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思想观念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种理论与实践,从社会制度上讲,其影响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它被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奉为圭臬,并被有意传入我国,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严重冲击。
在任何时期,意识形态安全与意识形态领导权都是一个国家独立发展的重要条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这对我们全面深刻理解新自由主义提出新要求。一方面,我们必须在把握新自由主义理论要旨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新自由主义发展演进历程,并在此基础上辨明新自由主义运行机制,从而揭露新自由主义造成灾难性影响及其难以消除的原因;另一方面,为阻止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继续渗透,我们必须找出其宣传、推广、组织、渗入之方法和路径。随着新自由主义不断发展与变化,人们对它的研究也由浅及深、愈加深刻,尤以国外左翼学者为甚。他们从多重视角揭露了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恶劣后果,并对其展开批判。
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要旨、演进历程
1.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要旨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要旨包括两个层次,即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第一个层次,指明了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相通性,两者都尊奉“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核心,是道德、政治、经济和文化存在的基础”(〔澳〕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袁久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页。)但是相比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更加突出个体性,发展为生命只以本身为目的(参见〔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53-155页。)的极端个人自由主义。在哈耶克看来,“自由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行其是……一个人是否自由,并不取决于选择范围的大小,而是取决于他能否自己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1页。)。
新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层次,指向了市场原教旨主义。无论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还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经济学派,他们都一直认为自由市场即等于个人自由,在支持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原则、激烈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对凯恩斯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理论的排斥等方面达成了共识。如哈耶克赞成由竞争性市场形成的人类自发的扩展秩序,反对建立在集体支配现有资源基础之上的中央政权任意安排人交往而形成的体制,更明确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的目标与手段。弗里德曼认为“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1页。)。
新自由主义都是在强调一个重要问题,即政府只是作为规则制定者和裁判员而存在,且只能是最小职能的有限政府。对此,弗里德曼在他同罗丝·弗里德曼合著的《自由选择》中谈到了上述问题:“社会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我们可以塑造各种制度;当然,物质的和人的各种特性限制了我们的选择范围。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的话,没有什么能够阻碍我们建立一个主要依靠自愿协作来组织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的社会,一个保护并扩展人类自由的社会,一个政府安分守己的社会,一个政府做我们的仆人而不是主人的社会。”(〔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丝·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张琦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37-38页。)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我们通过对新自由主义理论要旨的探究发现,哈耶克与弗里德曼所构筑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不过是自由主义发展到当代的狭隘而笨拙的版本。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要打造一套符合新自由主义政治社会的思想观念,而且这种思想观念必须具有一种保守中不乏进攻,且兼具垄断、祛除、强权、规训等功能。这些功能凭借新自由主义运行机制、学术平台推广机制、资本垄断霸权机制、政治渗透控制机制、意识形态祛除机制等方式,实现其既定目的——政治统治,并在政治统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颠覆数百年来人们对公平的认知。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不公平不会对进步造成伤害,相反,这种从自由市场秩序中冒出来的所谓的正确的不公平,姑且称其为多元化的社会结果,竟成为引导社会持续进步的原因。这一切更充分揭露出“当代自由人主义是一种死的僵化教条,对新观念抱着敌意”(〔美〕蓝尼·艾伯斯坦:《自由的选择:芝加哥自由市场经济学派演变史》,林麗雪译,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59页。“当代自由人主义”,即新自由主义,译者在注释里解释道,译为“自由人主义”,强调其终极价值标准是个人,而不是社会或国家。见本书第70页注释。)。英国剑桥大学的大卫·莱恩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社会教条,它认为提升人类福祉的最好途径是市场竞争。这种市场竞争通过资本、劳动力、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并通过受私有财产保护和极简主义的国家监管来实现。”(〔英〕大卫·莱恩:《新自由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与后资本主义》,黄斐编译,《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2.新自由主义的演进历程
