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恩格斯所言：“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作为一个出场于地质学界并将影响力逐步辐散到跨学科领域的前沿性概念，“人类世”(Anthropocene)不仅标志着地质学研究对于人类活动综合影响能效进入重估阶段，也意味着一套新的环境知识话语的诞生。随着“人类世”概念及其知识产物不断在当代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场域中释放能效，一些具有新异性与原创性的议题开始形成并发酵，其中，2010年前后滥觞于欧美思想界的“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 in the Anthropocene/Marxism of the Anthropocene)议题尤其值得关注和批判。这一议题讨论的核心意旨在于通过“人类世”范畴及其知识产物的话语热度与理论工具效应，对当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某种发展路径上的“反思”与“扩容”,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与社会主义生态构想的理论激活。基于“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的复杂性与前沿性，本文拟从人类世范畴及其知识产物的谱系澄清出发，揭示出“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兴起的理论背景，并通过文本线索的梳理窥见其议题内部的种种差异性观点，最终完成其实质解析与宏观评价。
一、“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源起的理论背景
在最为一般的意义上，“人类世”有三重基本意涵。其一，人类的自然干预能力已经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变化”,人类已经足以对整个行星生态系统产生地质影响，人类作为一种强影响性的“地质力量”(Geological Force)相对于其他生物种群的特殊性已经得到了相当数量学者的实证支持。其二，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地质年代并非一个“良序”环境，人类及整个行星生态系统都面临着日趋严峻的生态风险。这种风险已经不能被简单概括为“土地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榨取”“疫病流行”等浅程度术语，取而代之的将是“物种灭绝”“系统性危机”“生态系统崩溃”甚或“行星灭亡”等深程度术语。其三，作为拥有一定资源基础、尚有能力(至少是潜能)尝试拯救生态系统的智能物种，人类面临着急迫且根本性的发展模式选择，究竟选择何种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配置模式以应对生存环境系统性挑战，成为全体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无论如何，“人类世”将会造成一种更强变革性与激进性的理论局面，因为文明发展模式的调整、筹划与确定已经不再只是一种“优化”维度的考量，而已经成为一种不可不为、生死攸关的必然趋势。本文所着力关注的“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正是在这一趋势之下源起与发展。
要阐述“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的源起与发展过程，就需要首先理清“人类世”概念的来龙去脉。当代意义上的“人类世”概念由生物学家尤金·斯托默(Eugene Stoermer)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但这一概念真正进入公众视野，则要追溯到21世纪初。2000年，因臭氧层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荷兰学者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与斯托默在《全球变化通讯》上联合发表的《人类世》一文，认为人类作为一种地质力量已经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除非发生诸如火山喷发、行星碰撞之类的重大灾祸，人类必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地质力量存在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之久。2002年，克鲁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人类地质学》一文，更为明确地呼吁使用“人类世”作为一种新地质学意义上的时代区分概念。这两篇文章及“人类世”概念的出场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了地质学界关于人类种群地质学定位与地质年代划分的诸般争论。在使用“人类世”这一新概念补充“全新世”的传统地质年代概念的动机上，克鲁岑认为，人类对于地质环境的影响力已经逐渐达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主导量级，因此，“将‘人类世’一词赋予目前这个在许多方面由人类主导的地质年代似乎是合适的，它为‘全新世’——过去10～12个千年的温暖期做了补充”。换而言之，在克鲁岑看来，“人类世”意味着人类在其衍生、演进的历史周期内不断通过规模农业栽培、自然资源攫取、污染物排放、军事与技术试验等实践活动大幅度改变自然环境以至在地球的地质结构各处留下深刻痕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内，人类必须被视作一种具有强影响能力的地质力量，而不能被简单地归为某种环境赘生物或曰地质年代的“过客”。
尽管影响力巨大，但斯托默与克鲁岑绝非“人类世”这一设想的最早提出者。从18世纪末开始，一些博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就已经主张在考量自然环境时更多地关注人类这一主体性力量的重要作用，如布封(Comte de Buffon)在《自然史》中强调“今天地球的整个面貌都打上了人类力量的印记”,认为人与自然共同构成影响世界面貌的两股力量。及至19世纪后叶，随着地质学研究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更多的学者开始尝试构建出一个能够揭示人类重大影响能效的地质年代概念，如詹金(Thomas Jenkyn)在其所讲授的地质课上提出“人类时代”的说法、斯托帕尼(Antonio Stoppani)将人类生活的时代称作“人类代”(Anthropozoic era)等。20世纪上半叶，巴甫洛夫(Aleksei Pavlov)、沃尔纳德斯基(Vladimir Vernadsky)等学者，将这种对“人类时代”的建构推向成型：巴甫洛夫于1922年明确提出了“人类系统时期或人类世”(Anthropogenic System Period or Anthropocene)的说法，用之描述目前时代的地质推动力量构成。沃尔纳德斯基则力图将人类的精神活动与生物圈的演进过程统一，提出了“人类圈”(Noösphere)概念，进一步突出了人类活动对于地质年代划分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上述理论资源的积累，“人类世”范畴的影响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与此同时，必须承认的是，“人类世”范畴的“跨界生效”与20世纪以来日趋严峻的环境危机以及文化领域的“末世情结”关系甚密，它不仅意味着地质学领域对于时代划分的新观念的产生，亦标志着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文化、心理、政治、社会层面的批判”与自反。
