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马克思主义新观点述要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新探索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经济危机，在理论领域助推明显的“回到马克思”的趋势。历史事实确证了，一再被西方世界宣称“过时”的马克思，总是在危机时刻现身，提供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智慧。尤其是针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只要涉及资本主义及现代性反思的问题，就必需回溯到马克思的理论地平线上寻找黎明曙光。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以回溯马克思为逻辑起点，展开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新认识、新批判。
第一，论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金融经济危机在现实层面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对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理论判断，从事实层面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引起理论界对该现象的进一步反思，以理论分析的方式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当代性，确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意义。伊格尔顿以答疑解惑的行文方式，打破“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的叙事形式，通过反驳现存的对马克思的主要责难，大大增强了理论说服力。[1]霍布斯鲍姆围绕对《共产党宣言》的再阐释，[2]说明当今人类社会为什么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性质的深刻洞见早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初就形成了，并以科学的理论分析正确预判了资本主义未来百余年的发展走向，《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正是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不仅在于其对资本主义的透彻分析为现实问题提供理论启示，更在于其理论旨趣，即把旨在实现社会变革的社会实践确立为当代人的历史使命。
第二，总结左翼反抗活动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标志的当代左翼反抗活动在西方世界此起彼伏，对这些激进运动的理论反思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的关注热点与重点之一，他们认为，当今群众运动的复起与激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反资本主义革命等社会革命运动的回归，或代表着力图反叛和超越西方自由主义，代之激进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的觉醒。齐泽克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群众运动表达了人们对现有制度的不满，不同于以往只从伦理层面反对资本主义，当下人们已经转向上升为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革命批判的意识，这将标志着20世纪的终结。瑞恰德·沃尔夫是美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他在《民主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的医治》中认为，由工人和底层劳动者正在打开一扇改变世界的新的历史视窗，他们基于对生产场所的直接控制展开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成为另一种民主形式。沃尔夫的“经济民主”观点更是得到理论思想界的诸多关注。此外，著名杂志《社会主义纪实》特出专刊围绕“占领华尔街运动”从“战略”上进行总结反思，相关文章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次把资本主义问题提到政治议程上”，当前的群众运动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提出“我们是90%”的口号，意义在于涉及阶级意识的语言已经呈现在历史舞台的中央。他们还指出，虽然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道路”和列宁主义的“先锋队”道路是20世纪的主导战略，但二者均无法成为反资本主义的有效工具。
第三，《资本论》热度重燃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复兴。由于金融经济危机以事实再次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判断，使《资本论》的研究热度重新燃起。西方世界各个社会机构、社会阶层普遍出现“阅读《资本论》活动”，如德国“马克-秋季学校”的主题就是结合有关《资本论》的手稿进行全文阅读。2010年一本题为《＜资本论＞：为民请命》的书在德国出版一时成为新闻热点事件，并迅速走红成为畅销书。作者莱因哈特·马克思以模拟与马克思对话的方式反复强调马克思《资本论》在理论观点、思想深度上，对资本逻辑揭示、资本主义批判等方面的正确性，以新颖性为《资本论》热再填一度。另有著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随此浪潮、继承传统，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重读新解展开批判研究，如美国詹姆逊的《重现资本：＜资本论＞第一卷解读》，法国艾蒂安·巴里巴尔的《马克思的“两次发现”》，意大利奈格里的《从对抗到共同性：重新发现马克思》，都从资本主义危机的时代问题和理论根源上指出重读《资本论》的必要性。大卫·哈维在《资本之谜及资本主义危机》一书中认为，资本是不断流动的“创造性的破坏”过程，不是静止不变的物，其本质在于流动性，除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深刻性，其他理论对资本的研究都未能提供充分有力的分析。与《资本论》热相随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这同样是金融经济危机的直接推动作用。齐泽克明确指出比起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批判的重视，当今全面恢复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必要的当务之急。