新自由主义发展历史已近百年,依照新自由主义自身演进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起自20世纪20年代到1950年前后,这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从无到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新自由主义在同凯恩斯主义、社会主义对抗过程中,针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同凯恩斯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展开了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奥地利学派与德国自由秩序者,他们都认为市场社会是经济组织保障个人自由的最佳途径。对此,奥地利经济学派领军人物米瑟斯说:“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只有私有制和自由经营活动,才能确保人类劳动达到最高的效益。”( 〔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12-213页。 )基于对自由主义认知的共识,这些学者决意成立一个拥护“新自由主义”的组织。于是,在1947年由哈耶克发起,同时又吸引众多欧洲与美国学者参与,他们聚集在一起成立朝圣山学社。美国学者琼斯指出朝圣山学社成立的意义与影响:“哈耶克创建朝圣山学社都称得上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从前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在新自由主义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阶段,即在新自由主义诞生之后的一个时期,新自由主义是以一个思想运动或知识运动的形式出现的,它的目标是重新从理论上建构自由主义。”(〔美〕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贾拥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是新自由主义逐渐获得学术凝聚力,并在政治上日益成熟,且“汇聚成了一场运动”(〔美〕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贾拥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8页。)的时期。首先,从学术凝聚力形成角度来看,在这个时期,哈耶克作为使徒沟通了大西洋世界两个学派之间的联系,“当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并邀请哈耶克到美国巡回演讲时,哈耶克才与芝加哥大学的人逐渐密切互动起来”(〔美〕蓝尼·艾伯斯坦:《自由的选择:芝加哥自由市场经济学派演变史》,林麗雪译,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242页。在该书中台湾译者把“Heyek”译为:“海耶克’,把“Friedman”译为“傅利曼”,为了统一国内翻译界对于此二人的人名译法,一律把台湾译者的译名改写为“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还请读者注意引文文字差异,不当之处,还请谅解。)。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整合既有自由主义理念基础上,擎起了新自由主义旗帜。美国学者琼斯在研究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诞生之间关系时,明确提出:“新自由主义政治是跨越大西洋的,但是其核心却只是一个经济主张,即对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主义的批判和对自由市场的推崇。与这个经济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成功是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是对所谓的‘纵容的社会’的拒斥。”(〔美〕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贾拥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20页。)其次,从现实运动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借助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化双轮驱动力,使资本得以复兴。又趁着当时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1968年发生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运动(如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相继爆发的学生运动)等重大事件的接连发生,新自由主义通过经济战略实现自身突破,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参见〔英〕杰拉德·都曼尼、多米尼科·莱维:《新自由主义(反)革命》,见〔英〕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黛博拉·约翰斯顿编:《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陈刚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23页。)既定目的也已达到。新自由主义之目的与诉求,从开始就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地域,而是要影响世界,包括客观的人类社会与主观的人类精神世界,不仅要影响人类的经济活动,更要控制人类的政治活动乃至精神思考。
第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政治化且向全球蔓延,并逐渐呈显颓势。20世纪70年代,新一轮技术更新、两次石油危机、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诸多事件相互交织,再加上社会主义国家自身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出现曲折与困难,新自由主义凭借时代之势,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思想。(1)新自由主义实现了右翼支持者所渴望的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首先,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凭借着跨大西洋网络,以智库与意识形态企业家作为宣传的平台与媒介,“重新塑造了学术和意识形态景观,从而保证了政治胜利和政策变革的随后到来”(〔美〕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贾拥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169页。)。其次,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接受哈耶克与弗里德曼政治思想理念的意识形态诉求,展开了一场保守主义政治运动,并在强力政府主导下,借助各种资本利益集团及其主导的舆论宣传媒介,进行了广泛意识形态宣传。