2008年后，在扎拉斯维奇(Jan Zalasiewicz)等地质学者的反复重申与倡议之下，“人类世”范畴及其知识产物的影响力攀升趋势愈发显著。环境史学家麦克尼尔(John R.McNeill)认为，“人类世在是地质学概念的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随着“人类世”概念及其理论产物日益受到关注，从环境哲学、环境政治学、环境伦理学、文艺批评理论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视角出发进行“人类世”探讨与解读的著述不断涌现。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逐渐成形，“社会主义生态理论家很快就接受了人类世的解释力，它强调了现代人类社会作为支配地球系统变化的主要行星地质力量的划时代崛起”。
人类世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链接看似“生硬”,实则具有非常清晰的学理基础与讨论潜能。“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分析与批判及作为其现实结果的社会革命绝非只是一个局限于社会政治范围内的议题。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生产与发展的物质基础的自然界同样会受到人类的社会历史行动的重大影响，且这种影响随人类对自身发展道路的筹划而呈现出差异性，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在自然力支配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其二者对自然界所造成的影响差异明显等。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分析与解放构想，有着强烈的、毋庸置疑的生态倾向，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解决、人类文明以更全面且自由的方式延续并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内蕴的理论意涵。
“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包含多重内容维度和研究进路的理论或话语体系，不仅基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应用，也离不开对当代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绿色转型实践的批判性分析与超越性构想。”正是顺应着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意涵，包括具有较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倾向的绿色左翼在内的广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尝试一种研究的“人类世转向”,这一转向集中表现为已经得到相当程度阐发与讨论的“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简要而言，“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的核心意旨在于通过“人类世”范畴及其知识产物的话语热度与理论工具效应，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与政治哲学观点进行完善性的阐发，以期更好地激发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生态批判、制度替代与生态社会主义构想上的理论活力。在理解上述内容时需要注意的是，广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一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必然包含着丰富的、异质性的理论内涵。这种特性决定了本文研究将从最为基础的文本线索梳理展开，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参与主体关注的核心问题进行归纳、总结。
二、“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讨论的文本线索
“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一个基于“人类世”范畴及其理论产物而生成的复合范畴，即是说，它具有特定的理论内涵所指，是对“人类世”范畴及其理论产物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多元知识综合思考的结果。将“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使用者主要包括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斋藤幸平(Kohei Saito)、柏克斯利(Simon Boxley)等，而对这一议题进行学术讨论的学者则要更多也更早。
依据时间、相关度、第三视角反馈等因素的考量，马尔姆(Andreas Malm)在2009年提出“资本世(Capitalocene)”范畴的事实构成了“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讨论的发端。马尔姆用“资本世”范畴批评部分自然科学研究者将人类世危机归咎于人类物种整体的“人类世叙事(the Anthropocene Narrative)”,认为这种研究思路缺少了对不同阶级进行生态责任分析的批判意识，主张建立起一种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导的“资本世”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从对“化石资本”经济及其政治文化根源的分析展开，试图由此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与人类世危机的结构性关联，最终完成对资本主义人类世责任的确证。这一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文本事实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构成了上述整个研究范式的重要知识基础。从马尔姆研究的后续效应来看，相当一批左翼学者都在马尔姆的理论基础上丰富了对资本主义人类世责任的批判，典型如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2014年丹麦奥胡斯大学公开发表的演讲稿《人类世、资本世、克苏鲁世》及其衍生文章、摩尔(Jason W.Moore)主编的《人类世还是资本世：自然、历史与资本主义危机》、汉斯·巴尔(Hans Baer)的《人类世还是资本世：两种政治生态学视角》等。
