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系统的发展是纵向层次更替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统一。物质生产是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根源。物质生产的结构及其功能揭示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客观性，物质生产自身的发展亦是纵向传承积累与横向分工合作的融汇创新。物质生产的历史演变推动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时空转换，以工业文明和世界历史的产生为标志，人类系统告别封闭、孤立和分散开始走向开放、联系和一体。

       [关键词]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性；物质生产；结构与功能；时空转换

       [作者简介]汪力平（1963—），女，汉族，江西瑞昌人，九江学院思政部教授；黄学雷（1965--），女，汉族，江西武宁人，九江学院医学部讲师；冷树青（1962—），男，汉族，江西武宁人，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江西九江 332000）

       本文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编号13BKS033]和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4年招标项目“人类系统的双重多元结构研究”[课题编号JD14116]的阶段成果。

 

       人类系统的发展是纵向层次更替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统一。人类系统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是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前沿问题，但并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作出这个判断的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立足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揭示世界历史的产生与发展，而对历史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问题颇为重视的有关学者主要亦是局限于社会基本矛盾层次的解读，或者说，即使肯定了物质生产的重要作用，但并未具体展开，特别是忽视了国家间竞争与合作在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中的客观作用。[1]我们认为，人类系统纵向层次更替与横向融合一体化分别具有不同的内在逻辑。社会基本矛盾本质上属于国家范畴，而国家范畴较适合解读社会形态现象，难以直接说明体现国家关系范畴的人类系统。[2]从本源上说，只有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生产才是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根源。因此，应立足物质生产的客观性，积极尝试揭示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实质，考察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阶段特征，无疑是有益于深化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问题的认识。

       大体说来，史学界较为重视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性问题，全球史观尤为突出。全球史观强调文明存在与发展的整体性，突出“互动”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形式、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其摒弃以国家、民族、个体为单元的研究方法则有失偏颇。刘新成认为，目前全球史还存在诸多理论缺陷，其中最明显的是对社会内部发展的忽视，并进一步对根据全球跨文化互动的程度为世界历史进程重新划分“阶段”的方法也提出了质疑。[3]

       唯物史观从历史哲学层面揭示出人类系统纵横向发展的统一性。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曾对马克思关于文明共同体间相互作用的思想有过清楚地表述。[4]我们认为，人类系统的发展是纵横向的统一。纵向演进与横向融合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前者以国家为主体，是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层次更替，主要表现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国内变革，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直接动力。后者则是文明融合一体化与整体性的增强，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封闭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孤立分散到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客观过程，这主要体现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合作与借鉴融合是基本方式。[5]因此，纵向社会形态的更替与横向融合一体化二者相互促进、不可分割。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纵向的更替，横向融合一体化不可能拓展；后者亦是前者的必然和动力，没有横向融合一体化，纵向社会形态的新陈代谢难以实现。而无论是纵向社会形态的更替还是横向融合一体化，都根源于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

       二、物质生产的结构、功能与演变方式

       物质生产在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中的根本作用源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其结构、功能与演变方式构成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客观基础。

       （一）物质生产的结构

       体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生产具有自身特殊的结构。大体说来，把握物质生产的结构应重点考虑的是物质性因素和知识性因素两大方面。通常所说的三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劳动者存在体力和脑力的区别，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也都存在物质性因素和知识性因素。物质性和知识性两大因素即是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尺度，也是把握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脑体分工关系的立足点；特别是无论是物质性因素还是知识性因素，都具有时空性。物质性因素存在时空性不难理解，知识性因素实际上也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知识的传承积累是时间的延续，知识的传播扩散则是空间的拓展。

       物质生产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出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根源。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分工，分工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6]恩格斯指出：“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是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共同体内部直接分配产品。”[7]“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8]因而，“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9]作为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和独立载体的国家的诞生根源于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国家是脑体分工以及阶级分化的产物。

       物质生产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分工与所有制的发展，导致阶级分化和国家的产生，还通过物质生产中脑力劳动的产生与发展，不断改变着所有制中动产与不动产的构成，特别是逐步增强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知识性因素的作用，促进生产资料社会化以及国际化，从而推动着国家形态从城邦国家到王权国家再到民族国家以及由于全球化导致去国家化的一次次历史性跨越；更重要的是，它还将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化，导致风险社会的产生，促进国家关系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变，成为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根本动力。

       物质生产在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中的作用还表现在为文化和政治发展提供物质手段和条件上。

       首先，文化的纵向传承积累和横向融合拓展当然是以物质生产的发展为基础的。恩格斯认为，如果说语言的出现使我们的祖先完成了从动物到人类的转变, 文字的发明则使文化纵向传承积累和横向融合拓展成为现实。人类“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10]不言而喻，文字是需要借助自然界的物质材料作为载体的，诸如泥土、石头、动物骨头和竹木等等。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是文明传承互动手段的再一次历史性转折。它打破了僧侣和贵族阶级对知识的垄断, 促进了文化的普及与传播。有关研究认为，印刷术经阿拉伯人传播到欧洲后，“从此，世界信息交换量与过去相比，以几何级数递增”。[11]因特网的诞生，整合语言、文字和印刷技术等的各自优势，改变了时空特性，创造了今天虚拟世界的奇迹。

