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人类社会的波及和影响是全方位的, 它不仅在经济领域打破了资本主义长期繁荣的神话, 而且在政治领域对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和财政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当然, 金融危机在知识领域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它证伪了许多理论观点和模型, 冲击着许多学者的传统认知, 其中包括对市场经济这一宏观问题的判断。本文以国外左翼学者为重点考察对象, 分析他们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对市场经济的新思考。需要指出的是, 国外学界对左翼和右翼的划分标准不一, 但综合国外学者的观点, 可以将左翼在经济领域的主张概括为:将金融危机理解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明显失误;[1]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利润逻辑, 主张建立一个人道、团结的替代性社会, 这个新社会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重, 并试图将工人从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物质贫困和精神痛苦中解放出来;[2]主张经济民主和平等;[3]反对自由放任市场, 支持政府干预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4] (P416) 这些主张成为本文判断一个学者是否属于左翼的标准。
一、2008年金融危机表明自由放任市场的终结
国外资产阶级右翼学者将苏联解体视为是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 声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战胜了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 似乎摆脱了意识形态斗争困扰的人类社会将前途光明。然而, 这种喜悦和猖狂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仍像幽灵一般飘荡在资本主义的上空, 21世纪初就上演了一场罕见的经济大衰退, 它不仅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预见性和时空穿透性, 更是给了风头正盛的新自由主义当头一棒。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巴伯拉 (Robert J.Barbera) 认为,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明斯基式的危机, 因为海曼·明斯基很早就提出:实体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会强化投资者的信心, 而这种信心会激发人们进行金融冒险, 最终导致金融不稳定。但为什么政策制定者和学界对此置若罔闻?巴伯拉认为,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随着苏联政体的瓦解, 自由市场的理念深入人心, 得到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大力支持和推广。在现实中, 苏联模式的失败被很多人看作不仅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 更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这不难理解, 因为相比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 自由市场经济在激发经济活力、合理配置各要素、应对短缺、满足人们多样需要等方面的优势明显。但问题是, 人们对自由市场的敬仰和崇拜超出了理性, 认为市场自身的机制已经完美到无须政策干预的地步, 最终“亚当·斯密当年所主张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在人们眼中已经被神话成一只全能的‘上帝之手’”。[5] (P8)
英国经济学家格雷厄姆·特纳 (Graham Turner) 认为, 新世纪伊始的次贷危机表明, 建立在毫无羁绊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全球化运动走向了歧途。在他看来, 席卷美国和欧洲的房地产泡沫绝不是偶然事件, 而是政府缺乏市场监管带来的后果, 是市场经济不惜一切代价扩张自由贸易的不懈动力的必要组成部分, 而国际主要跨国公司则成为经济扩张的主要推动力量。[6] (P1-2) 特纳从劳资关系出发解释金融危机, 他认为, 政府纵容企业攫取过多的利润而牺牲工人的收入, 为了维持足够的经济增长并满足工人的居住需求, 政府又放任房地产泡沫的扩大, 鼓励消费者用高杠杆购房, 从而埋下了隐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也同样认为, 全球化议程已经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 后者推崇自由市场和金融自由化。在这场危机中, 我们看到在最市场化的经济体中的最市场化的机构失败了并向政府求助, 因此, 世界上每个人都会说, 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终结。[7]
美国前副财长罗杰·阿尔特曼 (Roger Altman) 指出, 本次经济危机是一次地震式的全球事件。过去30年,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扩张, 国家的职能在不断削弱, 解除管制、私有化、打破资本和贸易的壁垒日益上升。现在, 历史迎来了新的篇章, 全球性经济危机表明自由放任经济的时代已经结束, 盎格鲁—撒克逊的金融体系被认为已经失败, 伴随着对市场的重新管制, 国家的作用再次扩大。[8]科斯塔斯·潘拉若塔基斯 (Costas Panayotakis) 也认为, 随着顽固的保守主义者美国前总统布什公开声称“市场运行并不良好”, 现在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观点, 即过去30年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共识正在走向终结。[9] (P1)
