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凝结着马克思的毕生心血。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破除了长久以来资本主义社会为人类描绘的生存假象，向“认识人自身”的方向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这一划时代的著作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在意大利，《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一书的作者保罗·法维利（Paolo Favilli）指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通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等重要文本完成了创造性的独立反思，进而对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1860年代末到20世纪初《资本论》在意大利的早期传播
（一）由无政府主义者开启的译介工作
“意大利的运动最初是在巴枯宁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资本论》在意大利的传播也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开启的。1864年，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不久，马克思就委托巴枯宁在意大利宣传第一国际的文件精神，但却遭遇巨大困境。一方面，第一国际通过正常的宣传途径产生的影响极为有限；另一方面，第一国际的思想经常作为被批判的“反面典型”在夹缝中寻求生存。1866年，在第一国际日内瓦会议召开前，马克思曾专门谈道：“应采取他们认为适当的一切步骤，争取意大利各团体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但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大利的早期传播充满艰辛，但传播《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队伍不仅没有在意大利销声匿迹，反而在马克思恩格斯播下的星星之火中悄然壮大，并指导着意大利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巴枯宁作为第一国际在意大利的负责人，虽然秘密建立了自己的地下组织，但其一切工作仍需要围绕第一国际展开，因此，宣传第一国际思想是他无法回避的任务。在巴枯宁的影响下，意大利国内的革命组织“自由与正义”旗下的同名出版社于1867年10月27日出版了《资本论》的部分序言，相关翻译工作由无政府主义者埃米利奥·科韦利（Emilio Covelli）与卡罗·卡菲埃罗（Carlo Cafiero）完成。但是，由于当时意大利国内四分五裂的国情，以及当年11月针对民主人士发生的门塔纳大屠杀，第一国际在意大利的宣传工作受到巨大阻碍，序言的译介与出版并未激起涟漪。1877年4月，卡菲埃罗在参与“马特斯帮”（Banda del Matese）叛乱失败入狱后，在狱中阅读了约瑟夫·鲁瓦（Joseph Roy）翻译的法文版《资本论》第1卷，并于1879年春天完成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Il Capitale di Carlo Marx）一书的写作。这本小册子对《资本论》第1卷进行了较为完整的阐述，同时也得到了马克思的认可，被多次再版。
（二）《资本论》的早期译介工作
马克思的德文版《资本论》第1卷在1867年首次问世，在之后的近20年时间里，除了少量的研究和译本，意大利国内的译介工作并未得到实质性进展。虽然学界也进行过各种翻译尝试，但总体工作主要是对已经出版的文本（译本）进行再版。直到1886年，在意大利经济学家杰罗拉莫·博卡尔多（Gerolamo Boccardo）的组织下，法文版《资本论》第1卷才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并由经济学家图书馆出版社（Biblioteca dell’Economista）出版，这是意大利最完整的《资本论》第1卷译本首次问世。之后，意大利学者并没有按照卷次顺序开展《资本论》第2卷的译介工作，而是更加关注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洛里亚主义在意大利开始盛行。当时，意大利经济学家阿基莱·洛里亚（Achille Loria）率先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尤其是对《资本论》第3卷“利润率下降规律”进行了批判，并在意大利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资本论》第3卷中涉及的问题引起了意大利学者的普遍关注，致使意大利国内对《资本论》第3卷的关注远远大于第2卷。1895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Pasquale Martinetti）翻译了恩格斯为《资本论》第3卷撰写的序言，并发表在那不勒斯的双周刊《评论》（Critica）上。恩格斯在给马尔提涅蒂的回信中称赞了他的翻译工作，并表示译文的发表将会使意大利民众更好地了解洛里亚及其拥护者的真实面目。同年，马尔提涅蒂又翻译了恩格斯的《〈资本论〉第3卷增补》，发表于《社会评论》（Critica Sociale）杂志第5期。除了马尔提涅蒂的译介工作外，1897年，具有光荣传统的那不勒斯蓬塔尼亚纳学院还举办了有关刚刚出版的马克思的遗作《资本论》第3卷的阐述和批评的征文比赛；1899年，意大利革命工团主义者阿图罗·拉布里奥拉（Arturo Labriola）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资本论〉第3卷研究》。
（三）《资本论》在意大利的早期研究
虽然《资本论》被译为意大利文的时间比较早，但早期在意大利国内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一直饱受质疑和歪曲。这一情况之所以在后来得以改观，主要缘于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做出的突出贡献。拉布里奥拉是最早在意大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他不仅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还积极参加国际工人运动，并于1892年与菲力浦·屠拉梯（Filippo Turati）一起协助创立了意大利工人党。
当时的意大利在思想文化领域深受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在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斗争”后，拉布里奥拉“从黑格尔左派、激进民主派，最后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1890年代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拉布里奥拉撰写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成为意大利国内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在《纪念〈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拉布里奥拉对《资本论》进行了解读。一方面，他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学的早期研究，肯定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重要影响，并指出“在他们接受委托在《共产党宣言》中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原则和纲领之前，他们已经对经济科学进行了崭新的批判”；另一方面，他肯定了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唯物史观的形成和《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手稿中谈到的劳动力商品化是剩余价值出现的前提等思想是“后来在《资本论》中连贯地和详细地加以揭示和分析的那些思想的最初萌芽”。此外，拉布里奥拉还分析了《资本论》所具有的历史性和革命性。