与马尔姆等人侧重于资本主义归责与批判的人类世讨论尝试不同，格尔达·罗尔温克(Gerda Roelvink)在2013年发表的《重思人类世中的类存在》构成了“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讨论中侧重于理论建构的早期表达。罗尔温克从克鲁岑提出的“人类已然成为地质力量”命题出发，回顾了马克思“类存在”概念的哲学研究历程，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人的类存在的“非人化”,认为共产主义的核心主张就是构建出一种“人性化”的物种存在方式，强调马克思的“类存在”概念及其理论对于人类世生态危机应对的重要意义，并主张生成一种“以与他者的道德关系为中心的人性尊严模式和以共存为中心的尊严政治”。及至2020年，罗尔温克又发表了《人类世的政治学》一文，以著作评述的方式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后资本主义政治形式”对于解决人类世危机的重要意义，反映了作者向广义生态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转向。类似的以较为建构性的方式进行“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阐发还可见于麦肯齐·瓦克(McKenzie Wark)的《分子之红：人类世的理论》。这部著作虽然只在较浅程度上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工具，但其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理论的援引与思考显然构成了一种积极尝试。
2015年是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正式介入“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讨论的一年，在经历了数年的以绿色左翼学者为主的人类世讨论后，规范意义上的“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讨论框架被逐渐明确起来。福斯特在《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一文中追溯了苏联学者对“人类世”这一范畴的构建与阐释，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人类行为”生态影响能力分析的一贯性以及由此所展开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科学性。更进一步地，福斯特又通过对“行星裂缝(the Planetary Rift)”的分析揭示出人类世危机的资本主义根源，认为要应对这种行星生态系统安危层面的风险局面，就必须综合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分析与地球系统理论及“大转型”视角，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重新建构人类世时代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与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后，福斯特用接连发表的一系列著述宣告了自身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类世转向”:2016年的《人类世时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演进》与《人类世危机》、2019年的《人类世的帝国主义》、2020年的《“人类世”时代重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2021年的《资本期：人类世的第一个地质年代》、2022年的《人类世的资本主义》,等等。在这些著述中，福斯特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生态责任之余还建构性地提出了人类世之下“资本期(the Capitalinian)”与“共产期(the Communian)”的地质年代分期构想，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人类世的一大研究使命即在于尽力保障“生态存续”并擘画社会主义主导下的人类世危机应对战略。无论是传播影响力还是理论创新性，福斯特都可以被视作是“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讨论中的关键贡献者，引起了一批学者的连锁反应。
在福斯特的支持下，伊恩·安格斯(Ian Angus)于2016年出版的《面对人类世》一书围绕“要向社会主义者展示为什么他们必须了解人类世，并向地球系统科学家展示为什么他们必须了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以人类世为话语契机阐发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斋藤幸平在2017年发表的响应福斯特之作《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中明确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世话题的广泛参与趋势，指出这一趋势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理解人类世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总领性地梳理了福斯特、柏克特(Paul Burkett)、摩尔等学者对“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阐发上的见解差异。这种“一边参与一边梳理”的讨论方式同样构成了卡米拉·罗伊尔(Camilla Royle)《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世》写作的基本视角。这部著作是“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讨论极为重要的文本载体，其中不仅梳理了各学者观点的异同，还揭示出议题讨论所必须面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的“版本更新”问题。克劳斯·托马斯贝尔格(Claus Thomasberger)在《人类世时代的社会主义转型》中从人类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社会主义转型实践两个维度出发，论证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对于人类世气候与能源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霍恩伯格(Alf Hornborg)在《人类世的自然、社会与正义》中围绕人类世的货币、技术与自然的复杂关系，批判资本主义是一种化石燃料与货币的“拜物教体系”,这种拜物教体系是造成人类世“星球燃烧”的经济动因，由此，马克思对于“拜物教”的理论阐述构成了一种实质性的对人类世产生之社会根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托马斯·劳克林(Thomas Laughlin)在其《人类世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人类世的袭来是一场全面的认知革命，要理解这种宏大叙事方法的转变，就需要与之相对应的独特方法，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而且是生态唯物主义者，他们的对象化活动与实践理论为理解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在这些学者之外，还有相当部分学者勤于耕撰，在此不作枚举。