美国伦道夫学院校长布拉德利·贝特曼 (Bradley W.Bateman) 指出, 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后的大衰退, 在宏观经济学中引发了许多根本性的争论, 也重塑了宏观经济学的正统观念。然而, 20年前, 在宏观经济学家中存在一个基本共识, 即最自由决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在大衰退开始以后, 产生了一个新的共识, 即当总需求崩溃时, 自由裁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确保产出方面占有一席之地。他认为, 目前经济学界对采取何种形式最合适尚未达成共识, 但都能接受的是:某种形式的自由裁量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的, 因此是可取的。[10]
金融危机彻底暴露了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周期性, 以惨痛的损失浇灭了人们的盲目乐观。尽管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解释各异, 但国外左翼学者普遍将自由放任的市场视为重要的祸源。所以, 摆脱金融危机的重要出路在于加强监管。
二、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新认识
国外右翼学者往往将市场与国家置于相互矛盾的境地, 认为市场越自由, 国家干预越少, 经济就越活跃。这无疑与他们的阶级立场有关系, 因为自由放任状态下的经济对资本家更为有利, 这样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转嫁外部性, 有恃无恐地削减工人薪酬, 不加约束地推动金融创新。但是, 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经济奇迹, 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糟糕表现, 全球金融危机在21世纪头10年的再次发作, 都表明国家在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
早在2004年, 斯蒂格利茨就针对2000年出现的经济波动指出, “值得吸取的教训是, 为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 政府必须发挥重要作用。市场本身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政府和市场必须相互补充。”[11]他指出,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是荒谬的, 因为它的假定前提是信息完全, 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 个人利益的一味追求不会自动产生公共利益。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斯蒂格利茨在《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监管原则》一文中进一步论证了政府监管的必要性、方式等问题。斯蒂格利茨认为, 三个理由让政府干预变得十分必要:第一, 传统的市场失灵。阿罗和德布鲁提出了使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即充分竞争、没有外部性、没有公共产品, 但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竞争永远存在, 所以, 市场不可能处于帕累托最优。第二, 非理性。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假定所有个体都是理性的, 但个体可能不是理性的, 甚至会彻底偏离理性状态。它的现实表现包括市场会陷入非理性繁荣或非理性悲观, 人们不一定会储蓄足够的退休金等。第三, 分配公平。为市场经济辩护的最佳理由是它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 但它产生的结果不一定符合社会公平。正如有学者也指出的, 市场无法以最能促进社会更大利益的方式运作的观点, 与经济学本身一样古老。[12]所以, 监管对于实现分配目标是重要的工具, 尤其是当政府面临严格的预算约束 (或其他行政约束) 时。斯蒂格利茨总结指出:今天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监管或监管是否过度 (次贷危机表明存在监管不足的问题) , 而是我们是否已经设计出一套有效、公平的监管体系。[13] (P13-51)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其三百年的时间里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 人们在享受丰富的物质产品和感叹社会巨大进步之余, 也将市场异化成了一股独立的自然力量。美国学者米格尔·森特诺 (Miguel Centeno) 和约瑟夫·科恩 (Joseph Cohen) 在《全球资本主义》中指出:“市场的权利是人们集体选择的结果, 而非自然的力量使然。从许多方面来说, 这种选择是国家通过它们所创造的制度而做出的 (比如货币、物权、合同法等) 。因为资本主义体制依赖于国家创制的这些制度才得以存在, 我们或许可以质疑, 市场独立于政府和社会之外是否合理。”[14] (P114) 换言之, 我们不能被市场的魔力遮蔽了双眼, 市场的运行正是建立在国家创造的基本制度基础之上, 没有国家制定基本的规则并维护市场秩序, 任何经济活动都不可能存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席教授罗伯特·赖克 (Robert B.Reich) 更是激进地指出, 政府和“自由市场”之间的争论是完全错误的, 他的理由是:“没有政府, 就没有‘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并不存在于文明无法企及的自然环境中……市场, 任何市场都需要政府来制定和执行游戏规则……政府并没有侵扰‘自由市场’。它创造了市场。”[15] (P4-5)
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丹尼尔·卡彭特 (Daniel Carpenter) 认为,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丰富、高度网络化的世界, 一个充满信息和选择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 公民对市场的信心是任何经济和政治机构的一个关键目标。我们的整个政治制度、社会和经济越来越建立在期望的基础之上, 包括对公平的期望, 对安全和无欺诈交易的期望, 对已知风险的期望, 对合理和公平对待的期望等。有效的监管有助于维持一种使繁荣和自由成为可能的信仰结构。换句话说, 监管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市场的可能性。[16] (P164-190)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约翰·格雷 (John Gray) 同样认为, 只有在产权得到保护、契约受到尊重的地方才能培育出高度发达的市场机制, 而这些保障只能由强有力的政府提供, 当政局垮台或政权衰败的时候, 在其维持下的市场体系也将随之崩溃。[17] (前言)