第四，从社会正义问题展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基于金融经济危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追问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展开以古典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制度之问，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正义之问题，成为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柯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正义观建立在基本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上，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着社会平等正义的形式与实现，不根本改变社会经济结构，就无从变革不平等、不正义的现实。[3]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比岱在罗尔斯契约论的基础上认识社会正义问题，既承认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偶然性造成的不平等是偶然中的必然，也表示应给予最少受惠者更多权力支持，用平等的权力补偿经济劣势。比岱试图将罗尔斯与马克思进行融合来阐述社会正义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霍耐特提出“承认”理论，其从黑格尔的伦理学中挖掘“承认”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关联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分配方面思想背后的社会正义问题，不失为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哲学方面的自我理解。在“生产领域”之外寻找社会变革出路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批判路向，从伦理角度诉诸“道德工程”推动社会主义实现、论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构成当代西方学界展开资本主义批判的主要思路。
第五，“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诸种呈现。近年出现“政治的马克思主义”、“魔幻马克思主义”等新术语，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表现。“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由美国的罗伯特·布瑞纳、加拿大的艾伦·梅克森斯·伍德等人提出，他们站在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立场上反驳传统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模式，认为应做出社会历史性研究，即强调社会主体和阶级冲突在解释历史中的作用，认为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主张结合社会现实问题重识历史唯物主义。“魔幻马克思主义”是梅里摩尔德提出的概念，其在《魔幻马克思主义：颠覆政治和想象》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枯燥乏味的，但人们能够用具有即兴想象力的活动对其加以反抗，“魔幻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些反抗活动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更加有趣自由的理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各种新兴术语中最有影响、最受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推出的一个概念。以美国的菲利普·克莱顿和贾斯廷·海因泽克为代表，他们认为当今已经是“现代文明”消亡的时期，马克思主义也应被推进到“后现代”阶段。“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支，试图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智慧放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进行三者关联性地建构，强调整体、联系与有机统一，认为“中国最有可能引领其他国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
（二）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人士以金融经济危机为契机，在原有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进行探寻与揭示，试图破除“历史终结”的幻象。一时间，赌场资本主义、债务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传媒资本主义、技术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等不同的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新概括雨后春笋般涌现，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批判。
第一，对新自由主义的再批判。新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左翼思潮批判的集中火力点，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这一批判对象成为显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这次危机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蔓延30年来的灾难后果。一是在理论批判队伍方面显示出集团化力量，如法国的安德烈阿尼和吉拉德·杜梅妮尔、德国的哈贝马斯和弗里兹·豪格、英国的麦克莱伦和卡利尼科斯、美国的大卫·哈维、贝拉米·福斯特、爱德华·沃勒斯坦、大卫·科茨、加拿大的莫里·斯密等等，大批理论思想家和学者对该问题进行广泛讨论。二是在围绕该问题以举办会议和发表论文进行理论发声方面体现规模化，如许多国际知名的左翼论坛“世界社会论坛”、“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大会”，国际知名杂志如美国的《每月评论》、英国的《新左派评论》等等，都通过主题会议、专栏文章等各种形式，对此次金融危机展开成因分析和对策研究。他们普遍将此次金融危机归因为20世纪末以来新自由主义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历史结果，认为彻底市场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放任资本积累的盲目冲动，最终令市场吃不消导致危机。而且，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对这一后果进行反思批判，反而借此继续强化自身的逻辑，认为市场的自由度还不够高。由是，从对金融危机的分析到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就必然要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揭批。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吉拉德·杜梅尼尔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中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由资本家、管理者、大众阶级构成的“金融霸权”阶段，这种社会秩序正陷入危机。沃勒斯坦等人把当今资本主义危机视为“结构性危机”，资本主义通过“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在过去500年保持的动态平衡，将在未来三、四十年中失灵。[4]
第二，结合生态危机进行资本逻辑批判。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是近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诸如福斯特、莱易斯、阿格尔、奥康纳、佩珀等等，是该批判路向上的活跃人物。相关专门的学术杂志作为理论宣传阵地，而且通过会议、教学、著述、政策咨询等各种方式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如2013年美国左翼论坛的主题就是“为生态-经济转型而动员”，瑞典斯德哥尔摩“马克思2013”会议讨论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生态与资本主义》杂志围绕着环境危机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多有从对生态环境危机的认识出发，努力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从生态危机的资本逻辑归因展开资本主义批判。他们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总根源并非“天灾”，而是“人祸”，不能简单地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应抓住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展开具体分析批判，即以资本增殖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弊病。并且认为，这一危机的解除不可能通过纯粹技术手段或道德呼唤实现，只有限制和超越资本逻辑，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换取生态文明。进而，借资本主义生态批判论证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生态危机都是“导致资本主义垮台的其自身的因素”。
