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思想无疑是学界研究的热点，既有从多角度探讨的论文，更有深入展开的专（编）著，在和平发展思想的内涵、本质与特点，渊源、背景与意义，以及其实现的内外部条件、方法与对策等多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关于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学界的探讨多从传统文化、外交战略、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展开，成果丰硕，富有启发性；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进一步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揭示和平发展思想的重要创新，提出了若干观点，但较分散，且有待深入展开与系统化。和平发展思想在国外同样有较多的关注，存在诸如中国贡献论和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威胁论等观点。我们认为，和平发展思想强调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的统一，肯定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对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既坚持了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也突破了以意识形态为原则处理国家关系的历史局限，是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的原创性创新。因此，应立足国家及其关系的人类系统观，从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层面进一步揭示和平发展思想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以及世界历史理论的传承创新关系，确立和平发展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一、和平发展思想理论创新研究的一般现状

       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在价值的宏扬为学界的共识。

       王易、黄刚认为，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思想与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以和平共处为基调的外交思想体现了和为贵的理念；共同发展的外交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忠恕之道的理念；以倡导文明对话为特色的外交思想体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思想吸收和发扬了亲仁善邻的理念。[1]

       王义桅认为，中国和平发展超越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农耕文明、大陆文化的产物，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内敛的特征。如“和而不同”的防御性思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乱世，其目的在于恢复理想的周公时代的秩序。当今世界业已成为地球村，“趋同”而非“不同”成为主旋律；“和”的对立面也不再是“冲突”或“战争”，而是各层次的威胁。为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正在将内敛式的“和为贵”外交哲学观升级为积极作为的国际责任观，将“和而不同”升级为“殊途同归”，以命运共同体理念，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换言之，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开放体系下实现和平发展，超越了“协和万邦”的文化传统。[2]   

       （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视角
       和平发展思想是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的升华亦普遍认同。
　　葛亚坤认为，和平始终不渝地贯穿于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战略性问题，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树立新安全观，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构建和谐世界战略思想。历史在不断发展，我国的和平外交理念也不断得到丰富、深化与发展。[3]
　   王明进认为，中国外交理念的确立及其发展既顺应了国际格局发展变化的潮流， 也体现了中国对自我身份认识的深刻变化。新中国初期面临的是一个冷战对抗的世界，中国选择的国际身份定位是一个旧的世界体系的革命者，坚持国际主义，支持世界革命。改革开放后， 我们对时代的认识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中国对自己的身份定位由一个世界体系的革命者转变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完成了由革命性国家到负责任大国的转变，在国际关系中由追求和平共处转变为追求构建和谐世界这一更高的目标。[4]
　　宋秀琚进一步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维护国际和平的思想变化：一是在认识层次上经历了由国家和平到区域和平，最终达到世界整体和平的高度。表明中国对本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国家和平与世界和平密不可分。二是在和平问题上，从认为“和平只是短暂的”到“可以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理念的转变。这表明中国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观的坚持和自信。三是由消极维护国际和平向主动争取、创造国际和平的转变，这反映出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越来越勇于承担大国责任的主动姿态。四是维护国际和平的手段和途径越来越多样化，其中依靠暴力维护世界和平的成份越来越少，和平逐渐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五是维护国际和平的力量基础越来越广泛，由最初主要向各国政府呼吁和平转向寻求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际组织、政府和民众支援与建设和平。[5]