显然, 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国家并不像新自由主义者宣称的那样是经济繁荣的障碍, 一个地区的市场各要素合理自由流动本身就是国家治理有效的重要标志。
三、自由放任的市场侵蚀真正的民主
一般认为, 相比于计划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更能促进民主。原因在于:一是在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中, 社会资源大多统制于政府及官僚之手, 民众对资源的分配影响有限, 这容易助长政治专断;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 大多数资源由市场机制调节, 降低了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风险, 而且民众可以自由选择购买商品的种类以及从事的职业, 这种经济领域的“投票”可以有力推动政治民主。但是, 国外一些左翼学者对此并不认同。
美国学者乔伊斯·阿普尔比 (Joyce Appleby) 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 民主和资本主义可能分离, 因为它们形成的价值观常常冲突……资本主义与道德无关, 而民主则充满着道德关怀, 关心所有人的幸福, 担心领导者的正气。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依赖创新, 而创新又会扰乱现状, 因此自由市场制度定期会制造些政府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18] (P466-467)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菲利普·克莱顿 (Philip Clayton) 和贾斯廷·海因泽克 (Justin Heinzekehr) 认为, 在古典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中, 具有选举权的公民会达成一个潜在的协议, 即民主统治者们只是负责确保生命和财产互不侵犯条约的实施, 其他的交由市场来决定。这种为市场服务的民主安排是个巨大的错误, 它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并且足以毁灭全球。[19] (P130-134)
在揭露自由市场经济的反民主性问题上, 加拿大学者汤姆·马里逊 (Tom Malleson) 的观点颇为独特。按照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 市场通过提供给人们应该生产什么的话语权而推动“消费者主权”, 从而指引经济在实现消费者偏好的方向上发展。但是, 马里逊认为, 市场提供“消费者主权”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提供了“消费者民主”。市场对金钱做出反应, 但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占有金钱, 市场就只对这部分人做出回应。他指出, “消费者主权”作为一个概念, 在道德上是空洞的, 只有当消费者被认为是平等的人, 只有当消费者主权演化为消费者民主, 这个概念才能获得规范力量。[20] (P94)
马里逊认为,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 在生产什么的问题上人们应该有大致平等的话语权, 因为没有一个人的偏好天生地比其他人更重要。但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下出现了多重抑制民主的失灵现象:一是消费者拥有非常不对等的美元“投票”数。市场对美元而不是对人的需要做出回应, 在这种作用机理下, 社会资源将流入高档车、美容产品、游艇而不是食品或住房, 只是因为一些人拥有成千上万的美元“选票”, 而另一些人则拥有很少。二是垄断削弱了市场的民主可能, 因为它们将价格与真实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扭曲地相差甚远。垄断让销售者保持人为的高价, 这意味着市场将提供不准确的价格信息让民众“投票”。三是外部性具有固有地非民主性, 因为成本被外部化, 工厂产品的市场价格被歪曲;它不是社会成本的真实反映, 它给了人们在用美元“投票”时的错误信息。四是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为人们“搭顺风车”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动机, 不用付钱“投票”就可以使用它, 这意味着国家和市场都不想提供这些商品, 因此不管民众对它们的需求如何, 市场呈现出供应不足。五是市场经常无法做出长期的投资决策, 因为市场价格由当前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 因此难以胜任长期计划。与此相关的是, 市场无法将未来数代人的长期利益考虑其中。六是市场无法反映集体选择。价格反映个人偏好的集合, 但需要认识到这种集合可能非常不同于人们所认为的作为整体的社会选择。换言之, 对“我”来说是好的, 对“我们”来说则不一定。[20] (P95-98)
民主是资产阶级右翼吹捧资本主义优越性的重要阵地, 它被认为与自由市场经济相辅相成。但基于国外左翼的批判视角可以发现, 市场经济追逐利润最大化和为少数人服务的特征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民主的实施和效果。在金融危机爆发后, 政府不顾民众疾苦和意愿而救助大型公司, 让民众承受投机者冒险所带来的外部性, 进一步暴露了民主的阶级性和虚伪性。
四、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属性的关系