第三，对消费社会之政治控制功能的揭批。20世纪60年代前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达时期，社会整体呈现消费主义的特征，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抓住这一现实问题展开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形成从对资本主义生产环节向消费环节的批判转向，对社会意识进行总体反思，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的主题和领域。其对消费社会的批判集中表现为对消费异化、消费主义的批判，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进入消费主义阶段，生产的动力不是人们的必要需求，而是在再生产环节中以各种手段方式刺激消费者欲望而诱导出来的欲求，这种欲求推动扩大再生产，使消费成为再生产环节的逻辑起点，颠覆了生产决定消费的传统逻辑。膨胀的欲求实际上是资本追求自我增殖过程中增设的资本生产环节，是一种虚假的需求而非真实的需求，其造成对自然资源的额外掠夺，进一步加剧了资源能源的短缺、生态危机、道德意识弱化等现实问题。对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是典型代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消费异化批判已不能满足于对发达工业文明的深刻认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政治哲学转向，从对消费异化的文化批判转向对消费社会的政治哲学分析，即上升到对消费主义文化意识的社会普遍化的哲学批判。如鲍德里亚认为，当今社会是消费主导的社会，但消费不再单独作为再生产环节之一一维地存在，其衍生意义和带给社会的意识形态支配大于其传统功能，消费已经成为实现社会一体化的整合机制，服从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需要。
第四，开创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资本化”批判。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物化”理解为商品普遍化过程中商品拜物教对人的生产生活与观念意识的宰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物化”不仅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被有效克服，反而以“空间生产”的方式继续扩张。列斐伏尔是资本空间化问题的提出者和批判者，随着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虚拟资本、数字资本等资本新形态的出现，资本空间化逐渐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与显学，大卫·哈维、爱德华·苏贾等人从空间概念和空间理论入手，对“物化”进行当代理解，对资本主义通过空间占有获利的过程分析寻找资本主义能够在周期性危机中自我更新的原因。他们认为，占有空间和生产空间是“空间资本化”的两种表现，以及资本增殖的主要方式，当今空间已非传统意义上人们生产生活的物理空间，而转变为被资本化的商品本身。“空间内的物的生产”已不能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资本必须转向空间自身的生产。被生产出的空间进一步重塑着社会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随着全球化发展，将世界卷入资本空间化过程中，并在日常生活和意识层面渗透着腐朽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念，资本主义危机进一步蔓延。
第五，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直接批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鲜明的政治哲学转向，对政治制度的批判是其表现之一。20世纪末苏东剧变带来的所谓两大制度的对立以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的认识，使福山“历史终结论”一时甚嚣尘上。当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沉醉于自己的所谓“胜利”时，却以对外侵略、霸权凌弱的方式推行着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借自由民主之辞行极权、殖民之实，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政治表征日益凸显，人们开始质疑资本主义所弘扬的自由民主在现实中兑现几分。加之新世纪以来，恐怖主义的出现、金融危机的卷土重来、民粹主义的抬头、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激化，使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达到风口浪尖。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等诸多批判理论家从批判福山“历史终结论”切入，直指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局限性，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进行时代的召唤。如，科恩、伍德分别从正义问题、民主问题的分析破解“历史终结论”的虚幻性，努力揭示资本主义的对抗性本质不仅体现在经济制度层面，也体现在政治制度方面，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结合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价值观通过军事暴力征伐的方式向别国、其他地区推行，本地区民主选举制度最后成为金钱交易、政治游戏等事实，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虚假性、伪善性本质进行批判，并挖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内涵加以佐证，形成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哲学转向。