(2)新自由主义彻底实现范式化。首先,新自由主义在成为英美国家主导思想之后,又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法国等国采纳,此外还被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引入。值得我们警醒的就是,新自由主义在加速苏联解体过程中所起到的催化作用,以及后来它作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的指导思想,使得俄罗斯经济彻底崩溃,严重危害俄罗斯民众生活。其次,“华盛顿共识”形成,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霸权地位建立。因为,新自由主义不仅成为国际组织机构主导思想,而且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的指导思想,这就为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性扩张提供了“合法性”论证,保证资本利益集团的可观收益,进一步促进了财富与权力的集中,扩大了全球贫富分化。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受到广泛批判,呈现变弱趋势。
二、国外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危害的批判
1.从实践角度批判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危害
纵观新自由主义实践之路,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这种发展依然是以牺牲广大劳动人民固有的权利为代价。当跳出新自由主义制造的迷雾及其营造的虚假繁荣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新自由主义实践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可谓贻害无穷。
一是新自由主义致使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世界财富被极少数人控制,他们剥削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压榨剩余价值,财富继续衍生财富;而无产者为了生存只能不停地出卖劳动力接受剥削,更加贫穷。长此以往,循环往复,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法国学者皮凯蒂在研究资本变迁过程中指出,当前西方国家多由食利者把控,必然决定了这些国家以利为上的行为方式,其精英阶层掌握着大量财富,加之经济全球化为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提供了便利,整个世界的食利者相互以利合作,不仅在国内剥削普通民众,更是在全球压榨其他贫穷国家,21世纪的贫富差距由国内蔓延到全球并不断扩大。他通过对《福布斯》财富排行榜近30年变化研究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在过去不到30年的时间里,巨富者的财富增长了3倍。”如果放纵这种趋势,“那么到21世纪末,全球财富中很大一部分将集中在超级富豪手中”(〔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49页。)。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出于其维护资产阶级的目的,利用重建的政治霸权,为财富掌控者在世界范围内肆无忌惮地掠夺经济财富做政治依靠,甚至通过左右国家贸易压榨落后国家,最终造成了当今世界贫富差异的扩大。由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贫富差异及其扩大必然为整个世界的和平埋下隐患。
二是新自由主义强化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不平等。新自由主义为私有化披上公平的外衣,摧毁了合理的社会结构之后,通过经济上的肆意倾轧严重破坏了社会平等。这种破坏不仅对美国自身的社会结构而言犹如兵燹之祸,对世界来说更是一场不期之难。对于前者,美国学者蓝尼·艾伯斯坦指出:“当代自由人主义者最常把普遍的不公平现象,看成是一个成功与繁荣的社会最重要的指标(在这个社会中,所得与财富会流到工作与财富创造者手中),而且还希望看到比现在更不平等的美国社会。”(〔美〕蓝尼·艾伯斯坦:《自由的选择:芝加哥自由市场经济学派演变史》,林麗雪译,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149-150页。)而对于后者,俄罗斯学者坦基扬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就是全球美国化。当今世界差距的扩大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与其相关竞争加剧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逻辑是为了避免非本土化和失业现象,多数国家政府力图创造对资本有利的环境,并且容忍未来差距的拉大。而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味着社会倒退和差距拉大(参见〔俄〕坦基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危机抑或全球美国化?》,王新俊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3页。)。新自由主义究其本质,终究还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最大经济利益,无论是美国国内财富的流动方向,还是全球多数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经济表面上的进步,归根到底,不过是覆于不平等之上的虚假公平,所建构的新型社会结构不过是资产阶级维护资本的有效手段,最终获利的仍然是掌握财富的极少数人。对于大多普通民众或是落后国家而言,他们依旧处于极不平等的被剥削状态,自己得到的不过是最大获利者的随意施舍。不言而喻,新自由主义之下的不平等已席卷全球。
三是新自由主义助长政治霸权之势。美国学者琼斯认为:“新自由主义改变了英国、美国及至全球的政治生态。”(〔美〕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贾拥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404页。)新自由主义出于其意识形态上的导向,为了用一种合理的姿态最大限度地为资产阶级摇旗呐喊,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倡导所谓的新契约,恢复精英统治的政治秩序,以更为便利的方式实现其维护资本经济利益的政治统治目的。因此,新自由主义必须对后建立的较为合理的社会结构进行摧毁再建,不择手段地剥夺左翼政党的政治参与,极尽可能地用“自己人”掌控政治,在国内对工人、农民等普通民众进行政治威权,在国际上对弱小国家推行政治霸权。法国学者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指出,新自由主义“表达了资本家阶级与高层管理人员,尤其是财务经理人联合起来,试图强化自身的霸权地位并将该霸权地位扩展至全球的战略”(〔法〕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魏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页。)。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黛博拉·约翰斯顿也指出:“新自由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是系统地运用国家权力,把(金融)市场强加给国内,并使之变得必不可少,这个过程可通过‘全球化’从国外复制。”而且结果就是“新自由主义到处是社会冲突的结果与舞台”(〔英〕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黛博拉·约翰斯顿编:《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陈刚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页。)。新自由主义这种政治霸权的推进,不仅使得社会冲突频频发生,更为财富掌控者掠夺财富、加剧社会不平等提供了政治保障。
