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与非洲面临着共同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在整个20世纪后半期，中国与非洲经历了民族独立与探索发展道路的特殊阶段，中非双方的经济发展曾处于同一水平，少数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甚至一度好于中国。然而，当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并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时，非洲国家仍深陷结构调整和民主化的动荡之中。21世纪第三个十年伊始，当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时，非洲国家的发展仍未实现根本改观。鉴于中国发展成就取得的世界性影响，加强中非减贫与发展的经验分享，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非洲发展的意义，突破西方现代化观和现代化道路对非洲的制约，便成为非洲国家领导人及有识之士必须要认真思考的时代课题。
一、西方现代化理论与非洲和中国的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用了近300年时间，让10亿左右的人口进入现代化，走出了现代化的西方道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西方模式似乎成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现代化”似乎就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国家所走的道路被认为是通往现代化的“单一道路”。实际上，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是美国冷战动员与学术界相结合的产物，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干涉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其基础是关于全球变迁的性质以及美国与全球变迁关系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假设。西方现代化理论以发达与欠发达的二分法为基础，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为主轴，以西方国家为标杆和范式，为非西方国家描绘和规划了一条“标准”的现代化之路，试图达到鼓吹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推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现代化之目的。这种现代化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文明—野蛮”的两分世界图式，即西方“文明”国家有责任帮助落后国家摆脱“野蛮”状态，其“文明开化使命”论彰显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并非以人类普遍经验为依据，其既是非历史的，也是非科学的，所以在实践中不断被证伪。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持续拉大就是最好例证。许多发展中国家因照搬、复制西方现代化方案而陷入经济凋敝、政治衰败的困境，而曾被标榜为现代化范本的美国亦不复昔日辉煌。
作为一个发展概念，“现代化”一旦被作为强者的西方世界赋予意识形态内涵，成为其维护自身权力地位而构建的一种知识体系，它便具有了生杀予夺之权。 在所谓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构建、主导和实践中，非洲这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大陆，不仅被西方判定为“传统与落后的大陆”，也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变成了“无望的大陆”。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成为主导流派以来，许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以前欧洲宗主国为样板建设“现代”社会，他们相信政治上的独立是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可靠保证和充分前提，然而非洲的“现代化”过程很快就成为一个发展悖论，这些国家并没有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反而更加贫困和动荡。究其根源，广大非洲国家的历史文化、发展背景、社会条件、文化理念以及国际大环境等都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照搬和复制无异于削足适履，只能导致这些国家的一次次失败，其结果往往使得这些国家在“现代化”的泥淖中越陷越深。西方国家反而依据其所谓的人种、心理、制度、文化优势，将非洲国家的“现代化”失败归咎于非洲自身，否认非洲发展与西方国家的殖民掠夺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关。实质上，西方国家实现的现代化是一个长期殖民化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美洲土著和非洲上亿人口的大量死亡，以及资源环境的大规模破坏，由此形成工业化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实现资本的不断扩张。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文明—野蛮”两分世界图式和单线发展的历史观为其殖民扩张提供了理论辩护。毋庸讳言，正是西方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今天非洲国家的落后状态，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去复制、照搬西方的殖民扩张之路，人类也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用庞大的资源消耗来支撑整个世界走上西方式“现代化”道路。
非洲学界一直未停止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反思反省反观。20世纪60年代，一些被称为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学者对现代化的几个关键点进行了批判，指出“传统”制度和态度不一定是实现现代化的障碍，事实上传统特征可能会通过现代化得到振兴与加强，从而否定现代化的单线性特征。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非洲又出现了依赖理论（又称依附理论），埃及的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是依赖理论的创始人。他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式的、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除非研究整个国际经济体系，否则就无法理解全球南方的不发达和经济停滞的根源。这一理论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一种驳斥和回应，认为不发达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弱势境地，具有自身特征和结构，不是发达国家的原始版本。著名非洲史学家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在《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一书中指出，在国际资本主义蔓延之前，非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在不断发展着，但是资本主义通过欧洲殖民主义入侵阻碍了非洲的独立发展，欧洲以牺牲非洲为代价变得更加富裕和发达，因此要摆脱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出路在于脱离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的学者们更加强调现代化的多样性，指出现代化应关注各国的文化谱系、当地实践和非西方社会的现代特征，认为西方现代化模式并非唯一正确选项，尽管其在历史上占有先机并仍是其他许多国家的参考点。