第六，展开对“新帝国主义”的批判。对“新帝国主义”的批判主要是左翼思潮的焦点，他们划界当代资本主义进入“新帝国主义”阶段，甚有以该表述代指全球化资本主义时期。帝国主义论是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新特点、资产阶级统治新方式的理论概括和思想延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资本主义批判史上都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新帝国主义”判批理论多有以列宁帝国主义论为背景资源的逻辑追思。2011年“列宁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帝国主义的讨论会”在德国举办，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此会上集中探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意义，以及结合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新态势分析帝国主义的新变化。这一路向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大卫·哈维的《新帝国主义》[5]、艾伦·伍德的《资本的帝国》[6]、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7]。围绕此三部著作，掀起理论界对“新帝国主义”的热烈讨论。如2006年英国的《历史唯物主义》、美国的《重思马克思主义》等杂志，认为“新帝国主义”具有诸多新特征，根本区别于传统的帝国主义。哈维提出“权力的领土逻辑”对“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的最终服从，以此概括新帝国主义之“新”。罗伯特·布伦纳认为，比以往以排他性为特点的帝国主义相比，当今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是借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国际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实现资本增殖，能够形成利益集团，易言之，是通过同化他者成为本方阵营而达到目的的。查默斯·约翰逊、阿明等人从各个角度、各种维度认识“新帝国主义”，指出当今出现的如军事基地取代殖民地、跨国公司取代特许公司等新变化，强调“新帝国主义”发展处境总是矛盾危机的，而且近年来呈愈加尖锐的趋势。
（三）对社会主义的新思考
从社会现实层面看，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直接引发的各种群众运动以呼喊制度的替代性方案要求解决经济问题；从理论思想层面看，对金融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必然追问更合理的制度形式与社会组织结构。因此，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论题重新进入批判者们的视阈。
第一，论证“另一种选择是可能的”。“历史终结论”和撒切尔夫人的“别无选择”都意指人类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最优的，也是最后的选择，再没有其他社会制度形式能够被委以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重任了。但经济危机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说明一再表明资本主义绝非人类社会历史的终结，其具有无法根本克服的内在矛盾始终伴随时代发展而被激化，每一次发生所波及牵连的广度、烈度均较为强烈，且有加剧的趋势。对此，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的路向之一就是要论证“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尤其是左翼人士，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猛烈批判最终希望为人们寻找到一条摆脱资本主义的“另一条道路”，即他们认为的社会主义道路。2009年再巴西贝伦举办了“建设一个别样的世界”为主题的世界社会论坛。还有如“社会主义是另一种选择”、“另一种世界主义/反资本主义”、“另一个世界是必要的”等主题纷纷成为各国际论坛的主题。学者们都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围绕寻找社会发展新出路的旨归进行讨论与研究，卡利尼科斯明确表明自己的意图就在于“能说服更多的人们：寻找另一个世界是实际可行的”，所谓“另一个世界”，其实就是在反抗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中寻找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施威卡特指出，当资本主义被批判时，其辩护者会要求批判者拿出新方案进行说服和佐证，这就为寻找替代方案提出了客观要求。哈贝马斯赞同替代性方案的可期性，为左派建立和巩固前景信心，认为左派应坚定其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目标，在观察、分析、批判历史事实的过程中推进社会主义。哈特和奈格里指出“新帝国”加剧人类不平等的同时为自己制造出更强大的抵抗力量，即替代物。虽然他们没指明“替代物”一定是社会主义，但其对这一“替代物”的历史出现深信不疑，寄怀着对“新帝国”的取代与超越之思。齐泽克从普遍主义的现实化来批判资本主义以特殊代替普遍的虚假性，其所指的普遍主义的现实化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第二，复兴共产主义观念。不同于上述从正反两方面确证“另一种选择”的存在，以左翼思潮为代表的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还以复兴共产主义观念为逻辑出发点，不仅以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而且说明共产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有根本差别。齐泽克提出“告别社会主义先生，欢迎共产主义先生”口号，[8]而意大利的吉亚尼·瓦蒂莫的《解释学共产主义》可以作为共产主义复兴的另一标志。事实上，复兴共产主义思潮可以追溯至奈格里的《告别社会主义先生》。随着时代发展，尤其是金融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愈发激化的矛盾和产生的问题，使得理论界不断关注这一路向，通过召开如伦敦的“论共产主义的观念”会议、巴黎的“论共产主义的潜在可能性”、“希腊症状：债务、危机和左翼危机”讨论会等会议，聚集相关问题研究者共同围绕现实形势与问题探讨“共产主义”理念及其激进政治策略，不断涌现如齐泽克、巴迪欧、哈特、奈格里、朗西埃、南希等人从不同角度阐释共产主义复兴的现实意义。从这些人在会议上的发言和其著作中反映出对共产主义观念的三种阐释思路：一是以巴迪欧为代表从事件出发认识历史，认为共产主义观念是一个具有永恒性的假设；二是以哈特和奈格里为代表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出发，认为共产主义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和非物质劳动发展的内在趋势；三是以朗西埃为代表从美学艺术角度出发，认为共产主义是依靠文化与艺术的共同创造，并由两者来体现的。可以说，复兴共产主义已然成为当今西方激进左翼的旗帜，即便他们说明了自身更多地站在理论操练而非提供社会变革方案的角度上。他们自我阐明当下“共产主义热”的原因在于，一来苏联式的“现实社会主义”不能代表共产主义，也没能推动共产主义的实现；二来出于政治立场鲜明性的标识，激进左派需要共产主义这一政治标签彰示自己与自由民主派的截然对立。
第三，生态视角为21世纪社会主义助力。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早已不是某个区域的个别现象，而成为新世纪全球共同面临和承担的重要问题，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之一，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本源归于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也牵涉社会主义在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特质对解救生态危机的制度模式寄托。如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9]、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10]等代表人物及著作，表现出生态批判理论家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挖掘生态思想，回应当代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批判与实现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生态学的核心在于对人与自然关系有机关系的认识，包括人对自然的非私人占有、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共处、人以自然为对象展开实践活动满足共同体所需，因此，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性，等同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奥康纳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推论社会主义必然性，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有关“两个必然”的逻辑论证，其努力说明不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促成的社会化会带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必然过渡，而且生产条件的社会化模式也会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条件。