       其次，政治的纵向传承积累和横向融合拓展无疑也有赖物质生产的条件。国家既是阶级分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文明存在与发展的空间现象。事实上，不仅国家，即使是民族也并非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国家是社会分工与阶级分化的产物。而分工从人类系统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时开始，便具有空间特征或开启了文明空间融合与拓展的征程，从而也就有了城邦国家、王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等国家形态的历史演变。

       物质生产所提供的技术基础为政治的空间整合创造条件。历史上无数崛起的帝国无不是以军事技术为支撑的，近代西方殖民霸权的横行仍然也是科学技术和热兵器对冷兵器的取代为前提的，于是也就有了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华农业文明“超稳定结构”的裂变。诚然，政治的整合，本质上是物质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所决定的利益共同体形成的结果。当今的信息技术对于虚拟世界的诞生、对政治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扁平化等等政治时空特性的深刻变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动力作用。

       物质生产是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动力，同时，物质生产自身的发展也是纵向传承积累与横向分工拓展的统一。

       人类文明存在加速度发展的特征。从史前文明到游牧农耕文明再到工业以及信息文明，周期在缩短，节奏在加快。这种加速度发展的内在机制并非由于人的先天智商的进化在加快，而是根源于人的社会性——首先是物质生产的社会化——所产生的纵向传承积累和横向分工拓展。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机制的作用，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知识，加快发展。

       技术的积累传承创新促进纵向层次演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环境。”[12]赵红洲在总结借鉴恩格斯以及普赖斯有关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的阶梯指数规律，同时还探讨了技术发展的指数规律问题。[13]

       社会分工合作体现横向的空间拓展。工业文明的生产单元是企业，它取代了农耕文明的生产单元家庭，于是经济重心从分散、封闭、孤立的农村魔术般地转变成既有特殊经济功能又有一定辐射能力的城市；物质生产的信息化是社会分工国际化变革的历史性跨越；全球化时代的跨国公司，赫然已成为劳动力、原材料、资本、技术、研发、生产和交换等全球化的标志与推动者，更已成为全球化持续推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物质生产的阶段性与人类系统的时空转换

物质生产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根据人与自然的关系状况，一般可区分为采集渔猎、游牧农耕、工业和信息文明。采集渔猎文明是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起步阶段，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不容置疑，[14]但限于篇幅，不作讨论。在物质生产的游牧农耕、工业和信息文明发展阶段，人类系统的纵横向统一性具有殊异的表现形态。

       （一）农业文明条件下人类系统的时空特征

       国家的产生源于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原始社会后期犁耕农业取代锄耕农业，主要从事农耕的农业部落和以饲养畜群为主的游牧部落从渔猎和采集者中分离出来；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铜器、青铜器和铁器的应用，手工业终于从农业活动中分离开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指原始社会瓦解奴隶社会的产生，由于交换的发展和商品生产的出现，商人阶层应运而生。三次大分工奠定了物质生产分工的基本格局，并进一步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恩格斯认为，历经三次社会大分工，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因阶级对立促进了国家的产生。[15]

       城邦国家是国家的早期形态。它是以城市为中心，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包括其周围的村社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共同体，一般承袭氏族社会的管理体制，存在一定的氏族社会原始民主遗风。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的两河流域南部，古代爱琴海沿岸、南亚以及中国的南方等等历史上都产生了这种早期的城邦国家。

       王权国家是继之而起的国家形态。王权国家经济上主要有农奴制庄园经济和地主制小农经济，包括分封制和中央集权制两种政治体制。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看，王权国家是封建社会时期国家的普遍形态。中央集权制是王权国家的高级形式，中国秦以降及至近代时期便是其中的典型；近代西欧也曾存在中央集权制的短暂过渡期。

       无论是城邦国家还是王权国家，皆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借助暴力手段所实现的区域性政治整合。国家以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完整统一成为文明空间拓展的独立主体与载体。恩格斯认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旧的氏族公社已经很不够了”。[16]从此，以国家为主体的纵向层次更替与横向空间整合成为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基本方式。

       然而，由于庄园经济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局限性，政治的空间整合主要依赖的是阶级专制和军事暴力；即使具有文化的统一性，但由于文化固有的依附性，特别是物质利益的决定作用，以宗教为载体的文化和以国家为载体的政治在空间上必然是难以重合的。如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教皇与封建王权的持续斗争；如玛雅文明全盛期（约4世纪－9世纪）存在数以百计的城邦，但是玛雅各邦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及习俗却属于同一个文化圈。因此，在城邦和王权国家时期文明纵横向统一发展的时空特征，呈现出十分突出的分散、孤立与封闭性。