上述文本线索揭示出“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讨论的大致时间节点：作为总体发端的2009年、正式进入规范化系统化讨论的2015年、著述产出数量与丰富程度显著提升的2019年与蓬勃发展趋势明显的当下。“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牵涉知识领域之广、学派之多、学者之众难以一文尽述，但需要认清的一大事实是：若要把握国外学界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等相关研究的当代进展，“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是绕不过的；也只有在厘清这一议题究竟在言说什么的基础上，国内学界对于“人类世”问题关注与回应的相对缺失之境况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改变与优化。
三、“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讨论的核心内容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能将“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简单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是在人类世中形成与发展的”这一命题，因为一方面人类世的起点时间尚存争议，不能断定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历史一定在时间上被人类世所包围，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作一个缺少进步性意义的单纯背景性的地质年代描述。换句话说，“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人类世背景下做出某种单纯的评价或“复述”,而是试图通过人类世范畴及其理论产物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张力实现某种理论目标。
基于前文对议题文本线索的宏观梳理，这一议题讨论的核心内容在更为微观与具体的层面上可以被划分为三大方面。
其一，关于人类世时间起点定位及其资本主义批判意义的讨论。索里亚诺(Carles Soriano)认为，“人类世的起点时间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且对当前危机的概念化和退出危机所需的政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自克鲁岑与斯托默将人类世推到各学科知识交汇的中心场域之日起，关于人类世时间起点的讨论就构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议题。如果人类世自人类使用火把或开始自觉的耕种活动之日起就已经诞生，那么人类的生态原罪论将得到有力的地质学论据。如果人类世的时间起点与资本主义勃兴的历史节点大致吻合，那么围绕人类世进行资本主义批判的左翼理论(包括“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的主流性观点)将得到更强的论据支持。在地质学研究的基本理解上，关于人类世时间起点的主要主张大体包括“大型动物灭绝说”“火种说”“农业起源说”“农业扩张说”“工业革命说”“一战说”“大加速说” “核武器使用说”“持久性工业化学品生产说”“大气变化说”等。在如此多的理论声称之中，学者们对于人类世起点的理解以“大加速说”为主导，但在阐释上仍各有侧重。福斯特认为“大加速”(the Great Acceleration)并非一种人类发展之中的偶然现象，其本身并非造成人类世的唯一因素，与之相对的，人类在觉察到生态危机之后所发起的“全球环保运动”也促成了人类世局面的形成。也就是说，人类世局面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被动进入”的人类危机宣告期，相反，它是一种主动、积极、自觉地衡量生存处境与调整生存策略的局面，这种局面揭示出批判与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非生态性的必要意义。斋藤幸平同样认为大加速是人类世危机形成的起点，但与福斯特有所区别的是，他更侧重论述这一起点的“负面意义”,即强调大加速本身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力与技术能力的提升，同时也意味着人类“支配自然”尝试的阶段性失败，这种失败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经济扩张与“支配自然”观念相结合导致的破坏性产物，而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需要被批判。马尔姆与霍恩伯格反对将人类世的起点归责于全体人类，他们尝试批判自然科学人类世叙事中的“火种说”,即不认同资本主义对于人类世危机的责任应该被转嫁给人类本身的“理性意识”,化石资本主义的燃料经济与生态资源攫取体系也“不是人类普遍支持的”,资本主义的反人类性更应当被视作是人类世危机的归责对象。用地质学者威尔·斯特芬(Will Steffen)的话来说，马尔姆与霍恩伯格的观点强调“富裕国家的工业资本家——而不是‘整个人类’——应对人类世负有主要责任”。上述观点被安格斯拥护，他直言“这可能不是完美的生态社会主义分析，但它们肯定会打破人类世科学指责所有人的神话”。
其二，关于人类世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如何“版本更新”的讨论。“人的自然存在，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不是孤立发生的，它是通过社会、通过人的意识而发生的。”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自身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色彩”,一种具有更高超越性与时代性的人类中心主义显然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部分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绿色左翼学者的生态价值观基础。罗伊尔指出了“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讨论所必须重视的一个悖论：一方面，人类世危机的解决往往被要求人类逐步减少甚至“退出”对自然界的影响范围，但另一方面，人类世又意味着人类已经取得了比过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强大的生态能动性与物种保护力。