四是新自由主义干预制定规则,危害国际贸易。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满足于资产阶级所建构的新的社会结构,甚至将肮脏的双手伸向了国际贸易,妄图通过对规则制定的干预,左右国际贸易活动,通过资本输出占领世界市场,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掠夺财富。由于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组织的性质决定了他们长时间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制定贸易规则、货币规则等方面不得不维护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国家的利益,不断榨取发展中国家人民通过劳动创造的财富。例如,这种榨取行为使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剧烈倒退,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对拉美地区来说是“失去的十年”,赫拉尔多·卡埃塔诺、古斯塔沃·德·阿玛斯在研究“失去的十年”相关问题时指出,该地区贫困率发生率由40.5%上升到48.4%,直接影响到拉丁美洲地区的发展,加深了该地区的贫穷与不平等,拉美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不平等的地区(参见〔乌拉圭〕赫拉尔多·卡埃塔诺、古斯塔沃·德·阿玛斯:《拉丁美洲的贫穷与不平等——从最近的趋势到新的发展议程》,李光辉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7年第4期。)。拉美地区的遭遇并非偶然,也绝非孤例,这是新自由主义左右国际贸易的必然结果,而它只要存在,这种影响就绝不会消失。
五是新自由主义坚持推进私有化的决心并未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在于它的经济基础,即私有制。金融寡头及其代理人积极推进国家公共职能私有化。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再私有化过程中,“新自由主义重新界定了经济、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它限制了后者转变为企业形式,将社会交流纳入经济标注,并推翻了以前的政治代表性结构和制度。自我责任感的意识形态非常重要,因为它剥夺了公民的集体能力、集体代理和集体文化,似乎消费高于一切,将成功的价值和失败的负担置于孤立的个人身上,并表明,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社会供给和社会交往进一步的个人化和金融化” (〔英〕本·法因、阿尔弗雷多·萨德·费略:《我们需要了解的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十三个问题》,金梦迪等译,《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5期。)。在再私有化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重新复活了濒临死亡的资本,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不公平。“这些社会不公平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而其再生产过程也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这种不公平自我渗透和扩散,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人找到了变得更富有的办法。人们很坦然地发现,新自由主义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凸显了资本主义的特征,进一步加剧和扩大了再生产所致的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法〕多米尼克·莱维、热拉尔·迪梅尼:《资本复活——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根源》,徐则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22页。)
2.从理论角度揭露新自由主义危害的根源
国外左翼学者从不同理论角度,揭露新自由主义危害的根源。首先,从思想史发展谱系角度澄清了新自由主义理论阐释者的理论意图。如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指出了新自由主义鼓吹者保守的政治本性。他说,新自由主义鼓吹者哈耶克是顽固的右翼,在哈耶克到达芝加哥大学之后,他就不再把精力放在经济学研究上,“转而研究一种社会和政治理论,这种理论最终成了战后右翼阵营中一项最有野心、最完整的综合工程”(〔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7页。)。而拉加斯纳里则从新自由主义同其他政治思想争论的角度,更进一步澄清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意图:“新自由主义通常被视为保守派理论,好像它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即它以博学或者哲学的面目出现,它主要关心的却是服务于一条反动的政治路线,这样的看法也同样扎根于以下事实:在整个20世纪,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在左派思想的各种派别的批判范围内形成的,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在更广泛意义上也包括主张建立社会措施的所有意识形态。”(〔法〕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潘培庆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13页。)这样,拉加斯纳里就更进一步绘出新自由主义发展的整个样态,且揭露出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思想谱系中的反动本质。尽管各位学者揭示新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角度不尽相同,但都从其发生根源入手,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阐释者关于它从产生到发展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及其统治的理论定位。