第四，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深入探讨。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历史较长，是区别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三条道路”，主要主张与具体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将市场与计划都作为手段看待，两相结合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如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斯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等，认为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制、合作经济等新经济组织形式能够充分体现出公有制经济的特点，市场与公有制相结合的方式是现实有效的。21世纪，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从内部完善方面进一步发展，罗默对其理论做出两点修正，一是修正了收入不平等的追源归于劳动收入而非资本收入，二是修正实现平等的路径选择改变人的平等偏好优于制度设计。斯韦卡特围绕中国的发展及相关问题认识金融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扬克以实证的方式，通过构建模型对市场社会主义进行实用性、实效性论证，为社会红利的分配形式提供依据。安德烈阿尼从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入手，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重困难，提倡经济民主的纲领性意义。持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家普遍认为这一理论的实现需要大体两个因素，一是资本主义发生重大危机，根本动摇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幻想；二是有能够在实践中自我确证的替代资本主义的合理制度模式设置。对此，他们深信新世纪是发展机遇期，虽然仍存在很多市场经济与公有制间的兼容问题和实际困境，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寻求实现社会主义的合理制度方面。
第五，融合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是近年在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兴起的概念，以此对社会主义的解释路向日益获得理论影响力和广泛关注度。这一思想主张打破以往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间的截然对立关系，认为社会主义是作为乌托邦理想存在的希望寄托，对身处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以慰藉与批判方式，而非实体性的社会形态。“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构想可以追溯到布洛赫的“希望哲学”，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凸显和精神困局，该思考路向被重新捡拾成为为资本主义危机寻找出路的一个理论方案与尝试。如大卫·哈维的《希望空间》、华伦斯坦《乌托邦学》、雅克比《不完美的图像》、杜克斯《乌托邦之后的明天》、布恩伊《乌托邦和自然幻想》、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和其他科学幻想的欲望》等等，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精神养料的不足与对未来美好社会的需求。而之所以会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关联，是因为这些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现实的乌托邦，能够给人以真实感和可能性。除此之外，左翼思潮还有如哈贝马斯、齐泽克、巴迪欧、伊格尔顿、奈格里、阿甘本等人站在激进政治、社会批判、后马克思主义等立场与视野下掀起“宗教复兴热”，因为宗教所涉及的伦理道德包含着乌托邦内涵，与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类似，都具有现实意义。
第六，“拉美社会主义”的异军突起。“拉美社会主义”的兴起与拉美左翼政党的政权获得有密切关联。借新自由主义在本世纪的颓势与衰落，拉美一些左翼政党以反对新自由主义在民主选举中取得政权，2006年出现拉美左转，拉美社会主义研究借此契机得以异军突起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热点之一。近年在拉美地区不断召开的各种围绕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国际学术会议愈发增多，如巴西连续多次举办“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论坛”，古巴举办“马克思著作与21世纪的挑战”等等，可见拉美社会主义的抬头与繁盛景象。“拉美社会主义”从拉美地区自身的政治环境与民族发展历程总结经验教训，一方面反思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成因，一方面反思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灾难，寻求真正的民主自由，求取“新社会主义”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方面对以往的突破。其基本特征一是体现鲜明的本土化色彩，二是体现解放神学特征。智利的哈内克和墨西哥的迪特里希是主要代表，前者从五个方面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并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价值与制度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包括超越盈利目的、遵循人道和互助原则；反对消费主义、追索幸福生活；要求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尊重自然以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倡人的全面发展；理性使用人力物力与自然资源、主张规划的分散化与参与性；把人的发展作为生产性投资。“拉美社会主义”不同于学院化色彩浓厚的其他社会主义理论思潮，而更偏侧于依托政权统治展开社会主义实践运动与尝试，其影响力更广更强。而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即易受资产阶级政党制度余波影响，在政权更迭中阻碍社会主义实践革新的步伐与持续性，如查韦斯逝世后的委内瑞拉便正遭此磨难。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新特征总结