       文明存在与发展的分散、孤立与封闭性决定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历史局限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7]因此，文明的发展表现为周期性兴衰中的缓慢推进，成为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主要方式。诸如大河流域农业革命中心的文明通过逐步融合发展产生地中海文明圈、华夏文明圈、印度文明圈，还有崛起于火山高地和热带雨林的南美印第安文明圈，等等。

       1.民族国家的产生

       西欧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及其殖民主义推动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其重要标志便是世界性民族国家的浪潮。

       民族国家首先产生于西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资本主义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18]

       民族国家较之王权国家，具有两个新的重要特点，即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与主权性。中世纪后期，西欧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市民阶级由此产生。其时，一方面，王权与教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国王需要借助市民阶级的力量加强王权；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迫切要求打击封建割据势力，统一国内市场。国王与市民阶级形成了戏剧般的历史联姻。但是，国王与市民阶级结成的反对教权和封建贵族的联盟，却由于市民阶级对王权的制约与监督而决定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的过渡性。崛起的资产阶级借助人文主义思潮和启蒙运动，强调人民主权原则，反对君权神授，最终形成了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

       民族国家对王权国家的取代，同时亦源于国家的民族性。民族是民族国家的基本属性。民族国家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历史已经并仍然深刻的表明，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语言、文字和文化的民族性认同，本质上根源于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矛盾。

       西欧资本主义推动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是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从封闭、孤立和分散到开放、联系和一体的分水岭。

       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19]

       世界历史所推动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跨越性变革，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竞争与开放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20]

       伴随着资本殖民主义的全球性掠夺扩张，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产生裂变，美洲和澳洲终于被发现，特别是北美洲从人类文明的边缘地带奇迹般的崛起，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因素。更加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导致的阶级分化以及民族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历史不断进步的动力与代价，并推动了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诞生。人类系统横向融合一体化的性质与特征由此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信息文明条件下国家仍然是文明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载体和独立主体。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非国家群体，诸如跨国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或国家间的合作组织，乃至超国家的国际性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组织等等的不断发展，逐渐具有或取代国家的部分职能，国家的主权性呈现出既不断弱化又有所强化的演变趋势。这就是，一方面，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全球生产、销售、人才、资金、技术和原材料等资源优化的主体，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甚至具有跨国性的公共管理职能，产生了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安全保障等各个方面实现了全方位联盟的欧盟，等等；另一方面，客观上东西南北间文明形态的差异性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平等的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决定了国家间的竞争不是在弱化而是日益深化，呈现出全方位、深层次、复杂化和多元化的演变趋势，国家的主权性又由此得以强化。

       信息文明条件下国家主权性的深刻变化，揭示出人类文明纵横向统一发展，尤其是横向融合一体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事实上，国家主权的部分强化并不能掩盖其主权弱化的历史趋势。物质生产的国际化，人与自然矛盾的深化，人类已经形成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区域性的国家利益必然从属于人类的整体利益。人类系统的进步是一个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前消后长的过程。

       以物质生产的信息化为动力的文明融合一体化与王权时期的军事帝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殖民掠夺具有本质的区别。

       信息文明是物质生产从工业文明的经济-技术-科学发展模式向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产物。信息文明以科技创新和智能化超越了工业文明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工业化的交通工具缩短了人类的时空距离，信息化不仅是工业机器的智能化，还进一步改变了物质的时空特性，产生了虚拟世界，实现了文明传承交流的即时性、交互性、个性化、大众化和全球化的转变，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人类的活动范围和联系空间不断扩大，相互交往日益全面和深人，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与政治日益大众化（社会化）和国际化，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信息化对全球化的促进与深化，还表现在导致了人与自然矛盾的深化，即非传统安全和风险社会的产生。信息化所推动的人类文明正反两方面的变化共同增强了人类系统的整体性，促进了人类的共同利益。由此，人类系统的纵横向统一发展具有新的特征、呈现出新的面貌和态势。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两种不同社会制度间的竞争与合作乃是现实的客观要求，人类文明的稳定、协调和持续发展将逐步成为现实。

 

 

[1]冷树青.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微观基础与宏观结构[J].辽东学院学报,2014,（3）：61-65.

[2]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9-14．

[3]刘新成.“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1辑[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1.

[4][意]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M].
杨启鳞,孙魁,朱中龙,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11．

[5]梁莉,冷树青.人类系统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J].理论导刊,2011,(10)：54-56.

[6][12][17][18][19][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9；88；107-108；277；88-89；275．

[7][8][9][10][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4；175；174；22；160-169；170.

[11]李素霞.交往手段革命与交往方式变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97.

[13]赵红州,唐敬年.技术增长的指数规律[J].科学研究,1991，(2)：16.

[14]王新中.远古西亚与旧大陆整体性研究[D]. 陕西：西北大学,20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