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话语场，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存在误读与偏见，“中国模式”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陷入“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怪圈之中。出现这一局面，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企图之外，不理解“中国模式”的特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实，“中国模式”既有确定性的一面，也有开放性的一面，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只有同时抓住这两面，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对头。
“中国模式”的确定性
“中国模式”的确定性，是指“中国模式”具有确定的内容、性质和品格。
“中国模式”有自身独特的内容，不是漂浮的、摇摆的、虚化的，不是任人打扮涂抹的角色。“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中国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模式绝非一种，西式现代化绝非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中国不属于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
“中国模式”是唯一适合我国的发展模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没有步“苏东”的后尘，维护了国家大局稳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关键就在于我们开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适合我国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道路自信。
“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自己奋力开创的，不是舶来品。“中国模式”的发明权、所有权属于中国。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老祖宗没有给出现成方案，只能靠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力开创的，是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生成的。它不是“苏联模式”的衍生品，不是“西方模式”的翻版，不是华盛顿智库的一帮人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创造”。
“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模式，不是任何其他性质的模式。“中国模式”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一些西方学者在谈及“中国模式”时，故意抹去其社会性质和政治属性，不愿意将“中国模式”的成功归因于社会主义。其实，我国的改革并没有改掉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原则，从来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指出，“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而“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这从一个视角体现了“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
“中国模式”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但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具体做法可以有多种。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统一性要通过多样性来实现。“中国模式”的成功，为越南、古巴、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注入了正能量，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将“中国模式”奉若神明，也没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样板。相反，它们在吸收我国经验的同时，坚持走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反映了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认识上的清醒和深化。
“中国模式”是中国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发展模式，不谋求对外“出口”，更不谋求统治世界。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个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固定不变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色彩”，是中国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发展模式。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不会对外推广、输出“中国模式”。我国领导层在“中国模式”问题上既保持了高度自信，也保持了“鲜明理性”，主张各个国家都应探索和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所谓中国“将‘出口’中国模式上升为对外战略”，纯属无稽之谈。
“中国模式”产生于非常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无法模仿和复制，但可以借鉴。“中国模式”是独一无二的，根本无法复制。但是，“中国模式”蕴涵的发展哲学和改革方法论，比如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坚持发展速度、改革力度与社会可承受程度相统一，循序渐进改革，加强顶层设计，独立自主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等等，无疑具有普遍意义和世界价值。事实上，“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也早已为各国有识之士所重视。
“中国模式”是和平发展的模式，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发展之路。西方一些学者鼓吹“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恐怕主要是基于500年来西方列强崛起的历史逻辑，这个逻辑不能套用于中国。解读“中国模式”，不能用西方的逻辑来裁剪中国的现实，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来衡量今天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爱好和平，强大的中国不构成对世界的威胁，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中国模式”的开放性
“中国模式”的开放性，是指“中国模式”仍处于改革、发展、完善之中，不是一种封闭、僵化的模式。
“中国模式”是一个发展中的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模式。“中国模式”虽然已经形成，但并没有完全定型。“中国模式”中该坚持的东西要旗帜鲜明地坚持，该改革的东西要大胆地改革。“中国模式”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不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还处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中国模式”已经发展到了顶峰，穷尽了一切发展的可能性，后人只需重复前人的老路、复制前人的成果。“中国模式”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成的模式，社会主义还在发展，“中国模式”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承认并正视这一点，无损于“中国模式”的伟大，更不能成为否定“中国模式”的理由。
“中国模式”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是完美无缺的理想模式。承认“中国模式”的成功，不意味着它就完美无缺；承认“中国模式”的缺陷，也不意味着它就一无是处。我们既要大胆地肯定“中国模式”的成就，又要直面“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不应把模式看作一个绝对理想的东西。“中国奇迹”震撼世界，“中国故事”遍传全球，“中国道路”的正确性毋庸置疑。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道路自信，千万不能“邯郸学步、失其故行”。同时，我们也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于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敢于推进深水区改革，敢于碰触影响我国发展的突出问题，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模式”的内容，打造“中国模式升级版”。
“中国模式”不排斥其他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不是不可移易的封闭模式。“中国模式”不对外推广，但不等于不对外开放。今天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资本主义有好的东西，我们要善于“吸收别人好的东西，保持自己特有的东西”。当然，我们只是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社会主义的有些东西永远不能丢，资本主义的有些东西永远不能学。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中国发展充满了信心，他告诫“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海纳百川，将各种文明的优长冶为一炉，是“中国模式”的品格和追求。
辩证看待与发展“中国模式”
科学看待和发展“中国模式”，必须坚持确定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反对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克服形而上学。
一方面，要反对夸大确定性、无视开放性的绝对主义倾向。比如，有人认为，“中国模式”行之有效、已经成熟、已经定型，不需要再改革了。有人主张，“中国模式”完全可以与“西方模式”相媲美，不久就要取“西方模式”而代之，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不久将统治全球。还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是值得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标准样式，是未来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理想选择，可以在全球推而广之。确实，“中国模式”的成功举世公认，但绝不能因此走向僵化、迷信，而要在深化改革开放中不断完善“中国模式”。
持绝对主义立场的人往往只看到“中国模式”有自身独特的优势，而忽视其仍然存在广泛的发展完善空间；只看到“中国模式”的成绩，而忽视其存在的问题；只看到“中国模式”的普遍性特征，而忽视其地域性特征；只看到“中国模式”的一般性价值，而忽视其“中国个性”和“中国元素”；只看到“中国模式”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模式，并将其放大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甚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持这种立场的人在对待“中国模式”的问题上往往盲目乐观，对现实缺乏反思精神，缺乏创造性与前瞻性。
另一方面，要反对夸大开放性、无视确定性的相对主义倾向。比如，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无非是“东亚模式”的变种，中国的发展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并没有本质不同，因此不存在一个与众不同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由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相似性，确实存在某种耦合的地方，但这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无非是“西方模式”的翻版，中国的发展就是向“西方模式”靠拢，就是“选择适合的方式去实现西方普世原则”，除此之外没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创造。其实，中国借鉴资本主义的某些成功做法，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有人认为，“定型”和“固化”是模式的基本属性，而中国目前还处于转型期，因此要慎提“中国模式”。事实上，世界上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发展模式，不能因为“中国模式”还在发展就否定它的客观存在。
有人认为，“模仿”和“复制”是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所谓的“中国模式”既无法模仿，也不能复制，因此不存在“中国模式”。事实上，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不能因为“中国模式”无法复制就否定它的世界意义。
有人认为，“理想”和“完美”是模式的隐秘内涵，而当代中国问题重重，谈“中国模式”为时尚早。事实上，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理想模式，不能因为“中国模式”的不完美性就否定它的价值。
持相对主义立场的人只看到“中国模式”尚处发展之中的一面，而忽视其基本成熟的一面；只看到“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而忽视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只看到“中国模式”需要改革的一面，而忽视其应该坚守的一面；只看到“中国模式”的民族性，而忽视其具有的世界意义。持这种立场的人在对待“中国模式”的问题上往往消极悲观，对现实丧失信心，对未来迷失方向。
总之，“中国模式”是确定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要在确定性中把握开放性，在开放性中寻找确定性，这就是在“中国模式”问题上的辩证法。
（作者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