他认为，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不是孤立抽象地论述共产主义；改变生产方式需要“彻底”破除原有模式，想要进行部分改变（改良）的企图是不可行的，就此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批判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部著作”，而是“关于资产阶级经济的最后一部巨著”。面对洛里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拉布里奥拉肯定了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序言中对洛里亚的批判，捍卫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拉布里奥拉的影响下，意大利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也开始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然而，拉布里奥拉带给克罗齐的影响是复杂的，不仅包含认同和发展，同时也包含批判和争论。起初，克罗齐与拉布里奥拉的思想方向一致，但在1896年底同哲学家乔瓦尼·詹蒂莱（Giovanni Gentile）通信之后，詹蒂莱对拉布里奥拉的批判影响了克罗齐的立场。克罗齐将历史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最终脱离了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
1900年，克罗齐在《历史唯物主义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提出质疑，展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系统性思想转折。但是，克罗齐始终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或反对者，他认为自己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分歧和变化，但不是在思想的实质上，而是在语气或色彩上存在差异”。然而，在深入了解了其文本内容后就会发现，克罗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确实存在误解和倒退，他在书中批判了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在克罗齐看来，利润率呈现下降的趋势确实存在，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不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是储蓄和人口的增长。由此可见，他又回到了庸俗经济学家的解释框架之下。由于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反驳，克罗齐对洛里亚的态度也与拉布里奥拉迥然不同。克罗齐认为，“恩格斯反对洛里亚的话在《资本论》这样一本书的序言中很有分量”，但是“这种指责，既无用又不厚道”。
克罗齐虽然受到同时期法国索列尔主义与意大利国内错误观点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逐渐偏离正轨，但仍有其特殊的贡献。一方面，克罗齐对黑格尔哲学的重视，使意大利理论界以黑格尔主义解读马克思的传统日趋显著，而且他比拉布里奥拉更重视对《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分析；另一方面，他的上述质疑构成了葛兰西探讨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直接出发点和核心议题。从现实层面讲，克罗齐的论述使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更加广为人知。
二、一战至二战期间《资本论》的译介与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
（一）一战前后《资本论》的译介
1915年，在《资本论》第1卷意大利文版出版约30年后，意大利才出现第二版由德文版翻译过来的《资本论》第1卷，译文发表在《前进报》上，译者是埃托雷·马乔利（Ettore Marchioli）。该卷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著作集》的第七卷，同时由前进出版公司出版。在上述两个完整译本出版之间的时间里，意大利出版的《资本论》译本不多，比较有影响的是1902年埃托雷·法别蒂（Ettore Fabietti）编译的《马克思〈资本论〉通俗版》。除了第1卷的译介工作，1908年，罗马出版商路易吉·蒙吉尼（Luigi Mongini）出版了《资本论》第2卷，次年出版了第3卷的一部分。1905—1910年间，考茨基整理出版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资本论》第4卷）受到意大利学界的重视，罗马无政府工团主义革命机关报《社会演变报》在1906年8—12月以及1907年12月至1908年5月期间发表了第4卷中的部分内容。这些译本进一步推动了《资本论》在意大利的传播。
（二）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蛰伏与成长”
十月革命后，《资本论》的译介为意大利的革命带来了新的指南。1917年，葛兰西发表了《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文章看似是以十月革命的事实批判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铁的必然性”，实则是葛兰西对理论与革命关系的探讨。葛兰西没有教条地理解《资本论》中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用这位大师的著作教条主义式地去编制一种容不得讨论的僵化理论”，因此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结合俄国国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1920年开始，为了压制意大利爆发的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等革命工运，资产阶级采用了各种镇压手段，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这种环境中，意大利共产党应运而生。但是，在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后不久，法西斯政党便夺取了意大利国家政权。共产党人因反抗法西斯政权的黑暗统治遭到严酷镇压，意共总书记葛兰西也因此被捕，另一位意共重要创始人陶里亚蒂则流亡莫斯科。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成了禁忌，葛兰西在狱中的写作也只能以“实践哲学”代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探讨了与经济学相关的问题。而在谈到“实践哲学”在政治学中的运用时，葛兰西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给“敌手们讲授了一堂实践课”，因为《资本论》系统性地并且合理地把握和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
由于法西斯政权的高压统治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法西斯上台执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意大利没有再出现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资本论》及其手稿译本，意大利国内对《资本论》文本的译介与研究陷入了低谷甚至停滞期。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发展并没有就此停止，以陶里亚蒂为首的意大利共产党人转移到苏联境内积蓄力量。