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表明，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多元的，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可以通过走自己的路实现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中国走出的是一条真正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而不是任何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再版或翻版。从理论维度来看，在现代性或现代价值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意识形态，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天生弊端，避免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单线发展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开辟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现代化”是一个开放性的发展概念，它跳出了西方国家建构的原有意义上的单一狭隘和武断的理论体系，充实、丰富和矫正了“现代化”概念的内涵意义、理解方式和阐释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特征，即中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在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上“西方中心主义”模式一统天下的所谓神话，颠覆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和资本主义文明充斥着的“资本”逻辑、“两极分化”逻辑、“物质主义”逻辑、“异化”逻辑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真正展现出“人民”逻辑、“共同富裕”逻辑、“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逻辑和各国人民一律平等共同进步的正义法则。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条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趋向，拓展了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二、非洲国家探索减贫与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历程
了解非洲的贫困状况与发展道路探索历程是中非加强该领域交流互鉴的基本前提。整体来看，非洲的贫困率在全球层面居于高位，其原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非洲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是曲折的，且成效有限。截至21世纪的今天，非洲的减贫与探寻自主发展之路仍然充满挑战。
1.非洲的贫困现状及成因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乃至最终消除贫困，一直是非洲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贫困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贫困人口持续增加的重点地区。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2021年初，贫困率超过30%的非洲国家仍有30多个，全球贫困率最高的10个国家中，非洲就占到9个。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ECA）的报告指出，世界上大约90%的极端贫困人口都生活在非洲，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非洲的贫困问题，如果疫情的影响在2021年之前无法得到控制，那么非洲极端贫困人口总数将达到5.14亿。另据估计，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到203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仍将有3亿多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因此，非洲是全球反贫困斗争的最后战场，全球能否成功消除贫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洲的发展状况。
非洲自然资源丰富，人口待释放红利巨大，为何会成为世界上最贫困地区？对此，有学者从自然地理特征入手，指出非洲大陆主要有三类国家：资源丰富的国家、资源稀缺的沿海国家、资源稀缺的内陆国家，在经济增长中，这三类国家的表现差异很大。而造成非洲贫困的原因恰恰是众多人口生活在资源稀缺且处于内陆的国家，这些国家不得不依赖邻国才能出海，而自然地理的限制加之人文地理特征诸如人口结构比较年轻、民族多样性等相互作用，共同导致非洲减贫成为棘手的问题。 另有学者认为，腐败、教育落后、政局不稳、地理特征、良政善治缺失等是导致非洲贫困的原因。还有学者强调，非洲的贫困是由于腐败、治理不善、就业机会受限、基础设施落后、资源利用率低、战争与无休止的冲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不当等因素造成的。
总而言之，导致非洲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其中外部影响甚深。从外部因素看：首先，长期殖民侵略统治是导致非洲长期贫困的历史根源。自15世纪初西方殖民者登陆非洲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多数国家取得独立的数百年间，奴隶贩卖和殖民统治使非洲国家长期处于单一经济状态，非洲发展的多样性基础遭到破坏。长达400年的奴隶贸易不仅摧毁了非洲的劳动力，而且割裂了非洲文明的自然演进，阻碍了非洲发展的历史进程，损害了非洲发展的历史根基。其次，西方国家对非洲国家经济的掠夺和控制，导致非洲发展举步维艰，国家自主性缺失。尽管非洲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数十年，但经济上仍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非洲国家的经济独立和非殖民化进程仍任重道远。由于贫穷落后，一些非洲国家不得不依赖于西方国家的援助。西方国家以在援助中附加政治价值观为条件，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长期干预和控制非洲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导致非洲国家长期难以有效主导自身发展。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调整方案导致非洲“失去的十年”便是明证。再次，尽管目前西方国家有美非峰会、法非首脑会议、非盟—欧盟平等伙伴关系等多种对非合作平台，但其并未给予非洲国家急需的基础设施、工业化和民生设施等足够的关注，对非洲发展的实际效用仍然有限。最后，导致非洲边缘化的旧世界秩序加剧了非洲的贫困和欠发达，贫困和欠发达又削弱了非洲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形成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非洲贫困与欠发达也源于诸多内部因素，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根源密切相连。第一，多数非洲国家独立后未能积极实施经济多样化政策和战略，单一经济发展模式的长期存在，使得国民经济过多依赖国际经济体系和市场，导致非洲经济脆弱性凸显，难以有效生产出满足民生所需的基础产品。第二，一些非洲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对资源产业的过度依赖替代了经济多元化发展，致使经济长期停留于单一模式。由于资源开采权长期为西方公司控制，资源利润多数流入跨国公司囊中而难以惠及非洲国家自身，形成资源加剧贫困，贫困又导致“资源诅咒”的恶性循环。第三，建立在落后经济基础上的西式民主削弱了非洲国家政府的权力，甚至有西方学者将非洲国家称为“准国家”“弱国家”，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司法意义上的国家”，其主权是“负的”。这样的政府自然难以有效组织社会资源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而西方资助的非洲本土公民社会组织又以监督政府的名义对国家领导人和政府进行批评，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第四，非洲国家长期存在的政局动荡、民族和边界冲突使政府难以集中精力和资源于发展。而基础设施落后、人才缺乏和资金不足这三大瓶颈，制约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一体化进程，腐败和教育水平低下使非洲减贫步履蹒跚。
