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揭示出国家子系统的阶级性；由于人类系统结构的层次性，处于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子系统又存在主权性；而在人与自然的矛盾中，人类系统必然还具有人类性。随着全球化推动人类系统整体性的逐渐增强，主权性与人类性的矛盾日益突出，应在坚持社会基本矛盾观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人类系统观与社会基本矛盾观的统一性，深化对人类社会的认识。

       [关键词]阶级性、主权性与人类性；社会基本矛盾观；人类系统观

       [作者简介]汪力平（1963—），女，汉族，江西瑞昌人，九江学院思政部教授；冷树青（1962—），男，汉族，江西武宁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江西九江 332000）

 

       有关研究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以国家为载体的，不能以国家范畴的社会基本矛盾直接解读人类系统，国家关系构成人类系统的现实结构，国家是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子系统。[1]众所周知，社会基本矛盾或生产关系产生阶级性，国家关系产生主权性；同时，由于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决定的人类性实际上表明人类是自然母系统中的特殊系统。由此可见，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分别处于自然总系统的不同层次，必然具有各自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同时又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人类系统的发展变化。因此，我们对国家子系统的阶级性、国家子系统关系的主权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类性的整体考察无疑有利于深化对人类社会的认识。

       一、国家子系统的阶级性

       （一）阶级性的产生与实质

       国家子系统的阶级性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大体说来，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导致脑体分工以及私有财产的出现，并进一步产生贫富的社会分化以及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服务的上层建筑，阶级性由此成为必然。贫富的社会分化与利益冲突无疑是阶级问题的实质。

       应予特别指出的是，国家子系统的阶级性一定程度上还具有跨国性，这反映出国家子系统阶级性的复杂性。有关研究认为，“民族国家的形成为扫清封建障碍，促进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进而促进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涨起了重大作用。……资本主义的扩张与统治，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全面对抗，阶级斗争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民族解放运动也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2]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和金融资本对世界市场的垄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出于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需要，与竞争对手组成“战略联盟”或进行“横向联合”，通过各种经济组织、协定、条约、会议等，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经济协调机制。从曾经的“国际托拉斯”到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以及其他服务为一体的跨国公司，再到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乃至西方7国集团等各类国际组织，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国际垄断资本彼此协调、联合垄断世界市场的工具，有利于其加深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渗透与控制。这既是阶级性的当代表现，同时也表明在全球化时代阶级性还具有一定的跨国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仍然需要执着于曾经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二）阶级性的历史演变

       正是由于私有制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阶级性同样也有其产生、发展与消亡的过程。国家子系统阶级性的变化为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取代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

       封建社会时期，国家除了盐务和重大水利工程外，很少干预社会事务，国家的基本职能是政治统治，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秩序。诚然，即使是封建社会，其阶级统治的方式相对于奴隶社会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历史性进步。

       但近代以来国家子系统阶级性的演变进一步表明，政治上的阶级统治职能在逐渐减弱，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民政、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等社会管理职能则相应不断增强。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政治统治职能仍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二战后，各类民生问题迅速发展，矛盾错综复杂，不少问题甚至趋于尖锐化，迫使各国政府加强社会管理职能。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已不仅是简单的从属于政治统治职能和为政治统治职能服务。国家公共性的发展以及政治的社会化、国际化都逐渐推动着国家阶级性的弱化。

       例如，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演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谈及股份公司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3]他还进一步解释说，“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4]

       当然，马克思仍然再三强调，“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5]因此，这种“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本质上仍然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新产生的社会主义因素必然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国有制和高度分散的“社会所有制”、工会工资谈判和具有再分配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具有新的特点。有关研究认为，“因为阶层的、阶级的、利益集团的、民族的和种族的、激进的和保守的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纠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冲突所淡化。”[6]还有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显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所有制方面，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最低占7%，股份制出现股权高度分散、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或企业集团控股的、股东全球化的公众公司。这可能正是当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所有制’。其他机构基金、社会中介组织、合作社等许多所有制，都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在分配方面，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由资本家单方决定，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必须与工会组织谈判决定，这是对资本家所有者的控制权的一种剥夺。劳动者在失业、医疗、养老等众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显然是资本主义本质无法容纳的内容。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是向共产主义的一种逼近。”[7]
       因此，有学者甚至提出了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比之其他名称更为恰当、更为准确。”[8]