上述悖论揭示出，究竟如何看待人类的能力与地位并最终完成由“中心、利益享受者”向“主体、保护实践者”的生态价值观“版本更新”是学者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福斯特认为，相当部分对人类世问题作理论阐发的左翼学者由于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自然辩证法批判”的影响，陷入了一种“放弃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批判现实主义而转向人类中心主义一元论”的理论误区，这种误区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拒斥人与自然二者之间的辩证联系与整体关系，从而没办法建立起马克思“社会主义”构想与人类世危机解除的内在理论关联。因此，福斯特主张在批判资本主义之余也要坚决与部分学者的“社会一元论”或“人类中心主义一元论”划清界限，走向自然辩证法更高层次的复苏——“社会主义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在社会主义生态学中，辩证法对于理解通过生产调节自然和社会来说至关重要；而在社会一元论那里，自然被纳入到社会/资本主义之中”。斋藤幸平基本认同福斯特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诠释，同时他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指出，在马克思看来，不需要把人类与自然的二元论还原成一元论，而是要从社会的诸多关系中说明为什么这样的二元论在现实中有力量，不应当消解人类的能动主体地位及其社会历史属性，确立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基础与进行人类世的生态系统保护工作并不矛盾。在新近著作中，福斯特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版本更新的实质性表述更为清晰。他立足于马克思关于新陈代谢断裂的理论，批判了莫顿(Timothy Morton)、本内特(Jane Bennett)等人对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指摘，认为马克思绝非旧式人类中心主义的鼓吹者，其理论目标始终是“尝试提供一种更高的综合，以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人与自然的调和而非对立为目标”。在当代讨论“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时，真正符合马克思原初设想的生态价值方案应当是“人类世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the Anthropocene),即在充分保障人类能动主体地位的同时，将人类世视作“人类必须以革命的方式进行斗争的时代，不仅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且也是为了避免由于所谓的‘资本主义对世界和整个生活的致命威胁’而造成的破坏”,将关于人与自然二元何者更重要的抽象争论引向更具现实性意义的实践境遇。
其三，关于人类世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的讨论。至少在左翼学术界共识的意义上，应对人类世危机的最佳方案必然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替代，但关于实现这种“后资本主义”的具体方案及作为其替代结果的新社会形态构想，仍然需要大量的话语阐发与议题讨论。在欧美的理论空气中，生态社会主义总是面临着各种指摘，如“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外部的乔丹·凯因德(Jordan Kinder)等人并不认可“现存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说法，但他们的批判多半并不否认社会主义本身进行版本更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这揭示出“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回应“人类世的未来为什么一定是生态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主义又是怎样的”问题的理论必要性。在这个意义上，安格斯对问题的理论回应是较为成熟且系统的：“《面对人类世》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起地球系统科学与生态社会主义之间的桥梁”。安格斯认为，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或野蛮”分析已经论证了生态社会主义成为人类文明最优解的可能性前景。在此前提之下，安格斯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的多元性，即认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绝不是完全单一的”。但他认为所有生态社会主义构想者都必须承认两个原则：(1)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且对于社会平等与正义有迫切的追求；(2)建立、维护并不断改进具有良好生态效应的社会工业基础。在安格斯看来，作为人类世危机出路的生态社会主义必然是反对市场中心主义与生产力决定论的，在经济层面更重视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或货币形式。在此基础上，安格斯还阐述了更为细致的十余条具体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如核能遏制与清除、清洁免费的公共交通系统、建设规范性地球工程等。这些具体设计得到了福斯特等人的普遍支持，而在福斯特2022年的《人类世的资本主义》中，具体设计的数量被拓展到16条，构成了“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关于社会主义构想的最具体表达。