从上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趋向和新动态的归纳总结可以看出：一来，马克思主义仍是解读当代时代问题的科学理论，以往一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质疑随着现实问题和理论回归都不攻自破，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复兴马克思主义主题、话题方面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二者，在马克思主义再度成为理论界议论的焦点之一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研究内容、解释方式等方面增添了多元思路，呈现出群像特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化、体系化建构与完善提供经验借鉴，尤其在“质”的意义上如何提升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原创性解读方面，提供了较为宝贵的经验；其三，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在非主流意识形态背景下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展开集中理论关注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际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再度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贯彻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方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激励和鼓舞，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话语创新。虽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诸多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具体到其理论体系、思想观点、话语逻辑上则呈现精华与糟粕交织的特点。同时，就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整体而言，其内部也非在某一方面达成共识的统一整体，而呈现出碎片化、分裂式的存在状况，甚至会造成矛盾与冲突。因此，我们对其应持批判的态度、辩证的认识，把握、分析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趋向的特征，对其加以鉴别，取精去粗，使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服务。
其一，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与激进左翼思潮的合流趋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趋向，一方面跟社会现实变化有关。随着金融经济危机波及范围的扩大和负面影响的加深，人们深切感受到自己的经济利益、政治权益等社会生活保障受到了严峻挑战，甚至会达到威胁生存的程度，对此，尤其是利益受损者、底层群众，夹杂着社会闲散人员等，对现下的社会制度模式和统治阶层的不满情绪激烈膨胀，群众运动一时间风起云涌、此起彼伏，非西方国家的反自由主义、反全球化运动便是一例。左翼思潮和势力团体以组织的形式借此机遇掀起群众游行、罢工运动、社会抗议活动等成规模的社会运动，同时，在理论方面以组织召开学术论坛、理论会议的形式扩张理论思想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借此继续巩固左翼联盟的发展壮大。因此，另一方面，在理论研究层面而言，由于左翼激进人士掀起的新社会运动、全球社会论坛等活动构成当下进行变革社会组织结构的实践典型，基于此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应，或者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解读而推动的这些实践活动，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产生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经验。虽然激进左翼人士更多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但其理论新构、话语新说、实践新态，都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当代复兴的重要力量，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政治哲学传统、共产主义理论传统的复兴，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空间理论的兴起等等。激进左翼思潮与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注入了新活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延拓，为左翼理论与活动增添了新依据。
其二，后现代思路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崛起。后现代思路主要原于上世纪60年代前后社会变迁中，人们对时代变化的体验与认识理解发生巨大的转变，而从多领域兴起的一种以叛逆为特征的时代情绪与精神。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组织形式等一系列的变化，科学认知、信息革命等方面的进步，使人们对传统、理性、知识等等的确定性进行重新思考，对以往的宏大叙事开始进行时代的反思、审视与追问，受此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转向、后结构主义思考也愈发突出。最有代表性的可以举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主要路向，便是研究者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后现代理论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批判逻辑，如大卫·哈维的“空间批判”。虽然后现代思路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范式，但其背离、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危害也极大，在借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核心精髓的疏远却成为其特质，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否定态度也逐渐显明。而且，后现代思路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此长彼消，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如，“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起于拉克劳、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11]，并在近10年流行开来。这一语境下的研究者虽然标榜着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外衣，但实则行着背离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出发展开资本主义批判的真身。法兰克福学派在跨学科融合、工具理性批判的基础上，以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为标志表露了批判逻辑的临界点与后现代思路的新转向。在政治哲学方面，经葛兰西、阿尔都塞，到拉克劳、墨菲，形成了以霸权为主线的激进民主策略理论，构成“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消费社会批判在文化批判方面结合电子、媒体、网络等技术的新动向、新影响，消费异化批判也包裹上了“符号化”“象征化”“超真实”等新的后现代话语。