       （三）国际关系理论视角
       1.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超越
　  黄仁伟指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将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
　  首先，从主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流派来看，权力或实力是其核心概念，围绕着“权力”展开了“大国”、“势力范围”、“霸权体系”、“冲突”、“均势”、“地缘政治”等一系列重要概念，所有这些概念几乎都与“战争”相关。虽然现实主义流派久经不衰，但是它在国际政治中的负面影响愈益明显。当代世界的非和平因素很大程度上都得到现实主义理论的支撑。和平发展首先要超越现实主义，在实践中创造一系列新概念，如“共同利益”就是核心概念之一，“合作”、“和谐”与“新安全观”等都是在该概念基础上形成的重要概念。
　　其次，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也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某些新变化。“相互依存”是其核心概念，由此派生出“国际机制”、“一体化”、“全球化”等新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冷战后西方理论的主流。但这个流派的框架立足西方中心论，主张削弱国家主权，提倡人权高于主权，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常扮演动乱的幕后推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在理论上也接受“相互依存”及相关概念，然而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我们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却不全盘接受西方规定的制度安排。事实证明，超越这种“制度安排”恰恰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 因此，中国需要扬弃“相互依存”等概念，倡导“多极化”、“多样性”、“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概念。
　　最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其它流派也有其创新和不成熟之处。如建构主义强调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这对于理解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国际关系非常重要，但是过分强调文化而忽略政治经济，可能会导致对国际体系主体的顶层设计偏差；而且以欧洲国家的“后现代发展模式 ”来比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抹煞了不同发展阶段的性质和特点差异，会引起理论和实践的混乱。又如发端于拉美国家的“依附论”流派，在吸取拉美国家“现代化陷阱”教训的同时，把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归结为剥削与被剥削的依存关系。这种观点是要回到封闭状态下发展现代化。可见应扬弃“建构主义”和“依附论”。中国和平发展将重视文化因素，但更重视经济政治因素，在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基础上，强化文化的多样性和融合性。中国也十分注意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但更重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6]
      2.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变革
      羊绍武认为，和平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平发展思想中国化的产物，是毛泽东和平发展思想当代化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应坚持三个基本原则。即和平与友谊、平等与合作和道德与正义原则。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平发展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 一是和平共处从社会主义国家间发展到不同制度的国家间。二是从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应该平等交往，发展为不同制度的国家间也应互不侵犯，互利互惠。三是结合特殊国情和时代条件，实现了和平共处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毛泽东的和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平发展思想与新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理论的直接来源。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义和平发展思想的根基。二是中国永远不称霸的思想，是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庄严宣誓。[7]
　　郭树勇进一步从国际政治的视角，以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互动为主线，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演变轨迹，认为推动思想演变的主要因素有时代主题、国际共运主角以及国际社会结构与进程等。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本体论与体系构成、马克思“国际政治的秘密”概念的确切含义、列宁是国际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斯大林“总危机与战争不可避免理论”的背景、毛泽东思想中的国际主义基调，以及邓小平理论的新国际主义萌芽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他强调，在肯定国家根本利益的同时，追求一种符合国际社会需求与大国责任的新国际主义，这是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要义。[8]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视角
　　徐崇温强调，和平发展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穿内外的标志性特征。[9]他还进一步认为，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思想研究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衔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薄弱环节。长期以来，把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思想看作一个外交问题，没有看到与国际环境的互动，没有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理论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就是环境互动，中国要扛起和平、合作的大旗；对内，就是走不同于资本主义传统的现代化道路，即新型工业化道路。随着国力的增强，这内外两条路的意义越来越大，这是一条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应该把和平发展道路纳入学科建设中去。[10]
　　周天勇充分肯定和平发展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首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极端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给人类造成过重大灾难。 当今世界，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在相互借鉴中发生变化。因此，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要和平相处，共同改革和发展。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平发展道路的核心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的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内部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也是中国所要举的旗帜。再次，中国20世纪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曾提出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然而，世界革命原则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了改变。中国尊重各国人民对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社会制度的选择，这是一个国家的内政，不应互相干涉。最后，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将处理和平衡好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全人类利益方面，负起更多的义务和责任。[11]
      （五）唯物史观视角
　   部分学者进一步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揭示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提出了若干观点，但较分散，且有待深入展开与系统化。主要包括：
　　王中原认为，和平发展思想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和平发展是以发展为重点的两点，发展在和平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和平发展思想坚持了内因与外因的统一。坚持中国自身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然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否会直接促进或影响中国发展的质量和水平。[12]
　   安秀伟强调，和平发展战略思想具有新的理论特征，主要表现在更加突出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坚持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新发展观，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形成以尊重多样性为特点的新文明观。[13]
　　房广顺进一步认为，和平发展理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时俱进的表现，是深化三个规律认识的理论成果和实践先导。
　　首先，发展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文明进步的源泉，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等等。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有些是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找到了的，有些是后人在实践中不断发现的。其次，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平发展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平发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和平发展理论顺应了时代潮流，是实现人类共同福祉的理论基础。中国为和平发展正倡导并形成一整套适应世界潮流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以和为贵以及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与邻为善的新睦邻政策。[14] 
      （六）国外有关研究
　　和平发展思想在国外亦有较多关注，主要也是从文化、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展开。
陶季邑认为，在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问题上，美国研究者有分歧，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认为，中国实现此战略具有可能性，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积极意义；第二类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发展，中国发展将给美国和世界带来威胁；第三类持观望或中立态度。美国部分研究者对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提出和平发展外交战略的背景、内容、实施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问题及其积极作用等都作了较全面系统客观的分析，提出一系列可取的观点，有关著作陆续问世。当然，在上述探讨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掌握的资料不够充足、有些研究者将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当成同一概念、关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内容和作用还需进一步剖析等。[15]
　　关于中国和平发展，还存在诸如“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16]“中国责任论”[17]和“中国威胁论”[18]等种种观点。此外，俄罗斯学者关于中国和平发展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特点、存在的问题的论述和判断，比较符合中国和平发展的实际状况，但也存在一些有悖于中国实际情况的观点。[19]

