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争
社会批判理论中存在两个相异且竞争的“王国”:一为马克思主义,一为现代社会科学1,两者共同构成总体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源泉,并为其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事实上,西方经典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2也是在相互批判、相互补充中不断发展的,两者之间存在理论上的张力是学界的共识。在理论方面,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研究中“价值”的涉入程度,并影响其对社会世界的批判力度,进而扩展或抑制其对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的总体想象力;从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获得的评价可能直接影响到社会学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和力度,是否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也可能影响到社会学知识辐射群体的具体构成,即是否涵括精英以外的大众,因而直接关乎社会学对社会生活现状进行改造、突破的可能性3。
在当前西方学界,关于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可归为两种: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学表现出“去”马克思主义化的发展,而另有学者认为社会学有“趋”马克思主义化的特征。前者主要是基于当前社会学界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排斥甚至否定态度的情形,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学中的日趋边缘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批判性和挑战结构力量的精神在社会学中的弱化。具体来说,第一,当前西方社会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观点加以否定。以“阶级”为例,今天在西方支持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等主张的社会学家已经寥寥无几4。第二,近年来出现的“马克思热”只是浮于形式和修辞层面,俨然“主义”满天飞的“观念秀”,缺乏对理论严肃认真的求索,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到片面化对待5。第三,社会学逐渐被束缚于学科专业化的语境内,甚至忌谈政治,弱化了与社会公众的天然有机联结,一种无需对抗的幻觉因马克思主义的“退隐”而影响甚广6。
认为社会学“趋”马克思主义化的依据,主要在于“回归马克思”“回到马克思”“重返马克思”等主张的提出。一方面,学界普遍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带来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经济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框架7,其影响遍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科学、人类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另一方面,西方学界进一步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大贡献,尤其是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及其动力学理论、阶级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等对社会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8,同时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具体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影响。
事实上,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我们不仅需要着眼于当下,更需要追溯历史长时段中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演变。在历史变迁中把握不同时代背景下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排斥与吸纳、反思与融合,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及其包容性特征,增强社会学的学科自觉。
总的来说,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而社会学在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型塑了社会学自身的理论样态。参考相关研究对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9,同时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影响,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五个历史阶段考察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演变。
二、19世纪中期至一战末：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殊
19世纪中后期,基于启蒙理性的立场,早期社会学创始人注重仿照自然科学,在研究中强调个体理性,肯定社会进步;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则强调社会科学之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揭示社会结构的压迫性以及求索解放现实的道路。正如吉登斯所言,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是对当代社会理论进行根本性重建最为重要的起点10,通过对孔德、涂尔干、韦伯等社会学理论的奠基者与马克思思想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创始时期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殊。总体来看,从19世纪中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社会学在三个核心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即社会何以进步、社会科学知识何以生产、事实/真相何以认识。
关于社会何以进步,即人类的美好生活如何获得,马克思主义秉持革命的、冲击性的方式,而社会学则诉诸人与社会的理性化。马克思指出,社会不能进步是因为大众不能控制他们创造的财富,对其所属的社会结构无力改变,因此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是赋予被压迫群体掌握生活方向的方法或工具以自由地自我实现,要洞悉导致人们被压迫和异化的结构性因素,并将这些隐性的、结构性的、强制性的、束缚性的镣铐打破11。而社会学认为,若想使当下的人和社会变得更好,就需要制定更适合的社会政策,借助理性的、科学的潜能来帮助人类摆脱迷信与失序的困境。