其次,从意识形态角度,进一步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性、虚假性、霸权性。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性,多斯桑托斯认为,“新自由主义王朝的正统经济学起的作用类似于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起的作用”,而其虚假性则体现在“新自由主义极力宣扬的论点之一是意识形态之终结、历史之终结、理性(或曰手段跟目的完全一致这一原理)之终结、充分发展了的客观且起作用的科学之终结。这就最终抛弃了价值观、使人成了一种完全被他人利用的无意识的工具”(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新自由主义的兴衰》,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31、42页。 )。沃勒斯坦等从资本霸权性指出:“现代世界体系中繁多的各种制度,无一不是为了促进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至少也是被这种促进资本积累的压力所制约。”由此导致的直接影响是新自由主义垄断集团与政治势力之间更加密切的合作,只是“为了继续巨量地占有全球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们转向从金融业获利,即所谓的世界体系‘金融化’”(〔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29页。)。而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性集中体现在侵略性上,俄罗斯民众深受其害,“新自由主义是西方经济强大的精神宗教,它具有极大侵略性。它凭借全球寡头政治力量把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作为其精神宗教载体,进行推行、宣传、传道”(НеолиберализмкакноваярелигияЗапада,http://oransky.livejournal.com/21331.),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严重危害。
再次,从国家理论角度,更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实质。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国家存在,反而要求强化国家职能,尤其在镇压、限制工人运动以及履行对外交往方面,新自由主义国家更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职能。因为,只有积极构建并保护市场经济运行的各种条件这一个职能,对新自由主义国家来说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依靠国家构建了一个强大的组织网络,突出表现为西方国家存在众多智库。这些智库成为沟通资本利益集团与国家的中介和桥梁以及精英阶层操纵民意与国家的重要平台,它们在论证新自由主义国家可行性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上,很多智库与媒体机构合作,推销西方倡导的自由多元主义,更好地起到维护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的作用。
3.从期望角度提供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
多明戈·F马萨·萨瓦拉在评述多斯桑托斯著作《新自由主义的兴衰》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学说又是一种执政方略;恐怖是一种称霸世界的思想、政治和军事武器;称霸与依附是个历史发展进程。”“希望……建立各民族一律平等、反映各国人民意愿的新秩序。”(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新自由主义的兴衰》,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序言第7页。 )如何实现国外左翼学者所期待的新秩序?不同学者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
一是借助资本主义内在危机,实现对新自由主义的革命。哈维说:“有大量证据显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修辞(尤其关于自由和解放的政治修辞)的首要作用始终是掩饰种种关于维护、重构、恢复精英阶级力量的实践。”“新自由主义化在国内引起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只有通过金融危机才能遏制。”(〔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97-198页。)也就是说,破解新自由主义迷雾,应该依靠危机诱发人们的激愤,让人们获得思想上的解放,然后,通过一种和平而非斗争的方式,销蚀新自由主义,摆脱新自由主义的奴役。很显然,哈维的愿望与逻辑推测并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会拱手相让得到的权力,越在危急关头统治阶级越会发动其所掌控的国家机器,维护既得利益不受侵害,镇压各式工人、学生、社团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活动。
二是打破双重霸权,实现左翼团结,驱除新自由主义。如欧洲学者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他们希望趁着新自由主义本身无法调和矛盾的时机,最大限度团结大众阶级,并在大众阶级力量的推动下,打破金融霸权与国际社会的美国霸权,重夺左翼主导的管理自主权。同时,还要打破盎格鲁——撒克逊霸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夺回制定政策的自主性,用管理者阶级与大众阶级的联盟以及代议制新方式的一种左翼方案(参见〔法〕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自由主义》,陈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7-151页。)代替新自由主义。但是这种方案不过是这些学者的美好意愿,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新利维坦国家,在政治上不仅没有表现出退让,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权力,加强了对劳工阶级的压制。
三是合理利用新自由主义,通过建立公民社会,实现与新自由主义的和解。科林·克劳奇认为,新自由主义依然还活得很好,主要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促进巨型企业完善了公共生活,企业成为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调解机制。金融危机并没有削弱巨型企业的控制力,反而强化了他们支配社会生活的能力,如果政府去救市,那么所有的责任将会由政府来承担。只有摆脱政府与企业,发动作为社会第四种力量的公民社会才能走出新自由主义的控制。因为,公民社会“是一个与经济、政府和私人生活既有关联又有差异的领域。它以公共冲突、对话、妥协和理解为导向,承认多元性、差异和冲突的合法性,并认为它们应该以非暴力的形式存在和运行”(〔英〕科林·克劳奇:《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蒲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5页。)。