纵观1860年代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资本论》在意大利传播的两个历史时期，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资本论》文本早期在意大利受到质疑和非议，这一时期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中“利润率下降”的问题保持着持续的关注；第二，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渊源的关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重视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影响，奠定了意大利《资本论》研究一以贯之的主线；第三，鉴于意大利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资本论》的传播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联系紧密。
三、二战后至1970年代末《资本论》的译介与研究
（一）《资本论》研究的繁荣与转向
1950年代前后，意大利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并迎来十余年的“意大利经济奇迹”，但意大利共产党却在道路选择的问题上迷失了方向。时任意共总书记的陶里亚蒂带领意共试图采取“和平的议会道路”，“用阶级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用‘结构改革’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以达到使意共合法化并成为意大利政坛主流的目的。
尽管如此，战后意大利国内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以及意大利共产党呈现出的良好发展势头，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译介工作提供了优渥的土壤。具有左翼背景的联合出版社出版了很多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译本：1952—1956年，《资本论》全三卷译本出版；1957年，根据1859年德文版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意大利文译本出版；1961年，《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意大利文译本出版。1961年，乔治·焦尔杰蒂（Giorgio Giorgetti）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意大利文译本，并在前言中介绍了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他指出，为了理解剩余价值理论，必须考察1861年马克思撰写经济学手稿之前其理论研究的发展阶段，因此《19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必须作为主要的参考文献。他还从方法论的角度肯定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的一致性。1965年，由欧金尼奥·斯巴尔代拉（Eugenio Sbardella）编辑、罗马阿万齐尼和托拉卡（Avanzini e Torraca）出版社发行的“《资本论》系列丛书”在意大利面世。1968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意大利文版在都灵出版。1968—1970年，马克思的《19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分两卷由新意大利出版社（La Nuova Italia）出版，意大利文书名为《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由恩佐·格里洛（Enzo Grillo）依据德文版翻译。1969年，新意大利出版社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未发表的第六章》，即马克思《1863—1865 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部分。
诸多译本的问世，将意大利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然而，受1956年波匈事件的影响，意大利共产党内部出现分歧并逐渐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德拉-沃尔佩学派”逐渐崭露头角。该学派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解读的基础上，开创了以科学主义范式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并对《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如《巴黎手稿》和《19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在《巴黎手稿》和《19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被译为意大利文之前，意大利哲学家德拉-沃尔佩就研究了它们的德文版，并用实证主义的方法看待马克思的辩证法及其在《资本论》中的应用，因而成为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在《卢梭和马克思》一书中，沃尔佩将《巴黎手稿》理解为马克思的“哲学遗著”。他贬斥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路径，认为这种“哲学式”的理解不过是为了突出《巴黎手稿》的不成熟性。不过，德拉-沃尔佩也承认《巴黎手稿》对理解《19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及其导言具有重要意义：“假若没有这部所谓未成熟著作所提供的认识论的钥匙，那么这个‘导言’也将是晦涩不明的。”德拉-沃尔佩将“导言”中体现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归结为与黑格尔不同的“科学辩证法”，认为它是对经验事实的科学阐述。
卢乔·科莱蒂（Lucio Colletti）继承了其老师德拉-沃尔佩的研究路径，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认识，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但他认为，利用总结出的规律指导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更为重要，“当工人阶级超出经济自发主义，发挥出作为不仅解放工人而且解放整个社会的革命的主角的意识时，就成为一个阶级。通过这种意识，工人阶级形成政治组织并在它与其他阶级联盟中发挥领导作用”。也就是说，科莱蒂认为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执行者，当经济规律表现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时，无产阶级就能够通过阶级意识的改变推动经济和历史的发展。
与德拉-沃尔佩相比，科莱蒂对《巴黎手稿》的评价更高，甚至将其看作是马克思首次从哲学分析转向社会生产关系分析的尝试，并遵循“生产逻辑”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但是，科莱蒂并不认同对当时与意大利新实证主义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的法国结构主义学者路易·阿尔都塞。在他看来，阿尔都塞的研究缺乏哲学根基，没能理解黑格尔哲学中的“主体”。在谈及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解读时，科莱蒂更是毫不客气地引用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评价：“《读〈资本论〉》并没有帮助任何人阅读《资本论》。”
（二）工人运动的“指明灯”
1964年，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开始放缓，工人阶级的处境愈加困难，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应运而生。1968年，意大利多地爆发了革命运动，革命浪潮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同一时期，法国的“五月风暴”、联邦德国的学生运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等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社会运动相继爆发。这些革命运动的爆发成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意大利传播的重要契机，并推动了1970年意大利《工人法令》的颁布。