2.非洲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历程
长期以来，非洲国家常迫于外力而无法独立自主地选择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肯尼亚学者詹姆斯·希克瓦蒂（James Shikwati）认为，非洲正生活在其他文明的梦想里，由于缺乏一套本土理念与价值观，非洲大陆在地缘政治利益的汪洋大海里时而被抛向东时而被抛向西。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事实也确实如此。15世纪初，西方对非洲的殖民掠夺和统治将非洲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此，非洲对西方现代性的被动接受直接转变为对西方的从属附庸和依赖，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非洲国家独立前夕。被动卷入现代化能够真正走出一条现代化道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现代化往往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大批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开始国家建构的历史征程，其中一些国家曾选择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意在摆脱西方统治范式，谋求全新制度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然而，中间道路或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实践非但未能给相关非洲国家带来预期的发展，反而引发新矛盾新问题，严重束缚了它们的发展脚步。对此，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各界人士时都曾告诫，非洲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发展道路。1960年，毛泽东在同非洲12个国家及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谈话时强调，“大家要看一看中国的经验，我们很欢迎。有些经验也许可以作你们的参考，包括革命的经验和建设的经验。可是我要提醒朋友们，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条件，你们有你们的历史条件，中国的经验只能作你们的参考”。邓小平也曾提出，非洲不应该急于搞社会主义，非洲国家需要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是否搞社会主义，以及要搞符合各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当时的非洲很显然不具备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因而非洲社会主义最终以失败告终。
20世纪80年代，基于美苏争夺非洲的大环境及战略需求，西方特别是美国通过其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推行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减少国家干预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致使非洲经济陷入衰退困境。冷战的结束再次给西方提供了影响非洲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历史机遇，奉行社会主义和一党政治的非洲国家纷纷改旗易帜，转而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和多党制，非洲国家全面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然而，直至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尽管少数非洲国家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非洲国家总体上仍未有效解决发展道路问题，非洲发展的自主性和一体化进程仍然未见明显成效，非洲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仍旧缓慢且面临多重困境。面对快速发展的世界及联合国减贫与可持续发展议程，非洲联盟制定了推动非洲发展的《2063年议程》，提出“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基础上打造繁荣的非洲”等诸多美好愿景。其中，将非洲建设成为“一个在政治上统一并基于泛非主义理想和非洲复兴愿景的一体化大陆”以及“强大、团结、有弹性和有影响力的全球参与者和合作伙伴”这两大愿景，代表着非洲对自身发展道路的全新定义，其核心是实现自主发展。在此基础上，非洲有权选择并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自主发展道路，有权拒绝外部力量干涉内政，有权借鉴有助于非洲发展的成功经验。
3.非洲国家实现减贫和自主发展的目标面临挑战
回顾和展望非洲国家减贫与发展道路探索进程，充满困难和挑战。近几十年来，非洲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越来越重视减贫与发展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到1999年的减贫战略文件（PRSPs），非洲国家始终都是积极参与者，但其减贫和发展目标仍未实现。这些战略对非洲提供的贷款“适得其反”，不但没有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反而使其遭遇了整体经济失败、债务负担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国家自主权受限、社会矛盾频发等严重问题，非洲依然贫穷落后。在2000年的千年首脑会议上，联合国各会员国商定了八项目标，即“千年发展目标”（MDGs），其首要目标是“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作为贫困重地的非洲自然是主要对象。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非洲国家作出巨大努力并在儿童入学率和妇女平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整体收效与目标尚有不小差距。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虽然非洲极端贫困率从1990年的57%下降到2015年的41%，下降率为28%，但相比之下，同期南亚地区下降66%，东南亚地区下降84%，东亚地区下降94%。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基于“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原则，强调采用整体方法实现所有人的可持续发展。在其涵盖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首要目标依然是消除贫困，同时强调从2015年到2030年间以包容性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同时，非洲国家还致力于实现非盟《2063年议程》之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的非洲的愿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非盟《2063年议程》共同成为非洲国家追求实现的目标。
