家现象，深化对国家及其关系的认识；切忌将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简单地理解为一国的生产力对于另一国家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的直接影响。这是因为，社会基本矛盾实质上是属于国家内部的范畴，而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同时还反映出国家间的关系。国家关系是竞争与合作的统一，不应将国家关系简单归结为社会基本矛盾关系或阶级关系。[15]
由此可见，“共同胜利论”的历史局限实质上是侧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经济与阶级意义，将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与社会基本矛盾简单等同起来，将国家关系与阶级关系简单等同起来，忽视了国家间的的竞争本质。我们不能否认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内在联系，但同时还应注重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过程中国家的因素。只有兼顾阶级性和主权性以及人类性，才能全面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以及世界历史问题的实质。事实上，世界历史的产生主要标志着民族与国家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以国家为文明单元的的人类系统整体性的根本性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同时消亡。
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国家存在的客观基础。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文明发展的基本单元。国家同阶级一样，也存在自身的利益诉求。对于人类系统的认识，无疑应该兼顾社会基本矛盾结构与国家结构，深入把握二者相互间的复杂关系。遗憾的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核心内容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在战争与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实际上曾经成为片面突出阶级性的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基本矛盾观。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突破局限于国家范畴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逻辑困惑，张扬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相统一的人类系统观，[16]开创独立与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二）“独立建设论”的传承创新
“独立建设论”是“共同胜利论”的继承与发展，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深化了对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认识，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价值信念，又创造性的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体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肩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使命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坚定信念。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
首先，民族国家是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以及社会形态转型的主体。“独立建设论”是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以及社会形态跳跃转型客观规律的体现。关于社会形态的跳跃转型，马克思曾强调，《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17]即使是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存在渐进与跳跃的不同形式。[18]换言之，社会形态的跳跃转型具有普遍性。
毋庸置疑，社会形态的跳跃转型是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产物，但同时也为国家间的竞争合作与借鉴创新所推动。[19]这是因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实际上体现的是社会形态的空间拓展。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迄今为止仍然是以区域性政治共同体的形式推进的，由此形成了文明发展的阶梯性，从而导致不同区域文明或民族国家间利益的共生与冲突，也使后发文明（国家）对先进文明（国家）的扬弃发展成为可能。有学者认为，西欧封建制跳跃农业社会的地主制发展时期进入工业社会事实上也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先后展开和完成的。民族主义推动了现代化的发展。[20]
中国社会主义由于其现代化的后发特征，主权诉求更为突出。中国共产党以其工人阶级以及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性质，肩负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在竞争合作与继承借鉴中开拓出一条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迈向新的境界，正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跳跃转型主体性的突出体现。
由此可见，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以及社会形态的跳跃转型是阶级性与主权性的统一，它存在双重主体。从国家内部看，其主体是阶级；而从国际层次考察，其主体无疑是国家。由于国家是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完整统一，是内部阶级分化与外部文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国家是社会形态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的载体，是文明发展的独立主体。因此，有别于“共同胜利论”片面强调阶级性忽视国家的客观作用，“独立建设论”肯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体，既是工人阶级也是民族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以国家为载体的时空拓展的过程。
其次，全球化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复杂性和渐进性。“独立建设论”还源于世界历史的演变具有新的特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赋予社会主义时空发展的复杂性与渐进性，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是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的统一。
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历史上即已并存。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正是由于人与自然的矛盾，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矛盾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主权矛盾。在和平与发展的历史阶段，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的并存日益突出，人类系统的整体性以及其共同利益的诉求不断增强。历史已经表明，社会主义的时空发展也不可能是简单的阶级关系的演变，决不可能是在世界各地齐步并进的产物。在资本主义消亡与社会主义兴起的进程中，其中还包括国家之间的主权矛盾、非传统安全所导致的日益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且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阶级矛盾具有跨国性，主权矛盾中存在阶级矛盾，而阶级矛盾与主权矛盾实际上又都是人与自然矛盾所派生的，二者决定并服从于人与自然的矛盾。
正是由于全球化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复杂性，社会主义的时空演变必然是在不同或相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中、在资本主义的渐进转变中，通过国家这个载体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实现的过程。换言之，“独立建设论”的内在逻辑表明，社会形态的演变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是纵向社会形态的演进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统一。[21]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就是在时空上，一个个国家先后进入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
事实上，多种社会形态的长期并存具有历史客观性。任何社会形态的更替都不曾是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完成的，恰恰是某一个区域的国家率先推动并逐步转变的产物。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推动了世界历史的产生，人类系统的整体性不断增强，但由于物质生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的空间不平衡性，全球化只是加快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以及社会形态更替的进程，仍然未能改变以区域性文明或国家为载体逐步完成世界范围内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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