早期的自治主义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多为意大利社会党成员，其中一些人受到法国“社会主义或野蛮”组织的影响，在思想上反对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他们不像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关心政党组织，而是关注传统组织结构之外的自治组织，认为工人阶级可以组建独立于国家、工会或政党的组织，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基于开展工人运动的需要，他们重视对《资本论》的研究与运用。这一时期，意大利学界对《资本论》的研究较为分散，缺乏连贯性，往往以工人运动的需求为主题，研究内容各异。1950年代末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党领袖拉涅罗·潘齐耶里（Raniero Panzieri）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马里奥·特龙蒂（Mario Tronti）、达尼洛·蒙塔尔迪（Danilo Montaldi）等人共同创办了《红色笔记》杂志，并以其为思想阵地宣传自己的主张。这些学者后来成为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为了更好地指导工人运动，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重视探讨现实运动与《资本论》的联系。他们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深入工厂宣传《资本论》等重要文本的思想，试图找到经典文本与工人运动之间的直接联系。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几位领军人物为《资本论》在意大利的译介与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潘齐耶里与德里奥·坎蒂莫里（Delio Cantimori）、玛丽亚·路易莎·博杰里（Maria Luisa Boggeri）于1968年共同翻译出版了《资本论》全三卷，其中潘齐耶里主要负责第2卷的翻译工作。此外，他还撰写了《剩余价值与计划：〈资本论〉解读笔记》，通过更为通俗易懂的阐释帮助青年工人和学生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潘齐耶里的阐释影响了后来工人自治主义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推动了《资本论》的传播。1971年，特龙蒂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并在《红色笔记》创刊号上发表了《资本论》第2卷的译文。这些文本的翻译为意大利工人运动创立新概念、形成新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1979年，奈格里出版了著作《〈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进行了政治化的解读与发展。
受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影响，意大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一大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译本，出版意大利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工作也被提上了日程。除了《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译介工作外，部分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研究的译本也开始在意大利传播，例如，1973年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的著作《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意大利文译本由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Feltrinelli）出版。1976年，乔治·巴克豪斯（Giorgio Backhaus）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纲要（大纲）》在都灵出版。
总体而言，二战后《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意大利的传播更为广泛，尤其是手稿的译介开创了意大利《资本论》研究的新局面。这一时期，意大利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研究更加系统，重视手稿群的作用，并关注手稿与《资本论》的关系问题；第二，对《资本论》的解读出现了与人本主义相对立的科学主义范式；第三，二战后的社会变革使一部分学者试图抓住时机进一步推动社会运动，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对社会运动产生失望情绪，选择进行理论研究，从而逐渐脱离了社会实践。不过，这两类理论家所关注的内容非常相似，他们都注重分析科学技术的发展给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带来的变化，强调革命主体的作用，注重对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解读。
四、1980年代至今《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译介与发展
（一）1980年代至20世纪末《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译介与研究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期的工人运动是意大利社会主义发展的高潮阶段，《资本论》及其手稿群的译介与研究也随之达到高峰。但是，1970年代中后期，工人运动的势头逐渐减弱。这一时期，意共因受外部干预和内部分裂的影响而被逐渐边缘化，加之对残余的法西斯分子的黑色恐怖主义的忌惮，意共最终选择向天主教民主党妥协，使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传播更加艰难。1980年代至20世纪末，随着工人运动逐渐式微，意大利国内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重新进入低谷。
在这一时期，虽然《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译介工作并没有完全停滞，但开创性的译介工作不多，主要工作是对已有版本的再版。1980年，联合出版社第九次再版了1968年由潘齐耶里等人翻译的《资本论》全三卷，这一经久流传的译本成为意大利普遍认可的译本。而联合出版社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计划则延续到了1990年代初期，共出版了32卷。1997年，恩佐·格里洛（Enzo Grillo）以《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书名分两卷译介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二次再版，获得良好反响。此外，1990年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国际研究会”（ISMT）成立，为意大利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以及与国际同行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从1991年至2012年，ISMT每年都会召开会议，里卡多·贝洛菲奥雷（Riccardo Bellofiore）、古列尔莫·卡尔凯迪（Guglielmo Carchedi）等意大利学者多次参与会议学术论文的写作与编辑工作。他们与美国、英国、荷兰和墨西哥等国的学者合作出版了包括《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方法：一种再考察》《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一种再考察》等在内的11部书籍，探讨了《资本论》中的方法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历史背景及文本逻辑等议题。
