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学说的重要观点;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处理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法。然而,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与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遭到种种质疑。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引起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以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为主体的“新中间阶级”的发展壮大和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严重挑战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必将走向两极化”的预言。西方社会的长期繁荣使得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环境大幅改善,劳资关系得以缓和,工人阶级的阶级归属感和认同感被削弱,革命意志低沉。欧洲共产主义的迅速终结和苏东剧变的发生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蒙上了重重阴影。与此同时,西方参与式民主和新社会运动风起云涌。
在此情形下,“阶级消亡论”“阶级主体破碎论”“阶级斗争过时论”“阶级分析过时论”等论调应运而生,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一起挑战着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和理论说服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已无力对此做出回应。在此背景下,西方另类的“新马克思主义”挺身而出,试图以新的视角、方法和理论体系对阶级概念、阶级结构、阶级形成、阶级政治等重大理论问题做出新的阐发。学者们对处于“后工业化”过程中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进行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和理论颠覆,形成丰硕的思想文化成果。
一、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研究简述
“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学者们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尽相同。狭义的“新马克思主义”是指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如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它在理论上宣扬人道主义,实践上倡导民主自治的社会主义。1而广义的新马克思主义是指突破东西方限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解释与实践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统称。本文所讲的新马克思主义就是广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广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观点庞杂,立场多变,缺乏实践功能。广义的“新马克思主义”除了包含狭义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外,还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法兰克福学派等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二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新的流派,而这一流派有关阶级问题的拓展性研究正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阶级研究,既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解构和重建,也有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辩护和发展。这一时期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当代法兰克福学派及20世纪90年代以后兴盛起来的法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潮。
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美新马克思主义在中间阶级的划分问题上提出多种不同见解。以E.P.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概念,特别强调工人阶级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所表现出来的阶级意识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文化冲突取代了阶级斗争。普兰查斯提出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论,他过于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在阶级划分中的作用,把中间阶级划归到“新小资产阶级”阵营,窄化了工人阶级的范围。
20世纪70年代末,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机制,并在哲学方法论上实现了转折,反对宏观抽象的阶级分析,强调微观具体的权利冲突。生态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反对单纯从经济因素和宏观的阶级分析层面解析生态危机和妇女问题。主张用价值取向、性别差异、女性心理等微观分析方法解释社会冲突和压迫问题。其代表有生态主义典型人物的高兹和女性主义的代表米歇尔、沃格尔等。当代欧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詹姆逊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微观的后现代政治已经取代传统的总体化政治,当前的政治和社会斗争是无组织的,非阶级性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产生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采用理性选择论和博弈论的实证分析方法,从个体微观层面来解析西方社会的阶级、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其代表人物J·罗默以市场经济中理性人的最优化选择为前提,尝试用新剥削论取代马克思剩余价值剥削理论。而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E·赖特依据罗默的博弈论方法,对马克思阶级理论进行修正,构建起阶级分析的一般框架。赖特还对新中间阶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新中间阶级的“矛盾的阶级地位”论。
同一时期,英国后马克思主义代表拉克劳和墨菲则走向了后现代取向的多元主义社会话语认同和多元化的激进民主政治。以哈贝马斯和霍耐特为代表的后期法兰克福学派则将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公共领域民主化理论,并在八九十年代提出协商伦理学,主张去阶级化的民主政治,用主体间的话语互动实现社会共识。
与此同时,法国批判马克思主义代表托塞尔、托雷、布迪厄、比岱等人用不同于马克思的方法构建其阶级理论。其中,法国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托塞尔试图用“生产-行动理论”取代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法国著名左翼社会学家艾伦·托雷则突出权力斗争的意义。2
二、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研究的理论特征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西方社会和阶级结构问题的研究观点各异,在相互激荡和交流中实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学者与时俱进,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切。然而,他们的理论又具有专业化、学院化的特征,不大容易为大众接受。他们极具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实现了思维方式转换与研究视域的宽泛化,研究方法也呈现出跨学科化、综合化的特征。
(一)在相互激荡中实现多样化的发展
由于理论背景、民族区域、文化传统的不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表现出极其丰富的多样性,甚至同一流派的学者在不同国家的研究主题也不大相同。
20世纪70年代,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流派用后现代的文化差异和冲突解构阶级、阶级斗争、革命、历史发展等一切宏大事件和核心问题。他们主张用权力政治代替阶级政治,反对从政治、经济角度解释当代社会冲突和压迫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仍旧关注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但在方法论上却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而是从个体的理性选择为起点分析西方国家的阶级和社会结构。这就弱化了传统阶级政治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主流是倡导去阶级化政治、实现多元话语转向。在这一历史时期,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等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阶级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公共领域民主化理论,及至八九十年代又提出协商伦理学和协商政治,实现了其去阶级化的当代民主建构理论。3