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属性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段时期内两大阵营的学者甚至达成了共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结合, 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资产阶级学者通过批判计划经济存在的问题而攻击社会主义, 恪守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则抨击市场经济的种种弊端以揭露资本主义的不人道。进入21世纪, 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属性之间的关系仍是左翼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
关于自由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巴伯拉指出, 投资者、商业领袖、政策制定者以及经济学家们都对自由市场经济与温和通胀情有独钟, 这无可厚非, 因为自由市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灵魂。[5] (P9) 加拿大学者阿伦·恩格勒 (Allan Engler) 认为, 资本主义市场是邪恶的。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坚称, 在市场中存在一个仁慈的“无形之手”指挥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去满足其他人的需求和需要, 因此, 人类的幸福应该交由市场决定。但这个逻辑前提是:人们是自我雇佣的, 且能转向任何有利可图的工作, 而且没有买者或卖者控制市场, 每个人充分了解市场状况。如果所有情况都是如此, 市场可能将指挥个体以让所有人获益的方式去从事工作。但事实上, 在恩格勒看来, 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平等的权利系统。持有财富的少数对土地、资源、建筑物、机器、设备和技术拥有排他性的权利, 并掌握着信贷权。结果是, 让市场决策变成了由资本家决策的一种委婉说法。[21] (P18) 在恩格勒看来, 资本主义与市场结合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但市场并不等于资本主义, 因为人们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开始交换商品和服务。市场可以与经济民主相结合, 在经济民主下, 对食品、住房、医疗、教育、职业培训和儿童保育的使用权将作为人权而被提供, 货币将继续衡量交换价值, 以及对未来商品和服务提出要求, 但不再给一些人控制他人生活资料的权力。[21] (P67-68)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流派一直致力于论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可能性问题。大卫·施韦卡特在新版的《超越资本主义》中指出, “市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如今几乎在所有地方, 人们都是将“市场经济”一词当做“资本主义”的同义词, 这是一个严重的概念性错误。他指出,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 是完全可行的, 而且相当理想, 竞争不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一个可行的后继制度不会如当代资本主义这样充满无情的竞争, 但也绝不会完全抛弃市场竞争, 利用市场来配置商品和服务并不导致这个社会成为资本主义。[22] (P26-27) 剑桥大学社会学系名誉研究员大卫·莱恩 (David Lane) 指出, 市场社会主义不仅有强化民主的优势, 也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走向社会主义的优势。[23]他认为, 作为一种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市场社会主义“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 市场可以从资本主义中分离出来。从实践上看, 一些政策也是可行的, 但想实现财产属性的变化需要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才有可能。虽然市场社会主义仍然保留了大量竞争性政策和价值观, 但它创造了一个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市场, 因此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实现。”[24]
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质疑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可行性和优越性问题, 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也是以追求个人利益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与新自由主义类似。伯尔特·奥尔曼 (Bertell Ollman) 就批判说:“市场社会主义几乎复制了与资本主义相关的一切异化现象。”[25]阿尔·坎普贝尔 (Al Campbell) 也认为:“实现社会主义 (不仅仅是共产主义) 是与市场和商品生产不相容的, 它要求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过程中完成对市场和商品生产的取代, 那时生产资料将由社会计划来管理”。[26]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国外左翼学者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 一些学者试图规避苏联中央型计划经济的缺陷, 而探索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结合的可行性, 另一些学者则反对将非人道的市场经济嫁接到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之上。
五、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 相比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取得了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 避免了国家的动荡和社会主义的倒退。但是, 在探索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问题上 (包括如何协调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公有制经济等) , 中国一直没有停止步伐。国外左翼学者在金融危机之后有关市场经济的新论述对我们的启示如下。