虽然愿景是美好的，但任务是艰巨的、挑战是严峻的，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减贫进程依然十分缓慢。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挑战，诸如怎样将经济增长转化为减贫的机会；如何将资源转化为发展的优势，而非陷入单一依赖的“魔咒”中；何以保持人口与经济增长的适度平衡，以使前者不至于抵消后者；如何推动政治制度走向成熟稳定，不至于引发政局动荡；怎么有效实施反恐战略；怎样实现自主发展；等等，都是非洲国家减贫、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和《2063年议程》愿景难以回避的。现实表明，非洲国家实现减贫和自主发展需要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非洲国家应在解决好内部问题的基础上，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以有效推动非洲实现减贫和自主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减贫和现代化发展经验可为非洲提供重要外部参考。
4.非洲国家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有利于突破现代化“单选项”瓶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非洲国家探索现代化之路提供了区别于西方的视角与路径。一方面，能让非洲国家突破现代化“单选项”，认识到现代化模式的多元性，并从以往因袭模仿西方发展道路而失败的经历中重拾信心；另一方面，可以倒逼西方大国改变其对非洲政治经济发展的理念、模式和实践的影响，形成有益于非洲发展的良性竞争和外部合作环境。如果这一良性循环得以形成，非洲国家治理将走出此前60年所经历的徘徊与摇摆，突破“永远的十字路口”，真正确立适合非洲的政治治理和发展道路。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正是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非洲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性，非洲“向东看”作为一种潮流悄然兴起，学习中国发展经验在非洲逐步成为共识。根据调查机构——非洲晴雨表在2019—2020年对非洲18个国家2.6万民众的最新调查数据，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开始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产生兴趣。在问及适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好模式时，因受长期以来的价值观影响，有32%的受访者选择“美国”，但23%的非洲民众选择了“中国”，位居第二，而只有11%的人选择“前殖民宗主国”和11%的人选择“南非”。而受访者在对本国的外部影响者进行排名时，中国排名第一，5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本国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高于占比58%的认为美国对本国产生积极影响。有学者对2000—2017年间非洲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进行话语分析，考察非洲民众对“中国模式”的认知与态度。结果显示，非洲媒体将中国模式建构为不仅是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也是值得非洲国家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学习和实践的发展模式。相关报道的积极程度总体偏中高，体现出非洲国家与人民对中国模式的认可与肯定。中国模式较其他模式在非洲更具竞争力，非洲渴望通过借鉴中国模式来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些调查和研究表明非洲国家与人民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兴趣与赞赏，其背后是他们对自身发展困境的反思与对现代化模式的新探索。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非洲的启示
喀麦隆雅温得第一大学教授恩科洛·福埃（Nkolo Foé）在参观延安时表示，中国延安脱贫攻坚取得的成就表明实现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西方的一条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非洲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择。非洲驻华大使在结束延安考察时谈道，“毛主席给马克思主义换上了农民的粗布短袄，我们要给延安精神穿上非洲的民族服装”。这典型地代表了非洲有识之士基于本国发展实际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考。
1.从国情出发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这对非洲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启示是：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不论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是解决非洲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而自主制定国家发展政策并将政治共识与人民利益相统一，则是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虽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为非洲国家提供借鉴，但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适合本国国情的模式才是最好的模式。非洲国家并不是要“向西看”或是“向东看”，而是要“向发展看”，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寻找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核心同样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只有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从根本上践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在2021年非洲驻华大使延安行活动中，津巴布韦驻华大使就感叹道：“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保持的密切联系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成功的关键，保证了国家的治理服务于人民。”甚至有非洲学者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理念总结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模式，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而不是精英政党。为人民服务的承诺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这是对其建党100年来持续为人民所做工作的充分肯定。因而，非洲国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应学习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的需要和愿望放在首位、为发展营造更好政治氛围这一经验。人是一切生产活动的主体。非盟《2063年议程》的愿景之一就是建设“一个以人为本、依靠人实现发展的非洲，特别是要关注非洲的妇女、青少年和儿童”。这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如果非洲国家领导人和执政党能够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非洲民众参与减贫和发展的积极性就一定会高涨起来，内生动力就一定会强劲起来，实现减贫发展目标就有了根本保障。
3.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发展格局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全社会的共识，绿色发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中国式生态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探索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比如，延安脱贫攻坚战中就没有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进行取舍，而是通过退耕还林补偿、生态效益补偿、劳务扶贫增收等方式，保证农民有稳定收入，从而走出一条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一般来说，发展程度与环境保护往往成正比。但实际上并没有经过大规模开发的非洲，当前的环境和生态系统问题却十分突出，诸如土地荒漠化现象和水土流失严重，可饮用水及农业水资源短缺，森林资源急剧减少，气候变化影响面广，等等。从社会环境看，现今非洲发展的时代是21世纪，其外部环境决定了非洲发展必须是绿色可持续发展。