(二)在动态分析中表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切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还对全球化背景下全球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现象进行了批判。研究主要涉及新帝国主义、阶级、剥削、异化、解放主体等等。这些研究全面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突破了国家及区域性的局限,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全球视野及人文关怀。而近年来,随着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深入,出现了阶级研究的复兴,为激进左翼理论研究注入新活力。这些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较好地实现了问题意识与理论研究的良性互动,实现了学术、思想与现实的统一。
后工业社会背景下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关照,不少学者强调将理论研究与变革社会的实践相结合。如普兰查斯和高兹始终坚持要将无产阶级理论和具体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虽然他们并不主张直接的暴力革命,但他们的阶级研究始终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一时期,学者们往往根据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及阶级斗争的形势来判定阶级成员的阶级属性和阶级的立场策略。比如,高兹认为,当技术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稳定地位时,他们在阶级立场和阶级倾向上更接近小资产阶级。而在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生产进一步智能化的后福特制条件下,除了核心工人表现为合作的精英主义之外,大量的技术工人都被后福特制工作伦理控制,从而失去了阶级意识,更多的技术工人就沦为“非工人的非阶级”。4
(三)批判主题的转向与批判方式的转换
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阶级问题的研究实现了批判的主题、内容、方式和空间的转换。这一时期的研究总体上坚持文化理性批判。批判的主题从宏观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一元政治转向了以个人权利抗争为中心的多元政治,批判的内容和方式从抽象的意识形态霸权转向了具体的日常生活领域,批判的空间上也进一步扩展到大众传媒批判、日常生活和一切领域的消费文化批判。它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后现代化条件下,消费主义文化从生产到生活对人活动领域的全面统治。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中,文化的话语分析代替了传统的以社会经济为基础的阶级分析,政治学意义上的文化批判成为主旋律。这一时期新马克思主义最大特征就在于其文化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转向,强调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的文化颠覆,主张对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的微观化、非中心化、个体化和非实体化的文化权力抗争,试图把马克思主义转化成非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理论。5
(四)研究方法的综合化与多元化
当代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研究越来越趋向于综合化与跨学科化,实现了哲学与相关人文社会学科及实证科学(特别是政治学、伦理学、语言学、生态学、女性学、地理学、建筑学)等的交叉融合,而多学科、多样化的视角可以全面透彻地研究问题,有利于形成富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理论成果。在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研究中,学者们把研究视角转向微观领域和个人日常生活领域的不平等,采用数理分析、博弈论、社会学调查研究等方法,为我们研究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英国学者麦克莱伦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出现了把马克思的思想同分析哲学结合起来的新趋势。这很大程度上受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政治思想影响。英国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同自由主义的分析哲学结合起来。比如,杰瑞·科恩斯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及罗默的剥削论观点。而对马克思阶级理论发展具有突出贡献的美国学者赖特也尝试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放到精确分析框架内,以增加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概念的可操作性。
此外,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研究还具有学院化、专业化、精英化的趋势。事实上,在新马克思主义发展早期,其开拓者卢卡奇、葛兰西仍然保持着理论联系实践的优良传统,而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在组织和思想上与革命政党、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没有一点关系了。二战以后,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专业学术主题,其批判形式日益专业化,语言更加术语化,晦涩难懂。研究场所大多转入大学校园,参与者多为大学教授、研究机构或专业刊物的专门学术研究人员,其学术研究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和谋生手段。后现代的新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日益平面化的同时,其形式却日益贵族化,他们不会参与到现实工人运动和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去,而只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从事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
三、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研究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关系
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对马克思阶级理论进行了延异和拓展。他们的阶级研究与马克思阶级理论之间既有理论旨趣的一致性,也有理论性质、批判对象、具体观点等方面的背离和差异。
(一)理论旨趣的一致
马克思一生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一个新世界”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将追求人类幸福和解放作为毕生的价值目标。批判意识和革命精神是马克思思想的灵魂。而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直面西方社会的诸多矛盾和文化困境,继承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价值立场,从文化层面多维度、全方面地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这两种批判理论都建立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上,从人的本质出发去批判现存社会对人性的压抑。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体现在改造客体的劳动实践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劳动和劳动条件相互分离,因而造成了劳动者和劳动产品、劳动本身、人性及与他人之间发生异化。私有制还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承认了劳动和劳动条件分离的正当性。因此,只有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建立消灭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除人的异化,并最终实现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和人性的复归。6因此,马克思把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扬弃异化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而针对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机器操纵人,生活富裕、精神痛苦等异化现象,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们通过分析社会结构的变化、革命主体的改变、革命方式的创新,提出了“总体革命”的构想。在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异化不仅表现为一种不合理的经济强制,而且成为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在虚假的自我满足状态下丧失了自我。因此,现代人除了进行经济革命外,更重要的是实现文化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最终实现对自己本质全面占有,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是,与马克思更注重经济和政治批判不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更侧重文化层面的批判且更突出人的存在的个体性,并且在革命主体、革命策略等方面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有很多不同。7
(二)理论性质的背离
