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类系统发展纵横向统一性的客观性。国家是人类系统的独立子系统，应深化对国家及其关系的认识，充分肯定国家在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和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时代主题的变化赋予社会主义国家新的使命。

       [关键词]世界历史；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纵横向统一性；国家子系统

 

       学界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颇为丰富，富有启发性，但主要侧重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探讨世界历史理论对于科学把握当代不同社会制度及其关系的方法论，或者从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发掘世界历史理论对深刻把握全球化的实质及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论。^[1]若进一步从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高度看，世界历史理论揭示出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客观必然性，强调人类系统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深刻体现出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同时对于国家的认识也存在历史的局限。国家是人类系统的子系统，我们要深化对国家及其关系的认识，充分肯定国家在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和人类系统发展纵横向统一性中的主体地位，深化对人类系统发展纵横向统一性的认识，明确社会主义国家的时代使命，不断促进唯物史观的与时俱进。

一、世界历史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

       世界历史理论是黑格尔首先提出来的，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实现了世界历史思想从唯心到唯物的转变。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系统提出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在许多著作中，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人类学笔记》等，有关世界历史的论述非常多。相对于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对人类系统纵向演变规律的揭示，世界历史理论着重于对人类系统横向发展逻辑的把握，指出了人类系统发展的一体化和整体性。人类系统纵向社会形态的演变与横向融合一体化内在统一，体现出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性。不言而喻，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着纵向社会形态的演变，人类系统的横向融合与一体化或世界历史的产生则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是世界历史产生的根源，也是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当代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大工业“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

       其次，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标志着人类系统的横向融合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马克思强调：“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中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3]因此，“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4]世界历史是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它区别于16世纪以前各民族、国家和地区相对隔离、彼此孤立而尚未形成有机整体的民族历史阶段。

       最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必然导致共产主义的诞生，实现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根本转变。世界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其为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

       毋庸置疑，正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东方落后国家方能跳跃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一切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于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矛盾。”^[5]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深刻表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客观性。然而，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不尽一致的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更替的的方式途径复杂多变，共产主义这一世界性的事业迄今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依托所推动的。在世界历史多元化和整体性的复杂演变中，不同社会制度的长期共存成为现实，各民族国家在非传统安全的风险社会中和平竞争、合作共赢。

       这就要求我们深化对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问题的认识。世界历史理论侧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经济与阶级意义，认为无产阶级无国家，肯定无产阶级国际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乐观源于对民族国家及其关系复杂性的认识不足。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也是与人类的解放一致。“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6]然而，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都有赖于具体的国家而存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必须通过国家关系展开，而国家具有主权性，国家关系是竞争合作与借鉴融合的统一。^[7]事实上，现实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正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和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迫切诉求相互作用的产物。

二、国家的子系统性与人类系统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

       人类系统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以及世界历史的产生和发展源于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国际化。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属于国家与国家关系的两个不同层次，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无疑是阶级性与主权性的统一，实质上反映的是国家关系。因此，深化对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问题的认识实质上就是深化对国家问题的认识。

       人类系统既是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统一，同时也是国家及其关系的产物。这是因为，人类系统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时空性，现实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结构只能存在于具体的国家中。国家是人类系统中文明发展的独立子系统，人类系统即是国家关系。国家不仅是人类协调自身与自然环境矛盾的重要社会形式，而且是区域性的、具有独立主权的利益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更是深刻体现出这一点。在国家形态的历史变迁中，历经城邦国家、王权国家，再发展为今天的民族国家三大阶段，其实质并无二至。这个演变过程，从纵向看，是阶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演变，反映出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从横向看，是以国家形式存在的文明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与融合一体化过程，所体现的是文明从封闭到开放、从孤立到联系、从战争到和平、从冲突到合作的逐步发展。忽视人类系统中国家的独立子系统性以及国家及其关系分别属于人类系统的两个不同层次，抽象地考察人类系统中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势必将问题简单化，也就不能进一步揭示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内在逻辑。

