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常对世界历史的解读主要立足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但从逻辑上讲，世界历史所体现的是人类系统的横向融合一体化，即文明或国家关系的深刻变化；而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属于国家范畴，国家是文明存在与发展的独立主体，是文明的区域性现象，亦即人类系统的构成部分，不能将国家与人类系统简单等同。因此，对于人类系统的科学把握，应立足物质生产原理，进一步探讨国际层面的国家关系，不断深化对人类系统发展规律的认识。
[关键词]世界历史；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纵横向统一性；国家关系
[作者简介]汪力平（1963—），女，汉族，江西瑞昌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冷树青（1962—），男，汉族，江西武宁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和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系统哲学研究。（江西九江 332005）
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3年第1批招标项目“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微观基础与宏观结构研究”[课题编号JD1362]和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编号13BKS033]的阶段成果。
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科学揭示了国家现象的性质、特点与发展规律，但对表征人类系统横向融合发展的世界历史现象的解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究其原因，在于社会基本矛盾属于国家范畴。世界历史的复杂演变，时代主题的深刻转换，需要我们坚持与发展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国家关系无疑是深化对世界历史认识的立足点，同时也是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重要视角。
一、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理论旨趣
（一）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着重解读的是国家而非人类系统
人类系统的产生与发展根源于物质生产的发展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基本矛盾。但是，由于文明存在与发展的时空性，现实的人类系统实际上是由区域性的国家或文明关系所构成的，或者说，人类系统存在着多个不同性质和特点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并存，其演变是纵向层次演进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内在统一。[1]因此，一方面，现实的社会基本矛盾只能存在于具体的国家中。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国家作为文明发展的独立主体不断促进自身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纵向演变。另一方面，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也促进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推动相对落后或先进的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加快自身社会形态的演变，同时增强国家间的借鉴创新和同化融合，不断推进人类系统横向融合与一体化的发展，人类系统的纵横向发展二者相互促进。由此可见，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属于国家范畴，从逻辑上讲，它所解读的实际上是国家而非人类系统。
（二）社会基本矛盾原理重视人类系统的纵向演进淡化其横向融合一体化
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着重解读的是国家而非人类系统，因而社会基本矛盾原理较适合分析国家现象以及人类系统发展的纵向社会形态的演进，未能彰显作为文明发展独立载体的国家的子系统性，特别是弱于解读国家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所推动的文明的横向融合一体化。
这是因为，人类系统的横向融合与一体化具有特殊性。人类系统发展的横向融合一体化本质上是由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而非阶级斗争所推动的。虽然人类系统发展的横向融合一体化也意味着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但是，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体是国家而非阶级。[2]阶级是人的社会性的主体特征，属于国家结构内部的经济范畴，主要体现为社会分工，生产方式的演变决定其存亡；国家则是人的社会性的客观形式，反映区域性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通过政治整合所产生的地缘性的利益共同体，其生灭取决于人类文明的融合与一体化演变，因而存在也更为漫长。[3]国家范畴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重视人类系统的纵向社会形态的演进淡化其横向融合一体化。
二、世界历史现象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局限性
（一）社会基本矛盾与世界历史的产生
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科学指出了世界历史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
但是，世界历史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产物。因此，一定程度上，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了世界历史的产生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内在关系，“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5]同时他们还进一步揭示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其它落后国家的不平等关系“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
然而，由于未能将国家与人类系统区别开来，从而将国家范畴的社会基本矛盾等同于人类系统的基本矛盾，关于世界历史的产生仍然局限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逻辑框架，即过于强调世界历史条件下国家及其关系的阶级性，忽视了国家利益与主权的客观存在。有关研究认为，“从民族关系中的阶级关系来理解民族的特殊性，把民族之间的关系看作实质上的阶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民族观点的本质，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科学观察并从中得出的革命的结论的基础。”[7]
但是，世界历史既导致阶级矛盾的新变化，同时也进一步推动民族矛盾、文化矛盾和环境矛盾等的复杂化；[8]特别是人类文明在从封闭到开放、从孤立到联系以及从分散到整体条件下民族国家关系的深刻变化。世界历史的矛盾发展过程存在总体性和不平衡性和周期性三个基本规律。总体性是指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与国家的矛盾，不平衡性是世界历史的区域性矛盾，周期性是世界历史是指各民族由孤立走向融合、由对立走向联合大趋势中的阶段性和加速性。[9]
因此，尽管把国家变成“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秘密所在，也是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够不断的、积极的推进资本扩张和经济全球化，从而使世界历史不断发展的根源。[10]但是，国家同时也是人类系统的子系统，是文明发展的独立主体，是阶级性和公共性的统一。只有立足物质生产的根本作用，将国内层次的社会基本矛盾与阶级分化和国际层次国家间的竞争合作性与文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相结合，予以综合考察，方能全面揭示世界历史的奥秘。
（二）社会基本矛盾与世界历史的演变
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对于世界历史演变的解读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所决定的“两个必然”的判断，即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必将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所代替，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因此，资本主义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第一种社会形态，它必将为社会主义所替代。
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推动的世界历史性的发展，不仅是共产主义最基本的前提，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力量无产阶级之为革命阶级的基本前提。“一般说来，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11]