关于社会科学知识何以生产,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在改造社会中实现知识生产,而社会学则格外看重对社会事实机理的理性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否认科学与精英统治的联姻能够带来人的真正理性,认为只有通过深刻理解社会与历史,进而通过实践改造社会,才称得上真正的知识生产;而社会学则倾向于将自身类比于自然科学,致力于追求自然科学般的系统知识,衡量行动后果,收集精确数据从而进行理性规划、控制和预测。在社会学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因此,从社会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就往往演化为“科学”如何看待“价值”的问题。科学因反对宗教、神学而成立,而宗教、神学正是价值在“旧世界”的具象,两者在根本立场上的相互排斥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事实/真相何以认识,涉及知识生产的过程或者说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早期社会学家对实证主义有着天然的热衷。孔德将自然科学作为建构“社会学”或“社会物理学”的出发点,声称“实证王国”(the positive state)最终将被“永恒”地建立起来。比孔德更进一步,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专门论述了社会学方法的独特性:一是要分清事实和观念,尊重事实应持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二是承认社会现象难以改变并将其作为客观事物来考察;三是强调将社会现象从混杂的社会状态中抽象出来,在纯粹的状态下观察,推崇用比较、实验、统计学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在涂尔干看来,“个人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都是只强调改革社会而非解释社会的学说12,与社会学偏重于解释社会的取向不符。与涂尔干相同,韦伯在方法论层面也强调价值中立,指出对理解性的意向说明是需要进行验证的,而心理学实验和大样本的统计学能够提高这种验证的精度,不能验证的解释只是假说13。韦伯还特别强调多元因果链条的开放性,认为将“经济”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因果链条终点的科学命题已经彻底完结14。此外,韦伯还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同时模糊了技术和经济的原貌,他本人关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则恰恰是马克思笔下的“上层建筑”。
综上言之,实证主义的核心在于仿效自然科学,强调本体实在与价值中立,聚焦静态的社会规则和直接的经验证据,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试图找回历史解释,对“天真的”信仰保持怀疑,促使人们转换理解社会世界的方式15。秉持客观主义、力求解释社会的社会学与坚持理想信念、力求改造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从诞生之日起便产生了巨大的鸿沟。
三、一战后至二战末: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性吸纳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学从创立初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回应、实则分殊的情形转变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部分接纳,以及展开更具针对性的对话与理论融合。这主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诸理论家的探索为代表。需要说明的是,人们通常将卢卡奇、葛兰西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归为哲学或马克思主义阵营,而对其在社会学脉络中的位置(批判主义社会学)重视有所不足,这可能是受长时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学功能主义、实证主义范式影响的结果。应该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卢卡奇、葛兰西和波兰尼是跨越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这两大理论的最具辨识度的社会理论家,可谓“两栖”社会理论家。他们的共性在于其理论既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脉络中,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立于社会学领域中,在思想底蕴的层面上与社会学理论有着更深度的交融。
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表现出较强的矛盾性:一方面,对此前传统的社会学以自然科学为母本的学科范式进行反思,尤其是展开了方法论以外的意识形态维度的批判;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另一重反思的起点,进一步延伸、修订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思考,进而凸显了对上层建筑的讨论。正是在上述双重反思中,社会学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吸纳。
就第一重反思而言,卢卡奇对“仿自然学派”或者说“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他们求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试图将现实世界的现象放到不受外界干扰的环境中探究其规律,在将现象归结为纯粹数量、数与数之间关系的过程中,现实世界的结构得到了强化,其本质被无批判地当作“科学”之不变基础。他指出,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运用于自然时,能够促进科学进步,但运用到社会时,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6。与卢卡奇相似,葛兰西也对“社会学”17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社会学企图以自然科学为标准,对历史的、政治的事实进行图解式的描述和分类,“实验地”推断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法则18,因而社会学的根基是庸俗进化论。
关于第二重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上层建筑”的反思进一步分化为对文化/意识的反思与对社会的反思两个层次。从对文化/意识的反思来看,尽管卢卡奇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即唯物辩证法19,但其对阶级意识、物化意识的强调却带有齐美尔文化哲学、韦伯文化社会学思想的烙印。类似地,葛兰西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上层建筑”环节给予高度重视,并由此出发考察、反思了欧洲的消极革命结果及其原因。
从对上层建筑之“社会”的反思来看,社会学的核心概念“社会”在这一阶段深度嵌入这些“两栖”理论家的思想之中,从而开启了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的进程。对此,“社会学马克思主义”(Sociological Marxism)的倡导者布洛维对葛兰西与波兰尼“社会”思想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揭示了这种理论上的融合。布洛维认为葛兰西理论中的社会指向“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通常要将其置于与国家的矛盾关系中理解,此“社会”既与国家合作遏制阶级斗争,又具备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而促发阶级斗争;波兰尼理论中的社会被布洛维视为“能动社会”,应结合其与市场的制衡关系来理解,“社会”既面临市场施加的毁灭倾向,又会做出回应性行动保护自身20。依此进路,葛兰西的“公民社会”、波兰尼的“能动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经济与国家形成了一个整合的多主体、多层次、多面向的互动框架,这一分析框架正是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思性吸纳的结果。