四是控制资本欲望,约束新自由主义。日本学者中古岩认为,应该为这个新自由主义“怪兽”套上枷锁。他认为,全球化资本主义不过是个吃人的怪兽,中产阶级将不复存在,市场至上主义的潘多拉魔盒也终被打开。实行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贫富分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也逐渐拉大,日益恶化的全球生态环境也成为全人类要共同面对的生死大事。因为,作为“撒旦的磨坊”的市场经济,其目的就是为了财富极化,造成贫者地狱、富人天堂。所以,面对“怪兽”,除了套上锁链之外,我们还要学会“控制欲望”,并且各个国家还应在“相互承认”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与自己体制相符合的经济运行体系。很显然,中古岩所说的方法只是难以发挥实际作用的虚幻装置,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他“没有看到新自由主义下的社会契约,一旦发生,就会实际上破坏劳工运动,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左派运动和组织的支持下,新的社会运动也不可避免地重蹈覆辙” (〔英〕本·法因、阿尔弗雷多·萨德·费略:《我们需要了解的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十三个问题》,金梦迪等译,《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5期。)。
综上所述,虽然国外左翼学者看到了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危害,也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反制方法以及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动员力量,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的建议和替代方案却大多沦为一种学理性或口号性的推测与分析。尽管他们在对新自由主义认识上不乏真知灼见,但是由于这些学者的思想有着复杂的理想性和形而上学的因素,他们对新自由主义危害的批判最终沦为一种学院派论争。这样无疾而终的重要原因,不外乎是这些国外学者都属于中左翼思想家行列,且大多数都属于学院派人物,仍然受制于右翼政治力量的压制,没有取得政治话语权的控制地位,语言力量极其微弱。
三、启 示
新自由主义进入21世纪后,其影响不减反增,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渗透,并积极加紧同极右翼的联姻(参见〔英〕尼尔·戴维森、理查德·萨鲁:《新自由主义与极右翼联姻:一个充满矛盾的组合》,杨颖、王潇锐译,《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美国“9·11”事件作为契机,开始了新一轮的颜色革命和武装入侵,制造了北非动乱、中东乱局、阿富汗混乱等。这一切都是美国单边主义努力寻求全球君主独霸造成的(参见〔意〕安东尼奥·内格里:《超越帝国》,李琨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2、136页。)。而近几年出现的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现象亦有并流趋势。种种迹象表明,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已不容忽视,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说:“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他们在幻象、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的枷锁下日渐委靡消沉,我们要把他们从中解放出来。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9页。)这一论断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依旧有力而透彻,在穿越历史时空之后更显出其真理性,其对新自由主义思想观念本质的揭示亦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那些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并为其“合法性”美言的学者、政客及意识形态家,不过是为新自由主义本质或可能形态加一层外衣或一件硬壳,实现一种对权威与神圣的崇拜,而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祛魅所歌颂的新教伦理精神就显得黯然无光。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依旧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当下形式,在根本上还是阶级意识。我们必须认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荼毒,“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首先,揭露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文化的虚伪性,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文化的虚伪性集中表现在其“普世价值”的推广上,而其实质不过是“违反科学的骗人说教,是特定的政治概念,是某些西方势力的意识形态政治工具”(王伟光:《“普世价值”的反科学性、虚伪性和欺骗性》,《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5期。)。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文化的虚伪性是借助于文化殖民方式来实现的,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新闻领域的先进传播手段,实现意识形态文化的布道,如“依靠先进网络技术、利用非政府组织与文化交流项目等积极开展文化攻势”(唐庆、冯颜利:《美国遏制中国的三把软刀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新自由主义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播手段代替耶稣十二门徒的远行,不断重复工业文化中被赋予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荼毒与渗透并重而行,“时至今日,新自由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仍然扮演着一个对社会科学进行大范围修订计划的角色,扮演着一个个体在社会层面上的无意识行为之下的谦卑和服从的文化计划的角色”(〔德〕赫伯特·舒伊:《新自由主义及其对人文科学的攻击:文化帝国主义的新社会科学》,见〔德〕伯尔尼德·哈姆、〔加〕拉塞尔·斯曼戴奇编:《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统治的政治经济学》,曹新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49页。)。因为“在当代,人们完全不清楚为何要推行新自由主义措施……而如今,新自由主义已变为一种偏执的、简单化的观点,并显然带有自我毁灭的倾向”(〔英〕威廉·戴维斯:《反思新兴的新自由主义》,陈凤姣、高卓群译,《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6期。)。我们应该在充分理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文化虚伪性的基础上,自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对于我们而言,一是要正确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关系;二是正确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当代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要坚持有所区分,决不崇洋媚外;三是坚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文化强国。