在福斯特、安格斯等人的社会主义构想之外，马尔姆在其开创的“资本世”批判的叙事模式中提出社会主义在人类世面临着“减排与发展的矛盾”等挑战，但仍承认社会主义对于走出“资本世”的重要意义：“鉴于要发生任何有意义的过渡，都需要挑战资本主义，所以社会主义的遗产提供了一套可以借鉴的资源”。基于这一认识，马尔姆提出“生态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构想，即建立一种有充分的灾难应急意识与资源整合能力、通过国家权力机制将人类世的人与自然对抗的社会形态转变为人类与资本主义体系对抗的社会形态。马尔姆的想法并不是一种无人问津的奇想，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等左翼学者亦对“生态列宁主义”予以重视。但归根结底来说，这种“生态列宁主义”究竟如何作为一种具有体系性的政治哲学呈现出来，是马尔姆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总体来看，基于一种包含绿色左翼与生态马克思主义阵营在内的广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解，“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的讨论具有庞大的文本基础、清晰的发展线索与明显的研究议题。正如福斯特、斋藤幸平等人在个人研究方向上的“人类世转向”所示的那样，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并非被“抛入”了人类世的理论研究场域，相反，他们通过对自身研究侧重点的积极调整，以一种极其清楚自己想要论证什么的姿态进入了人类世话语的阐发状态中。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视域中，人类世必然需要被应用到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深化、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设计创新与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的具体展开上。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世所提供的“大加速说”起点证明无疑是资本主义生态责任进一步确证的有力理论工具。同时，人类世涉及人类中心主义的完善化问题，这一问题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总体意义上的理论基本盘。换句话说，如若退让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甚至转向某种生态中心主义立场，那么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基础将被彻底动摇以至于其政治哲学表达将发生断裂。基于以上理解，笔者认为当前国外学界的“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讨论发展趋势较为蓬勃但还面临着较为庞大的论证义务(即难题),其中最具挑战性者即如何在福斯特等人开辟的地基之上更为结构化地树立起一种对已有的弱人类中心主义形成补充甚或超越的新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以及由其产生出新的资本主义批判替代与生态社会主义建构设想，而后者显然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意涵及其主要维度”。
四、“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的理论评述
“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的实存已经十分清晰，大量学者围绕这一核心概念及周遭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是值得关注的。由于议题自身内部存在的理论异质性，要尽可能客观地对其进行理论评价，就需要区分不同“评价主体”。从最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视角来看，“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无疑包含积极与消极两个意义上的理论影响。在积极层面上，“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的出场的确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外学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动力与话语增长点，使得人类世范畴及其理论产物所创造出来的跨学科影响力被投射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场域之中。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了其本身并不需要借助于外部话题得到理论展布，但在时空意义上能够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与讨论仍然是值得支持的。从理论本身观之，“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讨论往往围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与政治经济学(尤其集中于劳动价值论)主张展开，尝试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议题或范畴作某种强生态关涉性的补充。这种补充在较大意义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内蕴的生态意味与政治经济学解释力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激活与关注，另一方面，一些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立场有出入甚或带来诸多问题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也将得到证伪与清算。
从消极层面上看，“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的出场显现出马克思主义在国外学界被“任意取用”的风险。相当部分关涉到“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的著述都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认识，作者虽往往带有左翼政治立场或激进哲学色彩，但并不能充分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内涵，典型如柏克斯利，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较为专断的“红色人类中心主义”,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旧式人类中心主义与生物中心主义的双向批判与反思，未能展现马克思主义自存的超越性，极易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某种反自然主义或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当然，任何一个国外学界关于特定议题的学术讨论都会存在这些通病，在这些不利因素之外，仍有大量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世知识背景的接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工作。