四、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度排斥
20世纪后半期,社会学理论的中心逐渐从欧洲向美国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乐观与恐惧的矛盾情绪充斥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与科学场域。20世纪50年代的学者们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必然要面对科学主义与行动主义之间的张力,而此时行动主义已开始弱化。身处这种氛围中的社会学也开始排斥与共产主义密切关联并坚持行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一时期被公认为是社会学“去”马克思主义化的典型阶段。具体来说,第一,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粗犷的经济决定论是社会学面对马克思主义挑战的最初回应。主流实证主义、功能主义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社会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的目录来看,含有“马克思”的标题仅有两个小节,与涂尔干、韦伯、帕累托等社会学家所占篇幅形成鲜明对比21。默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予以承认,但也只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马克思、舍勒、涂尔干等人进行了比较性阐述22。
第二,社会学“去”马克思主义化突出表现为社会学的“去政治化”。这并非指社会学疏远政治,相反,社会学与政治机构的联系更为紧密,更遵循现有的政治体制和规则,且致力于运用专业知识为政策推行和修订提供服务,社会学的实用性愈发凸显。“去政治化”也意味着去意识形态化。贝尔曾指出,当时西方世界中的知识分子对福利国家、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等达成了政治共识,因此20世纪50年代是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23。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早期被视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经济繁荣的表象遮蔽了公众质询政治的意愿和能力。在对政治进行分析时,大多数社会学家倾向于运用韦伯视角,强调科层组织发展中的相对自主性和社会变迁中文化发展的首要性,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政治分析则相对弱化24。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教育体制中被边缘化。直到1965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很少为当时的美国社会学所提及(通常只是在辩证法或社会冲突的意义上被提及),当时盛行的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都显然缺乏批判性25。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美国被视为欧洲移民的“附带行李”,学者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至少要承担相关的社会和学术后果——失去在正式制度和学术场域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身份本身成为一种个人化甚至私人化的专业认同,主流大学对这一群体的接纳程度很低26。这一时期社会学的“去”马克思主义化更多地反映了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分歧27。
第四,这一时期社会学更强调对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追求,试图以统计技术和科学方法来确立自身学科的合法性、独立性和权威性,从而加深了与社会关怀、公共参与取向之间的张力。在理论上,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着意于削弱米尔斯等以人文方法论为基础的社会学家的影响力,将社会学的根本追求锁定在科学性上28。在研究方法上,自布劳—邓肯模型提出以后,美国主流社会学转变为经验基础上的量化社会科学29。以经验研究为取向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在这一时期再度获得极大发展:社会学界从事的大量关于教育、贫穷、青年、种族及女性主义等的经验研究,以及拉扎斯菲尔德所倡导的将个体作为实际关注对象并对其行为进行原因分析(reasons analysis)的研究,都无疑使方法论个人主义得到强化;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量化研究标准操作模式“概念——属性——变项——测量——因果关系——统计”,则巩固了工具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进路。作为手段的方法似乎反倒变成了目的,方法的标准化、精致化、科学化、客观化等逐渐成为很多社会学家努力的方向,进而强化了社会学本身的“工具性”价值。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坚守的切身理解社会、采取行动改变现状的这一“目的性”价值,则因其不能满足科学标准而受到主流社会学的排挤和冷落。
同时,这一时期以福特主义为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因其组织化、系统化等特征推动了现实世界的经济繁荣、政治有序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理性的信任,而将重点置于揭示社会冲突,采取辩证批判视角,鼓舞被压迫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和谐稳定”的主旋律下受到排斥与忽视,也不难理解了。
五、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激进社会学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晚期,新社会运动如公民权运动、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女权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等风起云涌,促使人们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反思。面对激进的社会和经济斗争,学院派的社会学研究无力给出有效的解释,它们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权力、抗争和意识形态的关注,过分强调社会均衡的一面,发展出的愈发精致化的研究方法难以应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变迁。社会学家对黑人、城市贫民等群体进行了大量调查,却没能预料到这些群体的多元抗争形式和政治化行动。“一如往常的社会学”(sociology as usual)越来越多地卷入对“反叛”的控制之中。