其次,揭露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霸权逻辑,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霸权逻辑的根基是资本,对此,马克思在150年前就给出了强有力地解答:“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71页。)尽管新自由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改变了资本形态,如日渐神秘化的资本的最新形态——金融资本,但其本质并未发生变化。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对金融资本论述皆有涉及。我们研究新自由主义就要透过这覆于表面的虚假面纱而分析其本质,正如哈维所说:“科学的任务正是使这一切不再神秘,是把穿流在金融体系的血脉中的无可辩驳的逻辑揭示出来,是揭露这种控制力量背后的内在的脆弱,尽管它在表面上仿佛拥有彻底的霸权。若要恰当地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巧妙地将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融合起来。”(〔英〕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491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我们坚持理论自信从根本上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揭露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霸权逻辑本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消除新自由主义的恶劣影响,坚定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引导下凝神聚力,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再次,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坚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诚如美国学者丹尼尔·罗杰斯所说,作为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它是灾难资本主义。这种灾难体现在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政策的危害,不断蚕食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因为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就要:一是实现最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实现公共工程私人化过程,二是尽可能淘汰国有企业,三是无限度实现开放贸易,尤其是金融开放与私有化。面对这些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其相关政策,避免陷入新自由主义私有化陷阱,做到坚决抵制,努力消除其不良影响。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尤其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变。我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反对那些主张土地私有化和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论调,反对任何否定政府指导而一味片面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论调,做到防范各类经济风险,筑牢经济安全大门,实现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最后,反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单极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是全人类共有的家园与财富,不是某一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的私有财产,人类文明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文明形态。他们之间理应相互包容、相互学习地和平相处,而不是某种话语霸权的独断特行。面对地区冲突、贫富分化、恐怖主义、气候与生态危机等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人类共同的挑战,各个国家理应通力合作,绝不能把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民主模式强加给其他历史、文化、经济条件都不同的国家。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的引领下,“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页。)。美国始终依靠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处理国际社会关系,其单极世界逻辑造成了严重危害,极化了国内与国际上的不平等,加剧了贫富差距,尤其是使恐怖主义再度甚嚣尘上,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这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逻辑密切相关。面对这些事关全人类的灾难性事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势在必行,这无疑也是遏制新自由主义危害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1]靳辉明、李崇富主编:《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2]《认清新自由主义的反社会主义本质——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原秘书长何秉孟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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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5]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