从更为具体、聚焦与专题化的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的视角来看，“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产生的理论效应主要包含下述方面：首先，有利于洞见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增长的新特征，推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谱系前沿化、完善化、专题化。“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反映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一世纪以来发展的实质性变化，并且提出了一些既往没有的新范畴、新观点、新方案。对“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的研究至少反映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一世纪以来展现的三大新特征：其一是话语表层结构的丰富化，纳入了大量以地质学与环境史学为基本背景的范畴与理论工具，如“资本期”“共产期”“地球工程”“行星界限”等；其二是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的完善化，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基础进行了更具前沿性与完善性的阐发；其三是政治哲学意涵上的理论深化，包括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设计与替代方案的探索等方面的推进等。
其次，有利于破解国内学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于“人类世”失语的理论困境。在国外学界的研究热点分布中，“人类世”及其相关理论问题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相较之下，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关于人类世的理论研究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研究学科以哲学、文学等为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介入程度尚不高；二是研究方法仍以成果译介、观点转达为主，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数量有待提高；三是对话题相关的国外学术文献的了解程度有待进一步深化，还不能系统洞见人类世及其理论话语的核心特征；四是研究成果的总体规模有待扩大，等等。这些研究状况表明，“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的研究能够为国内学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人类世话题介入提供契机。
最后，有利于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提供资源性借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应对生态危机、迈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与实践智慧。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可以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和政策话语的形式被认识，同时也能够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被具体推动，而在一个更为宏观的“人类文明”的层面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显然构成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人类世危机应对方案的更具时代性与实践性的“红绿构想”。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的进程中，一些国内学者已经做出了较大贡献。如，姜礼福考察了人类世生态批评的话语基础、基本范式和研究空间,分析了“后人类世”的不同版本可能，并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与莫里斯等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经典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威胁作了反思与批判，而这一点也正是他发掘生态马克思主义人类世理论内涵的切入点。滕菲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其马克思主义基础)与人类世理论进行了结合性研究，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反思西方生态哲学的“后自然倾向”,对人类世的生态价值观基础作了立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现实的理论补充,等等。而在现实的知识实践层面，2021年举行的“人类世、气候变化与文学再现”学术研讨会上明确提出了“人类世马克思主义”范畴，认为要消除气候暴力必须充分利用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概念，加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建构地球时空命运共同体，为世界人民的生态福祉贡献中国智慧、增添中国色彩。这显然构成了当代中国学者对于“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话语建构的一种自觉尝试。
基于上述对“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的初步思考，从一种“理论-现实”的认知框架出发进行总结，“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研究能够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供如下三方面贡献：一是经由其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深化，助力进一步认清西方主流环境理论的价值与痼疾；二是通过其对人类世话语的阐发，丰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话语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及其话语体系不断走向国际舞台，从而赢得更为广阔的国际对话空间；三是通过其对人类世时代的生态价值观挑战的分析及对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完善尝试，助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语境中的“生态新人”培育工作。在实践层面，“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议题能够为生态民生福祉、绿色技术创新、国际生态合作等方面提供镜鉴，促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科学化、时代化、国际化，为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为多元的智力资源。（注释略）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