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去阶级化的多元社会理论是一种异质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它忽视了当代西方社会的阶级冲突及其本质,否定了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使命。比如,有的学派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已经过时,并主张用去阶级化的认同政治和文化层面的权利抗争替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这种多元激进民主理论虽然在客观上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多元主义结合起来,但却掩盖了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对劳动剥削的实质,弱化了西方大众阶级意识。虽然在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中也有少数人物有准马克思主义倾向,但是其总体性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
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主张由传统阶级政治全面转向生态、性别、种族和性、少数群体等后现代性质的批判运动,把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阶级矛盾降低到一般的社会冲突的层面,全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彻底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三)批判重点的转向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与马克思阶级理论注重从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支配权揭露阶级本质不同,后现代取向的新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学派的学者更注重从大众传媒、日常生活和一切领域的消费、艺术商品化等理性文化逻辑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哲学-文化批判。在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现代大众传媒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渠道浸润到人的生活方式之中。因此,与马克思阶级理论更强调宏观叙事和抽象的批判不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文化将批判主题转向微观,批判内容转向现实生活,批判方式更加具体。
70年代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从争取个人层面的自由进展到争取微观和中观群体层面的自由,从争取一般民主到争取参与性的大众民主,从争夺阶级的话语霸权,转向非阶级政治的多元民主激进政治。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日益背离马克思主义,日益趋向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理论上不能真正揭示当代西方社会的结构性演变的根本性质和根源,因而也无法像马克思那样深刻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8
(四)理论观点的背离
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理论内容和具体观点上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
第一,两者有关革命主体的认识不同。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深刻经济根源。并以此为基础,明确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肩负起推翻资本主义的伟大使命。而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比如马尔库塞、高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了,是科学技术创造了剩余价值,而非广大工人阶级。当代西方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使得工人阶级失去了否定性与战斗性,工人阶级已经无力承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任务。只有那些思想没有被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同化的、保持独立自我的激进力量如学生、失业者、无组织的工人、流浪汉及知识分子才能承担革命的重任。他们特别强调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作用。
第二,两者提出的革命策略不同。
“改变现存世界”的革命意识与实践性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特征。由于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早期积累时期,阶级对抗极度激化,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遭受着饥饿与贫穷,他们只能采取最为有效的暴力革命方式,才能获得自由与解放。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社会表面上富裕、安逸,但同时也是一个“病态社会”。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源于人们的本能心理结构遭到破坏。要改变社会,就要解放人性,不但要进行政治、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变革,更要进行改变人的心理结构的“文化革命”或“心理革命”。9
第三,阶级划分的标准不同。
马克思将阶级的划分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关联,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马克思这一阶级划分标准已经不合时宜,影响阶级划分的因素是多重的,而职业、政治和文化因素是其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方面。除了彻底反阶级政治的后马克思主义之外,多数“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似乎并不完全拒绝阶级概念,但是他们普遍认为,激烈的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已经不复存在,只存在非阶级对抗的社会文化冲突,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阶级划分没有意义。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阶级研究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理论局限性,甚至在某些具体观点上背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但是学者们秉持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价值立场,对处于科技理性困境之中的西方工业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和社会批判,其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这些研究不仅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研究,繁荣了人类文化宝库,而且为人类更加主动地掌控历史变局提供了思考,也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同时,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研究对理性分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促进社会阶层和谐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比如,后现代主义对差异性和个性的关注启发我们,要清醒认识当前我国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和不同阶层的利益差异性,建立不同利益群体的合法诉求机制,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构建积极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此外,在研究方法上,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相关的具体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和调查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宏大的理论叙事转向微观的个体心理分析,这种新颖的学术视角有利于突破某些国内学者在阶级研究问题上僵化的思维。
注释
1李媛媛:《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北京: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10年,第37页。
2周穗明:《新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演变理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2期,第18-19页。
3周穗明,王玫等:《西方左翼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0页。
4汤建龙:《后福特制时代的阶级和阶级分析》,《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学版)》2014年1期。
5周穗明:《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下册)》,北京:学习出版社,2004年,第655页。
6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西方学者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99页。
7车玉玲:《从社会政治批判到文化批判》,《求是学刊》1996年4期。
8周穗明:《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下册)》,北京:学习出版社,2004年,第661页。
9车玉玲:《从社会政治批判到文化批判》,《求是学刊》1996年第4期。
（作者单位：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