       二、和平发展思想理论创新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深化
　　从以上研究状况可知，学界关于和平发展思想理论创新的研究成果颇丰，富有启发性，但主要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面；亦有尝试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揭示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意义，强调和平发展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观点，但较为分散且有待深入展开与系统化。大体说来，有关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
　　首先，着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探讨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一般是基于和平发展思想自身的学科特点展开。这些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成果，不但十分清楚地表明，和平发展思想彰显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它既有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宏扬、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境界的提升、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与时俱进及新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创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同时还进一步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涅磐，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变革，新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创立，必然意味着其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揭示出唯物史观时代化的客观性。这一系列理论的重大突破对于唯物史观发展创新的促进作用，乃是和平发展思想理论创新内在逻辑的产物，无疑是深化和平发展思想理论创新研究的重点所在。从历史哲学层面深入系统的阐述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势所必然。
　　其次，正如徐重温所指出的，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外标志性特征。和平发展思想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互衔接不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薄弱环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共同作用的产物，源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开拓创新，应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变革中进一步揭示和平发展思想的重大意义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应有地位。通常我们主要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承创新。的确，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其功过已有共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其蓬勃生机举世瞩目。然而，和平发展思想是否具有与市场经济的突破相当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是一个学界有所忽视但却应予以重视的重大理论问题。或许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源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借鉴。例如我们曾经陷入市场经济是姓“社”或姓“资”争论的误区，历经艰难曲折终于确立。客观的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早期形态。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和平发展却决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主流的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都存在内在的局限。和平发展恰恰是人类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是社会主义内在价值的时代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市场经济与和平发展的并举，不但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突破，同时也真正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它既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同时也引导着人类文明持续发展进步的新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形态。
　　因此，我们认为，将和平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特征，确立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地位，无疑是客观、恰当和十分必要的。
　　然而，将和平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特征，确立和平发展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同时也引导着人类文明持续发展进步的新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形态，同样也意味着必须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角度的进一步把握和阐释。
　　最后，如何在唯物史观层面深化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从而准确揭示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意义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般而言，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主要存在两大理论生长点，一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范式；二是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相衔接，从唯物史观的逻辑框架中，揭示和平发展思想对唯物史观时代化的积极推动。从前者看，和谐世界思想已奠定国际关系理论新范式的基础，学界已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成果；就后者而言，探讨和平发展思想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亟待加强。有关研究的大体状况是：
　　其一是散见于若干论文中，迄今尚未有系统性的专著出现。
　　其二是观点分散，且简单化。如认为和平发展思想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坚持了内因与外因的统一。这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并且仅仅局限于某个方面；等等。
　　其三是部分高度概括的建设性解读有待深入系统地展开。如提出和平发展思想更加突出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坚持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新发展观，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形成以尊重多样性为特点的新文明观；特别是将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文明进步的源泉并列起来，富有建设性。
　　其四，更重要的是，未能在与唯物史观自身的时代化相结合中把握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特别是应进一步把握和平发展思想对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深入揭示唯物史观时代化的逻辑基础。换言之，只有在唯物史观时代化的层面系统把握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才能全面确立和平发展思想的重大理论意义。如国际社会共生论无疑是对和平发展思想别具一格的理论化阐述，但其却无意于探讨唯物史观的发展创新。
　　因此，和平发展思想有关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互衔接不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薄弱环节；和平发展思想理论创新研究与唯物史观缺乏衔接，则是和平发展思想理论创新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薄弱环节。而且，这两个环节相互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我们之所以强调和平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特征，进而由此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形态，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变革，同时也进一步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层面的时代化。何谓新国际主义；何谓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模式；人类社会从革命与战争向和平与发展转变是否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存在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和平发展的必然性深刻表明唯物史观时代化的客观性，和平发展体现出社会主义是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的内在统一；等等，这都需要我们在时代化了的唯物史观中予以回答。全面深入的系统阐述和平发展思想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学界应该积极面对的问题。
　　正如我们在有关研究中所尝试探讨的，国家及其关系理论的发展以及对人类系统的深化认识是和平发展（和谐世界）思想理论创新的根本所在；人类系统的整体性、国家的子系统性、国家子系统间竞争与合作的统一性是和平发展（和谐世界）思想的内在逻辑。换言之，和平发展思想强调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的统一，突出了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对文明横向融合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作用，揭示出人类系统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实现了从社会基本矛盾观到人类系统观点发展，既坚持了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也突破了片面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以意识形态为原则处理国家关系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局限，科学回答了当代全球化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是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的原创性创新。因此，应立足国家及其关系的人类系统观，揭示和平发展思想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及世界历史理论的传承创新关系，促进唯物史观的时代化，确立和平发展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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