       阶级性是国家子系统的本质，但从人类系统或国家关系看，国家子系统又具有主权性。因此，国家子系统是阶级性与主权性的统一。阶级性与主权性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一般说来，阶级性产生于国家内部，不存在超国家的阶级，是人的社会性的主体特征，属于国家结构内部的经济范畴，主要体现为社会分工，生产方式的演变决定其存亡；主权性反映区域性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为不同社会基本矛盾或国家间的关系，是文明独立发展的共同体，也是人的利益的高级社会化形式（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人的利益的最高社会形式是人类系统！）。因此，作为人的社会化高级形式的国家，其生灭取决于人类文明的融合与一体化发展，因而存在较阶级更为漫长。国家的一般职能，对内是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统一；对外则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从而通过借鉴融汇，在国际竞争中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二者相互促进。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国际化构成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内在逻辑，国家是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国际化的物质载体；由于国家阶级性与主权性的不可分割，国家同时也是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现实主体。

       人类系统纵向社会形态的演变与横向融合一体化内在统一、相互促进。作为人类系统的独立子系统的国家及其关系无疑是科学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国际化的基础，同时也体现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基本逻辑。

       不应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般关系简单应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国际化分别属于人类系统的国家与国际两个不同层次。国家是经济、文化和政治共同体的独立单元，人类系统的纵横向统一发展或整合是阶级性与主权性的统一。

       同时，也不能认为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过程中国家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种极端的认识无疑是片面的。国家关系是竞争合作与借鉴融合的统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史即是充分的肯定，更何况国家子系统间的关系已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当代，全球化与非传统安全的演变促进人类系统整体性日益增强。

       因此，深化对国家及其关系的认识不仅是坚持与发展世界历史理论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必然，而且也是人类系统发展纵横向统一性思想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更确切的说，已经成为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不断推动唯物史观时代化的重要视角。

三、时代主题的变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使命

       和平是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理念。但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过于乐观以及难以预见东方落后国家独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认为无产阶级无国家，强调输出革命，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国际革命才能争取和平的实现。通过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完成了关于时代主题的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认识的转变。

       在人类系统多元化与整体性的复杂演变中，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经济日益国际化，各国之间的相互借鉴，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衡的关系，一体化与整体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人类对自身社会管理的规模、内容、速度和效率等的空前发展，文明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社会系统演进的整体性，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相关性。风险社会的到来，表明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界线的淡化，以及传统进步观念乃至阶级意识的弱化，也表明民族国家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全球化既弱化国家主权，同时也加强国家权力。它导致国内矛盾国际化、国际矛盾国内化，要求国家有能力发展综合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驾驭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维护自身主权、生存权、发展权和安全权。

       落后民族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从本质上看，无疑是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迫切要求。因此，中华民族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民族复兴、祖国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她首先要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的转型，然后方有可能进一步追求共产主义的更高理想。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日益成熟，深刻表明无产阶级的民族性，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跳跃转型必然是民族国家独立完成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变革也将是改良与渐进的方式，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将长期和平共存，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辩证统一。

       这就赋予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新的使命与责任，迫使我们重新认识和善于处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复杂关系，客观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相对强势，通过和平竞争与借鉴创新，不断促进包括自身和西方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进步。因此，邓小平提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一方面，坚持国家利益的至上性。他指出，社会主义应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8]“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9]另一方面，强调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统一性。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并不否认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承认国家之间存在利益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既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又不损害他国利益的新思想。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利益是人类利益的组成部分，既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也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实现自身的发展。他强调社会主义与和平的本质联系，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10]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和环保五个方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思想基本要素，涵盖了过去提出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和新环境观，初步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世界观。它揭示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中华文明复兴强盛和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内在统一，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从现存国际体系的批评者和挑战者转变为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从一球两制、和平共处到和平发展、共建和谐世界，和谐世界思想融自身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要求于一体，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开拓了文明发展的新途径，坚持与发展了世界历史理论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和人类系统发展纵横向统一性的思想，实现了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的与时俱进。

 

 

[1]赵士发．世界历史与和谐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61．

[2][3][4][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6；107-108；276；115-116；114-115.

[7]冷树青.重视和加强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问题的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2012，（1） .

[8][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8；330．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