第三，马克思主义研究愈加呈现跨学科融合的特质。随着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研究者越来越关心这些科学研究成果在理论层面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理论效力，越来越发现跨学科融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力度会变得更强，虽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研究在做跨学科融合的逻辑凝结中多有对人文与自然科学成果存在误解、曲解的现象出现，但这一思考路径仍是我们可以加以借鉴的重要当代特征。因为，当代人文与自然科学的许多成果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与思维观念，在理论方面自然急需相应的回应。如当代“后马克思主义”的“四条汉子”——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阿甘本——将“共产主义观念”推上历史的前台，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搬来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依据，同时结合如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量子物理学、康托尔数学的集合理论，以及其他的人文与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推出全新的社会分析模型、资本主义批判模型，激烈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与制度模式，为社会历史发展积极寻找替代方案。
第四，多元包容中寻求有机整体建构的可能。目前，随着多元文化主义越来越被人们认可，对马克思主义多元解释路径也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理论研究趋势，和被普遍接受的一种研究方向。比起以往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寻找“正统”中激烈争吵、大动干戈不同，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呈现出突破像过去第二国际传统、第三国际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三足鼎立”的政治立场斗争，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刃相割”的价值旨趣之对立，苏东剧变后更多彰显出多元并立、相辅而行的局面。虽然，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派别之间不免有观点分歧、立场殊异等问题，但彼此更多接受多元存在的现状，并基本认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多元解读的可能性，2008年伦敦召开的历史唯物主义年会，以“多种马克思主义”为主题，提倡“马克思主义是重要的、异质的和多面相的理论和政治传统”的共识；雅克·比岱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批判指南》支持多样化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多数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可以共存。因此，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另一特征就呼之欲出，即研究者们逐渐关注在有机整体中认识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正是从不同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但最终能够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所在。以往那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抽取某一部分进行所谓“专门”研究的方式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传承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立场。虽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总体性研究的提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早有呼吁，但这一研究方法与路径长期并未得到应有的高度重视。而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越来越关注从有机整体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打破学科界限、打破认识论偏见，站在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入挖掘，或创新性的拓展，将经济-政治-哲学的逻辑贯穿融合起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不可小觑的研究特点。
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预判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呈现出以上诸多鲜明的特点特质，主要围绕着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重新认识与把握资本主义对抗性本质、新表现形式、未来社会发展出路，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勾连中，提出“新社会运动”、“公共领域”、“激进民主”等社会变革新诉求，在政治立场上与右翼自由主义形成“两极对峙”，在观点内容上以资本主义批判为核心，对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的丰富和借鉴意义，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具有一定的问题启发与经验启示。2014年的“历史唯物主义年会”以“资本主义何以幸存”为主题，在追问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思考中进行资本主义批判，借此更欲说明资本主义内在对抗性矛盾的不可自救，只能以替代性社会组织模式加以取缔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矛盾与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近来在社会制度方面的亲马克思主义、亲社会主义、亲共产主义的倾向，有效有力的助推着新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三次高潮。但较为可惜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终归是缺少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关键环节，在实践向度上的缺失对其理论科学性、说服力、共识性的消极影响更多，这一方面提醒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如何立足于实践经验进行建构，应如何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推进实践发展；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探讨资本主义新形态新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前景提供了理论空间。