60年代的“大众反叛”极大地挑战了当时的很多理论和模型30,主流实证主义社会学面临着来自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开始效仿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视角分析和解释社会问题,许多社会学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至转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日益紧密,“几乎是一夜之间,卡尔·马克思变成了社会学之父”31。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学研究产生了空前的影响,社会学界开始将马克思主义重新纳入思考范畴。其一,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首先表现在对“价值”问题的处理上。两大理论初创期关于价值问题的方法论分歧——是支持价值涉入现实世界的研究还是强调保持价值中立,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学界反思的重要议题。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带有激进倾向的社会学研究对现实中的不平等和人们所遭受的压迫进行了严肃而猛烈的抨击,强调人是道德的存在,揭示人的异化现实。依附理论、帝国主义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试图在更广的世界视野中揭示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与主流社会学不同,激进社会学凸显了结构性、革命性和解放性视角。其二,激进社会学、批判社会学对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及其矛盾进行了深刻分析,批评和反思了理性及现代性后果。其三,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具体的、现实的分析,这些分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即揭橥资本积累和商品生产的社会影响、阶级的构成和阶级斗争的逻辑、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度和衰落的危机以及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在阶级斗争和社会变迁中的角色等。其四,对经验、技术与理论的关系进行再反思,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长期以来主导社会学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范式加以检讨和省视。
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纳也体现在学术建制体系的变化上。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获得了学术共同体的认同,国际主流期刊开始发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的文章,美国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增多,在一些美国大学社会学系的本科教学中开始有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科目,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也获得多个专业协会的授奖等32。20世纪80年代末,在社会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达到顶峰。而后,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激进社会学由盛转衰,这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行动派与学院派之间的分歧与斗争有关33。
六、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学专业化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隐性表达
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模式发生了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转变。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市场原教旨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与此同时,抗议、革命开始退潮。这使得西方学界一时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锐减,质疑猛增,经济自由主义重新成为经济哲学的主导理念。学界开始更广泛参与到经济发展、政策制定以及国家目标的实现中。社会学研究也日益表现出专业化的趋向,同时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色彩逐渐隐褪,或者说,转变为一种隐性的表达。
第一,多元化甚至碎片化的社会学研究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珍视的历史性、整体性、形而上的认识论角度。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社会学采取了更多元的视角与框架,研究议题也进一步多元化、具体化,致力于挖掘各个分支领域与特定社会现象的细枝末节,导致社会学研究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缺乏内在聚合的力量。与此同时,研究者们很少重视历史时刻及其对人们认识的影响或者认识论层面的议题34,而这种历史性或整体性视角正是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的主要取向。即便是反思性的社会学研究中也隐藏着科学主义的立场,强调仅仅从具体社会关系的角度构想所谓的“好社会”而试图排除对知识、价值等作形而上学式的理解和诠释35。社会学的经验调查和理论思考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因此获取了大量资源支持学术的进一步发展,显然,具有实用性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更符合政府和市场主体的意向。
第二,寻求学科内部的平衡也难免会消解学科的批判向度。不断寻求对主体与客体、宏观与微观、个体与整体、结构与行动、中心与边缘、现象与本质、同一与差异、连续性与断裂性等各种二元对立的综合,是当前西方社会学理论自觉的一个重要表征。试图突破既有的二元对立思维框架的努力无可厚非,但我们也发现,在整合诸多二元对立从而获取一种学科平衡性的同时,似乎也磨损了社会学原本对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的批判性穿透力,平衡与批判之间或许存在一种两难困境。
在西方社会学专业化趋势不断增强的同时,社会学公共化的潮流也在涌动。与针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形式与内容开展的“社会的”(of society)研究不同,社会学的公共化在较大程度上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回应研究“为谁而做”进而呈现出“为社会”(for society)的公共面相。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布洛维将社会学划分为四种类型:专业社会学(professional sociology)、政策社会学(policy sociology)、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和公共社会学(public sociology)。其中“公共社会学”旨在扩展道德与政治议题的公共论辩,将这些议题融入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中,凭借与市民社会的联结抵制国家与市场对社会的侵蚀,从而整合社会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使社会学成为“社会之镜”“社会的良心”36。然而,在以美国社会学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中,公共社会学终究是以“抗衡”主流专业社会学而被引入的,其与专业社会学的力量对比不言而喻。