第一, 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助推了反市场经济和反全球化的思潮, 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是市场失灵的结果。[27] (P4) 对市场失灵的反应往往是诉诸政府干预, 收缩市场调节的范围。结果是, 以前对政府行为施加的限制开始迅速消失, [28]政府的权限可能反弹膨胀, 反过来束缚市场经济的自主性和活力。但是,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当然不能因为金融危机而走向“左倾”,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融合, 既保留自由市场的冒险精神, 又建立一套完备的政策来抑制市场无法避免的过度投机”。[5] (P6) 而且, 从我国的实践来看, 多重因素综合促成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伟大成就, 但市场经济必居其一。因此, 必须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 “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 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 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 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29](P117)
第二, 不能因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否认政府的作用。市场经济对金钱最敏感, 它积极回应财富所有者的需求而忽视弱势群体的需要, 事实一再表明:“当住房由市场力量决定时, 穷人将居住在茅舍、大街小巷或门廊里。当教育由市场力量调节时, 许多人将没钱支付孩子上学的费用。市场主导的医疗聚焦于为富者服务的昂贵治疗。当水资源、电力、交通和通信的供给由市场决定时, 资本家的利润将优先于基本的人类需要。”[21] (P67-68) 显然, 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方面的作用无可代替。具体到我国来说,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已经通过市场经济的媒介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全球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波及国内, 而政府的监管无疑是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最后屏障。
第三, 不能为了让某些国家和经济体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做过多妥协。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 中国加入WTO满15年时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但到现在为止, 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经济体仍拒绝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他们批评中国政府过度干预经济, 影响市场经济的自由和公正。但是, 在评价市场经济的自由度方面, 美国一贯持双重标准。正如约翰·格雷所指出的:“在谈论全球自由市场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明白它是美国意愿的产物。美国通过其掌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 将‘华盛顿共识’强加到全球许多国家头上, 该共识把健全货币与平衡预算说成是经济良性发展的试金石, 要求其他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遵循此规则来制定经济政策。美国当然不愿受此规则束缚, 事实上, 美国很少让自己受限于任何正统经济学说, 而是放任巨额联邦预算赤字年年攀升。”[17] (前言) 所以, 我们不能跳入一些西方国家设置的经济自由陷阱, 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第四, 妥善处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 市场经济只是一个工具, 它可以植根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 并从这种广泛的社会结构获得自身的一些特征, 所以, 存在封建社会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 也存在社会主义市场。[26]20世纪下半叶,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打破市场经济只能与资本主义结合的禁锢, 积极推进市场经济改革, 但大多以失败告终, 只有中国成绩斐然, 但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之路仍然任重道远。相比于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的高收入阶层和集团尚没有影响到政治决策, 共产党保持着政策的人民性导向, 所以, 有学者提出“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并无不妥。但要警惕的是,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发展, 相关经济利益集团依靠投资、就业、价格垄断等为要挟, 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干扰政治的公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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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