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的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们要处理关系仍如百余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一是人与自然关系,即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一种和谐、纯洁、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关系。当今中国社会所倡行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正是贯彻以人为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想。本期新论版就“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关注”这个话题,约请了省内外的三名专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研究心得。
“重建社会”与构建社会生态新关系
许斗斗
一、“重建社会”思想的提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篇成熟的标志性著作,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和私有制,认为这是造成人的异化和片面性的根据,因此主张通过生产力高度发展及其普遍交往,来消灭分工和私有制,实现各国从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此,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表明,随着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伴随着普遍交往的冲击力,各国都必然地纳入“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那种孤立封闭、闭关锁国的国家政权方式不仅难以维系,也必将被人类的发展进程所淘汰。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真正而全面的“世界历史”无疑是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发展过程。但这只是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要实现这一历史必然性,还需要有众多且具体的实践活动,其中,无产阶级的产生与壮大是重要因素,他们是这一实践活动的主体承担者。这个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分工及其异化劳动,消灭私有制;他们“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无产阶级还必须具有共产主义意识,才能净化自身,提升自己去实现“重建社会”的任务。
二、“社会”的重要性
“重建社会”的提出,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赋予“社会”以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功能。早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从两个层面阐述了“社会”的重要性:第一,“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即只有在社会中,人与自然界的统一、自然界对人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实现,因此,真正的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相统一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领域;换言之,马克思是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纳入“社会”的视域下来考察的。第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是造成人的劳动异化,从而造成人的自我异化及各种异化存在的根源,因此,马克思通过揭示异化劳动、产品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等诸多异化现象来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的批判。从思维逻辑上看,马克思的这种批判转向就意味着他是把问题的实质转变为一种社会批判。“社会”成为问题的关键。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中,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可能的。
在社会发展及科技与生产的关系上,马克思依然体现出“社会”重要性的思想。马克思曾指出,一个时代的人们既和他们生产什么相一致,更是和他们怎样生产相一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作为怎样生产的手段,科学技术成为不同社会形态区分的一种标准。但是,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制和资本追逐利益的驱动下,工人的生产活动只能被“绑架”在大机器的运行中,工人的活劳动作为异己的力量被纳入工业化生产中,科学技术在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中也在加剧着工人非人化的生存,使人的异化状态极端化。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下,科学技术也只能使生产劳动成为进一步破坏自然、征服自然的掠夺过程。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和“重建社会”就显得极端的重要,它是使科学技术向“善”发挥其社会作用、实现人的解放的前提。
三、当前构建社会生态新关系的意义
就其本义而言,生态是指生物体与其生存环境的一种关系,其中人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是首先考虑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的生活必然建立起双重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这里包括人的生命的生产所建立的血缘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主要方面;二是社会关系,是指人的共同活动及其所建构起的各种关系,其中包含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这里的双重关系就是人的生存环境即社会生态。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构建社会生态新关系,就是要建构起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新关系:
一方面,建构人与自然的社会生态新关系。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也集中呈现出了环境问题。我们该如何构建一种正确协调人与自然的生态新关系?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因此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视节能减排,强调可持续发展,走绿色发展之路。同时在社会体制建构上,我们要完善体制、健全机制、完备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另一方面,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社会生态新关系。和谐、纯洁、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关系是社会建设的目标,也是治国理政的目标。为了构建良好的社会生态新关系,党中央精准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指出其关键在于“从严治党”,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制和监督责任,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从而根本上带动和塑造一种全社会的生态新关系。同时,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党中央采取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李克强总理2017年“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打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这其中包括努力营造支持创新、追求卓越的社会氛围,让尊重知识、尊重创造蔚然成风,让人人皆可创新,处处是创新之地,从而形成推动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
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构建良好的社会生态新关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步骤。
以劳动为原则导向重塑社会生活
陈立新
现代社会在其产生之际,就衍生了自我理解的实际要求。随着现代生活结构的成型与稳定,这一实际要求便转化为构建社会共识的一种推动力,进而发展为社会建制的动力元素,影响着社会大众的意见走向。现代社会拥有的这种特质,是以往时代罕有其匹的;而自我理解与自我确证、自我辩护、自我批评在基本旨趣上有着清晰可辨的相关性。我们由此当能推论,现代社会之需要自我理解,一定是现代生活世界蕴藏着如此这般的基本理由和本质根据,而且一定关乎于现代文明的存在根基。我们通过审视和洞穿现代文明的存在性质,可望呈现现代社会之自我理解的必要性及其全部意义。
然而,正如很多思想家所洞察到的,现代社会生活的现象实情是进步与颓废并存,现代文明蕴涵着自身难以克服的悖论:这个时代的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马克思独具匠心地挑明,现代这个“文明时代”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
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皆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对象性本质”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配置,蕴涵着人的创造性冲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之源。它本来并不神秘,也不是停留在美妙文字所编织的话语世界之中,而是通过人的“对象性的活动”所创设的“对象性形式”表现出来。“对象性形式”是经常变化的,与“对象性本质”并不总是保持一致或同步,适当的差距则是两者之间关联的常态。在资本降临世间之后的“文明时代”,这种差距却演变为“对象性形式”对于“对象性本质”的背离,以至于生活世界充斥着“对象性本质的异化”。究其原因,全在于以资本为原则导向的现代生活,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式。现代社会建构了“人的独立性”,但毫无例外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又倚靠这一基础而发展,并在服务这个基础中与之结成了巩固的同谋关系。这就是说,以资本原则为导向的现代文明,把人锻造为“物性”的人,制造了人的片面发展,包含着自身摆脱不了的局限性,社会生活变革势在必行。
真正说来,现代生活变革的核心毋庸置疑是社会生活之根本原则的变更,亦即资本原则的退位。问题却在于,资本自始就是资本主义的支柱;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资本始终能够展开自身外化自身,至今仍活力四射。这表明,在资本的现实作用包含着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资本仍是现代生活基本建制力量的情形下,我们今天对资本进行任何形式的批判,都不可能是让资本销声匿迹,而是要对资本的日常建构性保持高度的敏感,恰如其分地划定并呈现资本有助于人类生活意义上的合法存在范围。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所以,社会生活原则的变更就是资本原则让位于劳动原则,按照劳动原则而不是资本原则组织社会生活。这是切合生活世界的实际要求、富有现实基础和发展前景的合理选择。
社会生活以劳动原则为导向,意味着人类生活性质的改变、人类新型文明的开启。以资本为原则导向的现代文明,培育了“人的独立性”,实质上是“以物为本”;以劳动为原则导向的社会生活,实则弘扬“以人为本”。这是因为,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构成人的本质以及人的现实存在。毋庸置疑,这是属于新型文明的生活图景。
马克思指出:“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这里言简意赅阐述了“自由”和“平等”得以产生的原始基础以及两者的相互依存性质。可以说,以资本为原则导向的现代文明培育了“人的独立性”,“自由”和“平等”正是“人的独立性”的基本构成或内涵。没有这种“独立性”,资本文明的“新时代”就是不可想象的。问题在于,资本原则的调控和刺激,“人的独立性”中的“自由”这一内涵得到了推动,但“平等”这一度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发展。既然现代社会的人性品质有着发育不全的欠缺,这个时代就只能在动力短缺的困扰中运行。而且,现代社会本身无力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这就是现代文明的缺陷,注定了现代文明的存在限度。解困之策,首先是要实现“自由”和“平等”各安其位、是其所是。当然,这是属于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和担当。
马克思在解答现代世界之自我理解的时代课题中,明确意识到批判旧世界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借以引导人们认清“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这个“新世界”的“新原理”,就是“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谓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正是以“人的解放”为标准而指向“现存状况”中的那些“文明缺陷”,是毫不妥协地宣布这些“文明缺陷”在存在权利上的根本不合法,是与这些缺失存在合法性的生活形式的分道扬镳。一言以蔽之,共产主义正是以劳动为原则导向的人类新型生活的开始。
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无疑需要在建构劳动为原则的现实运动中发现并执行自己的任务。这就要面对资本与劳动在现实生活中的相互作用,需要充分吸收并合理发挥资本的作用。当务之急,是要推动劳动转化为自主的活动,促进劳动活力的充分迸发,实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达到劳动对于资本的引领,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要求。
毛泽东曾经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成就,证明中国有条件有能力为探索以人为本的新型文明做出贡献。当下中国社会所倡行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正是贯彻以人为本的典范,是人类探索更美好社会制度的一种可贵的尝试。这对于人类开启新型的文明,是值得期待的。