       二、国家子系统关系的主权性

       （一）主权性的产生与实质

       主权是指国际关系中，国家子系统独立管理自己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是构成人类系统基本单元的国家子系统区别于其它社会组织的特殊属性，为国家的固有权利。

       近代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是在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生而形成的。1970年10月2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指出，各国一律享有主权平等，包括各国法律地位平等、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应有权利、国家之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得侵犯、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等。国家的主权性由此进一步确立。

       国家子系统的主权性根源于全体国民，它深刻反映出文明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及其相互间的竞争性。主权性的这种本质特征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人类文明空间拓展方式的重视与深入思考。它表明人类的发展是纵横向的时空统一，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直接表现的阶级斗争不断推动着人类系统纵向社会形态的层次更替，而体现国家子系统间竞争与合作的主权性则持续促进着人类系统的横向融合一体化。[9]近代西欧率先进入工业社会事实上即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先后展开和完成的，民族主义推动了现代化的发展。[10]有关研究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的进步犹如一场接力赛，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各民族争先恐后，你追我赶，此起彼伏，推动着世界历史进程不断跨上一个个新的境界。先进无常恃，后来者居上。各个富有创造性的伟大民族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也往往各领风骚数百年。可能这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真正图像。”[11]

       （二）主权性的历史演变

       主权性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力源于全球化。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构成了严重挑战。经济全球化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国家对市场的调节和管理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跨国组织。尤其在二战后跨国公司的作用日益重要，私人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则成为在全球范围内生产的组织者，亦是国际商品、技术和资本流动的主要参与者。《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以美国为对象，深刻剖析了曾决定国家及其国民经济命运的大公司日益丧失国籍性、转化为全球企业网络的现象，并揭示出拥有高级技能和良好教育国民与缺乏技能的国民的贫富两极分化。[12]

       同时，全球性问题的产生日益影响着国家主权的变化，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组织与机制的建立正是主权国家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结果。诸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超国家组织日渐超越主权国家的传统边界，对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国际机制具有双重性。它既为各国的合作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也为这些组织从事超越国家界限的活动创造了条件。“主权国家政府在参与国际事务过程中，除少数大国外，大多数国家维护主权的能力都有所削弱，很难有足够的能力来处处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即使在本国的市场范围内，在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的情况下，国家也不太可能绝对保障自己在自然资源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绝对独立性。至于人权等领域，也很难使自己免受别国的指责和干预，至多只能把这种指责和干预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13]

       有关研究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刻概括了国家主权的重要变化，“甲、所谓‘无边界经济’，资本的流动无视边界的阻隔，从而冲淡了传统的领土主权，以领土主权为屏障维护单方面的经济利益已越来越困难；乙、互联网的发展使国家行使主权的能力受到制约，国家已不能以绝对的权威控制信息的传播，干预国际间的交流；丙、由于互相依赖关系的不断加强，许多共同问题的处理，如环境、疾病、恐怖活动等等，已不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不能由单个国家来承担，需要加大国际权威；丁、一国领土内的动乱往往影响到邻近国家，因而一国政府同人民的关系如何，能否维持法律和秩序，已不能只视为一国的内政，不容别国干涉。”[14]

       全球化进程深刻改变着民族国家的主权，然而，民族国家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仍处于核心地位，国家及其主权的基本功能并未消失。民族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主权仍将是民族国家的基础和最为重要的政治权力。这是因为，“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主体。国家的政治权力在全球化时代急速地对内对外同时分流，越来越多的非国家组织开始分享原来属于国家所有的政治权力，所以权力主体比以前明显地增多。然而，在所有权力主体中，国家无疑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均不足以与国家相提并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认同。即使撇开领土这一民族国家特有的标识不论，在区分政治社群的其他标识中，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也仍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是最重要的政治认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人类的绝大多数人而言，当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其他政治认同发生冲突时，国家认同仍然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国家仍然是人类根本性的政治归属，也仍然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效忠对象。……国家利益仍然是根本的政治利益。全球化的过程确实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利益调整和利益分化过程，但这一调整过程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国家利益至上’这一民族国家的普遍原则。从国家内部来看，其他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仍然是所有国家的基本准则。从国际社会来看，国家利益至上仍然是各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15]