尽管社会学公共化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学专业化的抵制和反思,但这并没有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学中马克思主义转为一种隐性表达的事实。这一态势可能带来或者正在带来对社会学理论的负面冲击:理论的碎片化使其缺乏连贯性、整体性而难以应对今天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系统性变迁;批判性维度的缺失直接导致社会学沦为纯粹的工具性知识,而与行动主义品格相去甚远;方法的精致化可能产生对方法的“拜物教”,从而失去社会学理论的灵魂,甚至在学术共同体中形成所谓科学方法层次的“鄙视链”。这些都可能使社会学再度面临严重的理论危机。
七、总结与讨论：对中国社会学建设的启示
关于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以往论者通常勾勒出两者从对立走向融合的总体发展线索或进行粗线条的概括37,却鲜有人进一步阐述不同阶段呈现出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动态性。通过对19世纪中期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的长时段学术史的梳理,本文认为,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演变大致可分为理论分殊——反思性吸纳——极度排斥——再度融合——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学中的隐性表达五个阶段。这是复杂的理论互动的进程,同时也是不同时期国际政治秩序、经济体制、社会转型、文化思潮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8。换言之,从19世纪中期至今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呈现出“去”马克思主义和“趋”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表征,而“去”马克思主义显然构成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立场,“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则主要集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在社会学发生理论危机时才会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纳与融合。
梳理和反思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演变,也能为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应该说,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自早期阶段开始就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早期中国社会学就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与视角。如,李大钊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将社会学研究建立在物质生产与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使社会学研究获得了坚实基础和崭新的形式与内容;瞿秋白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用于对中国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分析,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关系、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予以剖析;李达也从生产关系和物质生产实践的角度研究了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39。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学科得到恢复和重建,四十多年来,在制度环境和历史实践等因素推动下,一方面,中国社会学继续在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展开理论建构和实践行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共同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中国社会学作为全球社会学、后西方社会学40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互动更是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维度,关乎“中国社会学何以可能”这一本体论层面的问题。作为对这一本体论问题的回应,本文认为,应当超越西方社会学“去”马克思主义或“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采取更为整合的、辩证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纳入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中心。具体来说,当前中国社会学的建设需要重视以下几点:
第一,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演变是伴随西方乃至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文化思潮、社会运动等实践变迁而发生的,反映了现代化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映照。同样地,中国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也充满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激荡。作为转型国家,中国在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多元现代性为“转型社会”提供了现实依据。传统与现代交融、生机与风险并存、不确定性与自反性弥漫41,如何对中国这一“转型社会”中种种例外的、特殊的实践加以理论归纳,以及如何在“转型社会”理论框架下理解中国所体现出的独特性与普遍性,如何洞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如何对其加以弥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
第二,要重视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的解读和再阐释。每一次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变化都透露出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不同理解,以及后人对经典文本的再阐释,可见理论互动的前提除了现实的实践需要,对文本内容的再发掘和诠释也十分必要。就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来说,其正面临着来自于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行动、制度与生活等诸多层面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学人在忙于应对加速变换的、接踵而至的、紧迫的现实问题时,却往往忽略了对经典文本的关注与挖掘。这一方面使得中国社会学在学术思想本身的维度上丧失了“历史感”,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中国社会学对具体问题做出简单化的解释,强调调查方法和分析技术,进而不自觉地陷入对专业主义的片面追求。