4.以泛非主义为精神指引、谋求独立自主发展
有学者在总结现代化研究的文献时，将现代化研究的分析思路概括为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思路强调社会组织的模式,第二种思路则强调文化和思想意识的模式。前者重视组织和行动的方式，后者却认为思想和情感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表明现代化不应被看作一种完全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的、纯粹给定的“客观事实”，而应被看作一种由某些相关的社会成员个人主观建构的产物，换言之，现代化蕴含着一种“风尚”或“精神”。如果说西方现代化道路蕴含着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那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精神指引和思想保障。非洲驻华大使们在访问延安时，高度称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中国脱贫攻坚战胜利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延安精神倡导的独立自主正是非洲国家所需要的，只有读懂了延安精神，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发展奇迹。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强大的精神引领。自20世纪初在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运动中孕育成长的，以消除殖民主义、实现民族自决、促进非洲团结和改善人民生活为核心的“泛非主义”，同样应成为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实现非洲统一、自主发展与现代化的精神内核。泛非主义是非洲宝贵的精神财富，其精神实质是自信、自立、自强，其追求的目标是团结、发展、振兴，这是非洲前进的方向，也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建立在泛非主义基础上，分别成立于1963年和2002年的非洲统一组织和非洲联盟，都以实现非洲国家主权独立、非洲大陆统一和促进非洲国家自主发展、非洲大陆一体化进程为宗旨。非盟《2063年议程》同样以泛非主义为精神内核，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强烈文化认同的非洲共同遗产、价值观和伦理”与“继续泛非主义理想”的非洲。
泛非主义就是非洲大陆的爱国主义。泛非主义精神同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是相通的、一致的。加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的精神与泛非主义的交流互鉴，不仅是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必将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脱贫、共同发展与合作共赢提供新思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范式。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蒙亚埃（David Monyae）对比了中国的“共同富裕”思想与非洲传统的乌班图（Ubutu）思想，认为两者具有很多共同点：从根本上，两者都旨在提高穷人地位和保护穷人的分配和福利计划，都支持并强调辛勤工作的精神和价值，集体主义和同情心是两者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西方自由市场体系抱有警戒的态度。蒙亚埃认为，中国的共同富裕思想与非洲的乌班图文化思想有相通之处，为更强大的中非关系提供了共同基础，为非洲和世界提供了一个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变方向的机会。共同富裕思想对于非洲的意义在于，能够为后者提供一个经过实践证明的、在艰苦和贫困条件下以为人民服务信念为支撑、成功实现脱贫并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新纲领与新经验，能够为非洲现代化探索实践提供借鉴，从而使其衍生出新的时代内涵，指引非洲走向一条独立自主发展之路。
5.坚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走和平发展之路
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始终总揽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这一关系，始终把“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作为党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之一。正是处理好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国才能从容应对各种考验和挑战，战胜了一系列困难和风险，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并取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一经验对于面临治理能力较弱、经济结构不合理、恐怖主义、武装冲突、政局动荡等多种挑战的非洲国家而言，无疑具有启示性。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大多是与扩张主义、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则开辟了一条维护和平发展、促进合作共赢的现代化道路。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治理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也希望世界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这条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
20世纪是中国与非洲共命运的世纪，中非缔结下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深厚友谊，21世纪将是中国与非洲同发展的世纪，中非两大文明将在这个世纪共谋发展大计，实现各自的伟大梦想，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目前，中非文明互鉴进入理念交流的层次，双方加强减贫经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分享正当其时，这不仅符合中非人民的心愿，也符合当今的时代需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向世界宣告了“照西方的样子改造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宣告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单一与偏颇，宣告了发展中国家终于摆脱西方现代性逻辑的束缚与控制，走上了自主现代化的新道路。人类历史并不是简单的线性进程，各个社会都遵循着自身的发展规律演进，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西方倡导的带有霸权思维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已经过时。非洲的现代化会采取何种路径呢？也许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为拥有“古老文明”“喜欢新鲜事物”“拥有超强创造力”的非洲朋友提供些许有益启示，让非洲赋予现代化更多基于自身条件和价值观的内涵。
（作者简介：李新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