        三、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类性

       （一）人类性的产生与实质

       所谓人类性，是指人类利益、命运的共同体性。人类性的产生根源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深化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类系统整体性的日益增强。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人类物质生产的发展历经采集渔猎、动植物种养以及对矿物质的加工制造，人对自然界的依赖不断深化；同时，人类系统的纵横向统一发展逐步增强，人类系统整体层次上的利益共同体由此产生。

       人类性产生的重要标志是世界历史的形成。正如恩格斯所揭示的，“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16]世界历史使不同民族与国家从封闭、孤立、分散到开放、联系并由此成为整体，它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跨越式发展，但同时，工业文明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依赖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源、生态与环境危机也加深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标志着人类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人类的智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人类的生存方式必将发生根本的改变，或者说，这清楚地意味着作为文明发展独立主体的国家及其关系将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二）人类性的历史演变

       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其存在与发展都不可能离开自然界，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与人类共始终的。生命的新陈代谢有赖于自然，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赖于物质文明的不断增强，人类系统产生的种种问题根本上都是源于人类需求的不断增长与自然物质资源的相对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因此，人类发展史即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深化史，亦即人类性的演进史。从根本上看，人类性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即已产生。众所周知的诸多古代文明的兴亡便是人类性悲剧的典型体现。

       然而，近代以前人类性的表现只是一种区域性国家或若干邻近国家间的现象；世界历史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性开始成为全球性存在；而二战以后，才是人类性的全面觉醒阶段，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则标志着人类性真正成为各民族国家的共识与自觉地实践追求。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近代以前人类文明的周期性兴衰即是源于人类性的脆弱，从而导致人类解决阶级矛盾与主权矛盾的暴力性。

       和平与发展彰显人类性的跨越发展，其主要表现是国内改革扬弃革命，国际合作取代对抗，人类存在和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性改变，由此发展成为可持续，和平成为主旋律。面对人类性这种凤凰涅磐性的突变，我们应该进一步客观地认识到这种变化无疑是阶级性、主权性与人类性相互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人类文明的漫长演进中，这样一种转变是何以从人类孜孜以求的善良愿望开始成为必然的自觉的历史潮流的呢？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化以及人类系统整体性的增强不仅表现为纵向的层次递进，还呈现出横向的融合拓展，或者说，人类文明纵向社会形态的层次更替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相互统一不断增强着人类系统的整体性。正是当代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所推动的整体性的增强促进了人类性的嬗变。

       全球化推动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当代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从根本上说，全球化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动力，人类社会逐步超越各种制约因素，加强互动、交流，逐步取得共识，遵守共同规则，采取共同行动的过程。时代主题的转变深刻表明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经济日益国际化，各国之间的相互借鉴，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衡的关系，一体化与整体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人类对自身社会管理的规模、内容、速度和效率等空前发展，文明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同时，风险社会已经形成。在能源、资源、环境、文化、信息、疾病、毒品、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一系列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构成了严峻挑战。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系统当代发展的整体性特点。贝克所说的风险，主要即是指现代工业化在不遗余力地利用科学技术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系统的不可逆的副作用。它具有全球化的倾向，而且，施害者与受害者迟早会合二为一，深刻表明工业文明工具理性的局限。

       全球化培育了人类意识，如“世界公民”意识，“地球村”的环境意识，非传统安全的危机意识，信息化的超时空意识，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意识，民族国家间的开放、合作意识；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促使人们以新的思维方式认识当代世界，形成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界限，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意识，传统进步观念乃至阶级意识、主权思维的逐渐淡化；等等，当代人类性的深广度随着人类系统整体性的发展不断增强。