第三,要积极促进当代中国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互动与思想交融。这种理论对话与思想交融有助于“跨学科”思维的构建,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种跨越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尝试。中国社会学需要拓展跨学科研究,探寻一种“超学科”的总体性社会科学研究视野。实际上,跨学科研究不仅不会模糊学科界限,反而有助于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面向同一问题时凸显各自的学科特色,进而有助于解决其共同面对的问题,同时亦可增强各自的合法性和专业性,且这种合法性和专业性不是霸权式、排他的,而是合作式、包容的。
第四,中国社会学应增强危机意识,积极应对困境与挑战。如前文所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吸纳与融合,与应对当时西方社会学所面临的理论危机密不可分,事实也证明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纳促进了西方社会学的繁荣与发展。综观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其历经了数次危机,而中国社会学自创建以来也经历了种种困境,今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依然会面临各种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增强危机意识,并以积极的心态去应对。立足中国社会学自身的发展,主动借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经验,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和分析方法展开多层次的学术对话与理论交融,或许是中国社会学应对危机的最佳方案。
第五,中国社会学人既要担当起“阐释者”的角色,又要尝试向“立法者”转变。以实证主义、解释主义为传统的西方社会学主张对社会现实进行解释和阐释,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通过对社会的实践性介入来改造社会或创造新社会。以西方社会学的发展为鉴,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应具备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反思性地运用到现实社会建构中的能力,从而“引导”和“建构”一种新的“社会事实”,而不只是充当“阐释者”的角色。当然,没有“阐释”的“立法”是盲目的、琐碎的,而没有“立法”目标的“阐释”是悬浮的、无根的。因此,中国社会学者应当承担起将“阐释者”与“立法者”统合的学术分工和时代使命。
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不仅需要我们在古今中外之间谋求学科发展和学术创新之路,更要善于从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汲取思想精华,引领并推动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重构中国社会文化制度情境下的以实践为原则、以辩证思维为思考方式、以价值理想性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42,既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个重要面相,更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基石。在社会思想的意义上学习、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摒弃对其教条式、教义式的歪曲和阉割,而不是摒弃马克思主义本身43,这才是未来中国社会学建设及其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有立场。
注释
1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5页。
2本文所说的“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社会科学大范畴内的两种理论体系,前者对后者的立场演变,不是特指“社会学家”或“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者”个体之间形式上的人际互动,也不局限于社会学范畴中的“实证主义(社会学)”、“解释主义(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间的理论互动。本文中的经典社会学主要是指以涂尔干、韦伯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人文主义社会学家的理论主张,经典马克思主义则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传统,其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便已确立了基本立场、方法原则和理论构架等根本要素。对两者的界定虽然宽泛,但其原则性界限是存在的。相关的论述可参见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地位与理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3本文主要以社会学为本位探讨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4参见菲利普·卡班、让-弗朗索瓦·多尔蒂耶主编《法国视角下的社会学史与社会学思想》,吴绍宜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5参见俞吾金《对“马克思热”的冷思考》,《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0期。
6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7参见雷蒙德·保罗·库佐尔特、艾迪斯·W.金《二十世纪社会思潮》,张向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6页。
8参见菲利普·卡班、让-弗朗索瓦·多尔蒂耶《法国视角下的社会学史与社会学思想》,第14页。
9B.H.Hancock and R.Garner,Changing Theories:New Directions in Sociology,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9.本文大体上参考了该书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分期,部分时间节点因本文主题有所调整。
10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11以人类“异化”问题为例,“异化”(alienation)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和齐美尔的思想体系中均是举足轻重的。虽然两位思想家都重点分析了异化的本质及其驱动力,但是两种分析进路有着根本性的差别:马克思以革命者的道德形象致力于带领民众走向自我实现——解决历史迷思、建设全新社会、免于异化以及颠覆旧的社会结构;而齐美尔对异化问题的分析则主要考量个体主义价值,更彰显社会学的微观分析视角。参见J.Capetillo-Ponce,“Contrasting Simmel’s and Marx’s Ideas on Alienation”,Human Architecture: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Self-knowledge,2004 (1).