唯物史观应直面时代挑战
王金林
唯物史观旨在对历史作唯物主义的“思想考察”,以便揭示其间的原则或规律,从而对历史之道有所道说,对历史变迁有所引领。中国革命的胜利显然同唯物史观息息相关。改革开放的成就也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指引。作为一种历史观,唯物史观曾被海德格尔誉为优越于一切其他的历史观。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以长期被遮蔽的物质生产尤其是异化劳动来解释人类历史,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大发明。它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独到的阐释框架。然而,毋庸讳言,在诸多实践哲学当中,曾经风头甚健的唯物史观,其当下状况却是门庭冷落,颇为尴尬。尴尬就尴尬在,一方面,时代迫切需要唯物史观指点迷津,诸如“全球化方向何在”“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的不断涌现就是明证;另一方面,唯物史观的研究却竭力回避时代的要求,逃进“概念辨析”的一亩三分地内自娱自乐,满足于仅仅检讨历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根本无意于直面时代呈现出的问题,无意于从现实的沉思中追问历史大道。
唯物史观的当下困境至少源于两方面:一是理论,二是实践。从理论上看,唯物史观曾经擅长的宏大叙事,遭到了后现代话语的尖锐批判与彻底解构。唯物史观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理论,致力于揭示历史现象中历史大道之起承转合,而后现代话语则强调断裂、差异、碎片与非连续性,把历史视为所谓“话语建构”的产物。两者的基本假设显然格格不入。如果说后现代有什么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这种历史哲学同现代的唯物史观旨趣相去甚远。从实践上看,唯物史观有关时代发展趋势或历史阶段演变的假设与预言,仿佛遭到了时代或历史本身的嘲讽与唾弃。20世纪诸历史运动所遭受的重大挫折与失败,似乎不可辩驳地证伪了唯物史观整体论的、目的论的线性论述。人们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弃宏大叙事而趋微观叙事。后现代话语迹近一统天下。
后现代理论当然有其自身正当的问题意识与经验支撑。但是,我们要追问的却是:在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中,究竟是否存在某种一以贯之的大道呢?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历史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关切于这种一以贯之的历史之道。历史哲学以假定这种历史之道的存在为前提,不管它被称为历史的精神、原则或法则,还是被称为历史的规律或趋势。黑格尔开创性地把“历史哲学”视为“对历史的思想考察”,并把“思想”规定为“理性”,同时假设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于是世界历史就变成一种合理的过程,历史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就变成对历史作理性考察,或者说以理性为标尺来衡量历史,评估其在理性发展上的成败得失。这一“思想考察”的神秘性与合理性同样显著。马克思则在扬弃黑格尔历史哲学神秘性的同时,把黑格尔的“思想”或“理性”还原到其物质生产的根源即“劳动”上,揭示人类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劳动,于是世界历史在马克思那里就变成一种劳动的过程,其成败得失必须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高下进退为标尺来衡量。
考诸历史,不难发现,黑格尔“精神史观”与马克思“唯物史观”各自的基本假设显然都包含着对人类历史的深刻洞见。黑格尔所发现的“精神”与马克思所发现的“劳动”,虽然有着唯心唯物之原则差异,却都在不同的层次上,以不同的方式把捉到了人类历史的发生动力、演变机制与发展趋势。因此,在黑格尔与马克思各自的理论框架中,历史万象中始终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历史之道。这无疑是人类历史意识的一大进展。
然而,吊诡的是,历史哲学的思想洞见却每每陷历史哲学自身于困境。关键在于,历史哲学习惯于“以一统万”,以偏概全,以一个法则统摄全部经验。但是,哪怕此“一”确实是真实不虚之道,也难免失之于过度概括与抽象。这种追求总体性、整体性、普遍性、无限性的思维方式经常忽视或贬低具体的经验存在,忽视或贬低经验事实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使事实成为原则的傀儡,使原则成为事实的主宰,因为历史哲学归根到底无非是对历史的一种哲学解释,即从某种哲学原则或观念出发来解释整个历史,以便使无序的历史呈现出某种有序的样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其实就是以其思辨理念对世界历史进行解读,虽然他曾经一再强调“笼统的法则不能涵盖纷至沓来的一切重要事件”。
历史哲学的这一弊端马克思早有警告。他晚年在致友人的信中明确表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此力图把自己“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同“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理论”严格区别开来,以免唯物史观落入历史哲学的陷阱。遗憾的是,人们虽然对此教诲耳熟能详,却往往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中反其道而行之。变偶然为必然,化特殊为普遍。这是历史哲学的拿手好戏,也是历史哲学的致命诱惑。形而上学的思辨冲动害人不浅。
因此,倘若要使唯物史观真正摆脱历史哲学“以一统万”的窠臼,就必须在概述历史特殊性的同时谨防理论普遍性的过度介入。否则,一不小心,“历史概述”就会沦为以偏概全的“历史哲学理论”,唯物史观就会变成无往而不适的普遍公式。其实,马克思晚年有关俄国革命与东方社会的复杂思考,以及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曲折道路,已经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清楚地表明,哲学原理的普遍性与历史事实的特殊性之间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当然不是说这道鸿沟不可逾越,而是说其逾越绝非像某些“辩证法家”所以为的那样一蹴而就。要沟通普遍性与特殊性,就必须认真面对后现代话语的理论挑战与全球化时代的实践挑战,充分尊重历史与经验,充分肯定差异与特殊。这恐怕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只有这样,唯物史观对历史所作的“思想考察”,才能既不以特殊经验遮蔽普遍规律,也不以普遍规律取代特殊经验。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人类历史发展严重“失向”的当今世界,只有深刻汲取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充分消化后现代话语的问题意识,唯物史观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从而更深切地领会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之道。因此,唯物史观的复兴不在于回避,而在于迎接时代的挑战,无论这一挑战是来自实践还是来自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