       四、社会基本矛盾观与人类系统观

        人类系统是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的统一。阶级性反映社会分工以及贫富分化的矛盾，主权性反映文明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的矛盾，人类性反映人与自然的矛盾。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三种关系依次形成自然总系统的三个递进性的层次，因而具有各自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同时又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人类系统的发展变化，而且三者间的相互关系随着人类文明整体性的增强而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

       众所周知，系统的根本特点是整体性。所谓整体性即突现性，或各子系统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新的层次结构具有不可还原性和非线性。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可简单还原为人或自然，国家关系不能简单还原为国家，阶级关系亦不应简单还原成生产关系。也就是说，人类性涵盖主权性但不是主权性，主权性包括阶级性却不等于阶级性，阶级性源于生产关系亦不是生产关系。在人类系统的矛盾层次中，阶级性是基本形式，主权性是高级形式，人类性是最高形式。

       这种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内在统一的人类系统观科学揭示出人类系统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人类系统的纵向演变主要表现为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依次更替，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国内变革所推动，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直接动力；人类系统的横向拓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封闭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孤立分散到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客观过程，主要体现出文明的融合一体化，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是重要方式，作为文明发展独立主体的国家的主权性是根本；人类系统整体性的增强源于文明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合作与借鉴融合是基本方式，[18]

       毋庸置疑，社会基本矛盾观具有深刻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但它主要着重于从国家层面揭示人类社会的纵向发展。由于人类系统是国家及其关系的统一，纵向层次演进与横向融合一体化不可分割。国家属于人类系统的子系统，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基本矛盾观主要体现国家子系统结构内部的性质、特点与规律，存在将阶级性与主权性、人类性简单等同的倾向，未能彰显国家作为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主体的主权性以及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同时，人类系统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还具有人类整体利益的诉求，她通过对国家子系统的整合促进人类整体利益的实现。[17]因此，对人类系统的把握不能仅仅局限于阶级、国家或社会基本矛盾的层次。实际上，社会基本矛盾只是属于国家范畴，社会基本矛盾原理难以完全或直接解读更高层次的国家关系。人类系统的现实结构及其纵横向统一发展要求我们对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给予整体性的考察。时代呼唤人类系统观

       从社会基本矛盾观到人类系统观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质。阶级性所体现的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形式——国家内部的人与人关系，主权性所体现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性，人类性所体现的是全球化中人与自然关系尖锐化，三者相互交织、不可分割，共同构成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力。所谓阶级性、主权性以及人类性本质上都是一种利益诉求，只不过其层次、范围和程度有所差别而已。社会基本矛盾观重视人与人矛盾中社会分工与竞争的关系，人类系统观强调人与自然矛盾中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事实上，社会基本矛盾观与人类系统观都将人与自然的矛盾理解为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因此，人类性是阶级性与主权性的决定性因素，阶级性与主权性是人类性的派生现象。这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所揭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进一步决定生产关系，并将物质生产理解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并无本质区别。我们所强调的人类系统观是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的完整统一，是对社会基本矛盾观积极坚持中的发展。

       对国家子系统阶级性、国家子系统关系的主权性以及人与自然的人类性的整体分析清楚地表明，人类系统观是一种新世界观。全球化导致主权性与人类性的矛盾日益突出，要求我们适应时代的变化，从人类整体的高度深化对人类社会的认识。[19]和平发展思想立足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实际，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坚持与发展社会基本矛盾观和世界历史理论，深化了对国家及其关系的认识，提出了新的人类系统观。一方面，肯定国家利益的至上性，阶级从属于国家。“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以任何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20]另一方面，强调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统一性，肯定不同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对文明发展的独立性与主体作用，倡导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定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21]

       人类系统观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和仅从国家子系统内部认识人类社会的局限，强调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其与自然关系的深化有赖于人类系统整体性的不断增强，人类系统发展的纵向社会基本矛盾与阶级性和横向国家间的竞争合作与主权性不可分割，阶级利益、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内在统一，人类系统的整合是阶级性与主权性相互促进的过程。人类系统观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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