12参见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胡伟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4、8、118页。
13参见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胡景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14韦伯的原话是:“在我看来,常见有人主张的那种唯物史观,即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个因果链的终点,作为一个科学命题已经彻底完结了。”(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15Y.Richard and C.Brett,“Marxism,Positivism,and Scientific Sociology:Social Gravity and Historicity”,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2006(3).
16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3、55、59页。
17葛兰西所说的“社会学”,采用的是孔德的命名,实质却指的是韦伯、帕累托、米凯尔等企图构建的关于人与社会的一般的、广泛的理论。参见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8页。
18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339页。
19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8页。
20参见麦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199页。
21参见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22参见罗伯特·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23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范岱年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87页。
24R.Flacks,“Marxism and Sociology”,in B.Ollman and E.Vernoff (eds.),The Left Academy:Marxist Scholarship on American Campuses,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2,p.35.
25T.R.Young,“Marxism and Social Movements:Theory and Practice for Social Justice”,Contemporary Sociology,1999(3).
26M.Hechter,“Notes on Marxism and Sociology in the USA”,Theory and Society,1979(3).
27例如,米尔斯等对当时主流学院社会学的批判作为一种边缘化的声音,主要批判的正是主流理论视角的意识形态基础、其所强调的调查研究和碎片化的知识生产(去历史化、去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天真、民族优越感),以及批判保守主义和社会学家的自满、对异议或激进视角的冷漠、对国家制度性经济支持的依赖等。参见R.Flacks,“Marxism and Sociology”,in B.Ollman and E.Vernoff (eds.),The Left Academy:Marxist Scholarship on American Campuses,pp.12-13.
28D.P.Haney,The America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Intellectuals and Public Responsibility in the Postwar United States,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8.
29参见陈心想《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及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启示》,《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1期。
30R.Flacks,“Towards a Socialist Sociology:Some Proposals for Work in the Coming Period”,Critical Sociology,1972(2).
31J.Manza and M.A.McCarthy,“The Neo-Marxist Legacy in American Sociolog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11(37).
32M.Hechter,“Notes on Marxism and Sociology in the USA”,Theory and Society,1979(3).
33H.Etzkowitz,“The Brief Rise and Early Decline of Radical Sociology at Washington University:1969-1972”,The American Sociologist,1989(4).
34S.G.McNall,“O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The American Sociologist,1978(1).
35R.Kadakal,“Truth,Fact and Value:Recovering Normative Foundations for Sociology”,Society,2013(6).
36M.Burawoy,“Public Sociologies:Contradictions,Dilemmas and Possibilities”,Social Forces,2004(4);M.Deflem,“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Sociology”,Society,2013(2).
37参见刘小峰《卡尔·马克思与西方社会学》,《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3期;江洋《马克思主义对美国社会学的影响——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为背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1期。
38本文旨在梳理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变迁的历时性特征,对变迁原因的讨论属于另一个重要问题,在此不作详细分析。
39参见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地位与理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40参见尉建文、李培林《后西方社会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41参见文军、王谦《转型社会学研究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研究实践》,《江海学刊》2018年第1期。
42参见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地位与理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43参见郭于华、史云桐《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布洛维“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