第一，21世纪是资本主义批判的集中爆发期。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是一次重要的资本主义历史关节点，它代表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带来资本主义将何去何从的问题。在此背景下，随着各路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兴起与强势发展，人们越来越能在社会历史现实与理论研究等方面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弊端与内在的对抗性矛盾，资本主义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对人的思想行为的掌控已不再如曾经那般有良好的密封性，而越来越被人们通过自我体察、外部审视击灭着幻想的外衣和欺骗的话语。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的“复活”也将成为抵抗资本主义制度的关键核心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性被不断深入挖掘与彰明，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维度，对资本主义现行体制机制及其造成的愈加深重的社会危机、人类危机进行全方位批判。《资本论》的热读、重读、新读，为寻找金融经济危机，同样也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提供着重要的理论武器、观念内核；两极分化、资源分配不均、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等社会现实问题为价值理论分析提供事实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考证版全集（MEGA2）的陆续问世，为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提供文本上的材料支持……一系列理论与现实的发展表明，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仍将势头不减，新世纪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将多元、系统、深刻。
第二，需密切关注国外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政党实践活动。虽然当代激进左翼的政党活动、社会活动、思想理论活动都呈现出甚嚣尘上、风起云涌的态势，但其并非未来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与实践道路上人们的唯一选择，也就是说，在“左”与“右”的两极对立中，谁能取得优势地位、谁能取代当下的资本主义模式，都是历史的未知数。而更应引起注意的是，随着具有暴力性质的群众运动在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频率和烈度的增强，人们能够明显感受到右翼势力的蓄势待发，甚至有迅速崛起的可能。那么，这种右转的趋向应如何面对？它的原因是什么？左翼对此会采取什么措施？它会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都是未来左翼思想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国理论界应该重视和持续关注的前沿性问题。而换一个角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经验与理论总结，是否会给左翼政党以有益启示，为其解决政治变革、革新与完善政治制度提供有效的理论与事实的启发。对于这些问题的密切关注不仅有助于我们继续紧跟国际政治格局动态、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新动向，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向外传播，使世界更了解中国，使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开拓新境界。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建构与完善方面积极总结国外思潮提供的研究经验。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虽然在实践环节做得不很到位，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精神传承方面也不甚精准有效，但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创新与理论思想的丰富开掘上。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彰显必然将在中国绽放，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领域所产生的一系列成就是举世瞩目、有目共睹的优异成绩，而这些历史成就成果的理论升华更要以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为主要依托，这就需要我国学者在学科体系建构、学术话语原创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与勇敢探索。国外马克思主义无疑在研究方法、思路开拓方面对我们有积极的启示，即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有效地与其他人文与自然科学学科有机结合，形成新的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有效地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构成新的思维范式与思想认同；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有效地与时代问题结合，形成新的时代话题与精神意识，等等。同时，我们始终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在求去人类解放的价值旨归立场上辨别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思潮的“真伪”，推动我们的理论鉴赏力、鉴别力的提升。
第四，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携手共进。在多元文化承认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读将会以寻求共识的方向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要求“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即要求基本原理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因此，不同国家、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读是可以在求同存异中达成某种共识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都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始终离不开二者的当代推进与问题聚焦。而同时，中国问题将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无法绕开的世界性、人类性、历史性问题，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体系创新提供着客观的实践经验与前提基础；反之，国外问题、世界问题也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同样要在关注、关怀世界问题的解决中寻找经验内容、思考向度。但我们始终要坚信，中国的发展需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为，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自己能够解决，中国21世纪的崛起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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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