（二）意大利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部分的出版及再版
1990年代，联合出版社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计划停止后，那不勒斯太阳城出版社（La Città del Sole）与米兰共产主义斗争出版社（Lotta Comunista）担负起了出版任务。新版全集延续原有计划，同时采纳了联合出版社1964—1965年出版的译本。
截至2022年5月底，米兰共产主义斗争出版社和太阳城出版社已经共同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38个卷次的出版工作。两家出版社虽未按原定计划于2020年完成全部的出版任务，但全集的再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大利的影响力得到了提升。在所有的出版卷次中，全集第30卷收录了《资本论》第1卷的内容，并于2011年出版，其编辑是罗伯托·菲内斯基（Roberto Fineschi），他在编译过程中大量参照了MEGA2的文本，并在导论中用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翻译词汇的选取标准、为各类文献建立的索引以及译介过程中涉及的相关背景知识，引导读者根据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了解《资本论》。该卷被设置为上、下两册，上册对1890年《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四版和恩格斯的修订工作进行了介绍，下册梳理了第1卷成书的背景以及马克思的写作准备情况，介绍了《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一版、第二版和法文版几个主要版本的演变，同时也介绍了马克思为撰写《资本论》第1卷准备的所有材料，从而为意大利学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参考，也为大众阅读《资本论》提供了参考文本。
（三）新世纪《资本论》研究的复兴
进入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国内仍然属于“小众”研究，但国内外较为和平的环境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译介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2010年，圆周率出版社（Pgreco）出版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并在序言中指出这本著作是马克思从早期《巴黎手稿》到晚期的《资本论》的重要过渡。2012年1月2日，乔瓦尼·斯格罗（Giovanni Sgro）翻译出版了《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该译本是意大利学界参考MEGA2进行译介的最新成果之一。2017年，联合大学出版社（Editori Riuniti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霍布斯鲍姆为其作了序言。这一版本的修订工作更加重视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系统特征的分析，删减了一些辩论内容。2018年，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再版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让读者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文本，该版本在内容上不仅参考了MEGA2，还在之前版本的基础上加入了《穆勒笔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再一次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2008年7月，ISMT在意大利的贝加莫大学举行会议，希望在马克思诞辰190周年的背景下对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进行深入思考，这次会议促成了《在马克思的实验室中：关于〈大纲〉的批判性解读》一书的问世。2018年，意大利学者卢卡·巴索（Luca Basso）、贝洛菲奥雷、法维利与法国学者艾蒂安·巴里巴尔（étienn Balibar）等人一起编著了《重读〈资本论〉》，他们提出，《资本论》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动态的重要依据，通过重读《资本论》，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意大利学界在20世纪中叶出现了科学主义解读范式，但由维科、克罗齐等哲学家延续下来的对黑格尔哲学的重视，依然深深影响着葛兰西及后来的众多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同时，由于科学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人本主义的批判而出现的，因此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人本主义从未真正退出过历史舞台。一方面，虽然许多意大利学者（如奈格里、巴索）在宏观研究层面上比较注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以及科学技术的新发展进行分析，但在面对微观概念时，他们仍倾向于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认可黑格尔对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带来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科学主义其他阵营的意大利学者借鉴了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并试图进行超越，如科莱蒂就颇为重视马克思早期的《巴黎手稿》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形成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力图就《资本论》与《巴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概念的关系问题做出解释；贝洛菲奥雷则对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研究高度关注，并就其人本主义向度从西奥多·阿多诺等人那里寻找理论之源。这些现象都呈现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范式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历史趋势。
总之，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计划的重启和MEGA2在意大利的传播，《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深化，相关手稿群的译介范围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意大利的《资本论》研究呈现出以下新特点：第一，国际范围内的学术合作进一步加深，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第二，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解读范式由对立转向融合，学界对《资本论》的内容和结构的研究更加深入。
（作者：李晶文，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外学界《资本论》研究的最新进展”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