正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将民族国家关系解读为阶级关系，故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因此，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阶级敌人和解放条件都不是国家的，而是国际的；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比民族国家团结更重要。马克思在关于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笔记中一段充满讽刺性的话中写到：“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民族性，而是劳动、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他的政府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政府，而是资本。他的领空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领空，而是工厂的天空。”[12]恩格斯也指出：“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13]
因此，世界历史的发展必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导致社会主义的诞生，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则是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杠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民族国家的形成为扫清封建障碍，促进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进而促进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涨起了重大作用。……资本主义的扩张与统治，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全面对抗，阶级斗争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民族解放运动也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14]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个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5]而且，由于共产主义将是一项国际性的事业，社会主义至少首先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现。《德意志意识形态》强调，机器大
工业与世界市场不断推动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16]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17]
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判断，写于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他们曾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的相同社会阶级状况，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但是，恩格斯晚年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指出，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18]
世界历史演变的曲折性与复杂性深刻表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对于不同社会制度更替的解读存在简单化倾向，特别是未能充分重视民族国家关系的特殊性。
（三）社会基本矛盾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当代诉求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的不断发展，地球村和风险社会的产生，时代主题的转变，人类系统整体性和依存性的日益增强，国内层次的社会基本矛盾与国际层次的竞争合作性相互交织，世界历史发展的当代诉求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发展态势。
列宁基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创造性地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多国“共同胜利论”发展为“一国首先革命论”，指出俄国能够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这无疑是对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和世界历史理论的坚持与发展，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一国首先革命论”立足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间的竞争性。但是，“一国首先革命论”实际上仍然是多国“共同胜利论”。列宁将俄国革命的命运与世界革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我们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因此在一切国家(包括最富有和最文明的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完成以前，我们的胜利只是一半，也许一半还不到”。[19]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的爆发上，认为“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20]列宁坚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生，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强调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的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一国的无产阶级斗争服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21]并且在1919年3月成立了共产国际以推动世界革命。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维埃俄国的外交战略重点是“唤起世界革命”。
然而，世界革命的高潮并未如期产生，一度高涨的西欧革命形势低落，世界革命迅速取胜的可能已不复存在，同时苏俄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战争取得了胜利，资本主义扼杀社会主义苏俄的现实危险也已暂时消失。列宁根据1920年初世界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提出在资本主义世界和苏维埃俄国之间出现的相对均势的局面将会长期存在下去。同时，在“西方”迟迟未能爆发革命的情况下，他又将希望转向了“东方”。1923年3月2日，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仍认为：“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22]
更重要的是，列宁并非认为俄国可以独立建设社会主义，即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地域性的存在，而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只有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单靠一国或几国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世界上其他国家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当时俄国反动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疯狂地向苏维埃政权进攻，妄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列宁提出了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做了否定的回答，即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里的“建成社会主义”，是指建成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完全的社会主义或发达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不发达的社会主义。[23]
诚然，列宁也强调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虽然主要是为了解决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社会主义的生存问题，为首先胜利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最起码的外部条件，但同时也包含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一切进步的东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24]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强调，“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25]“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26]
毋庸置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全球范围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取代，主要立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逻辑，模糊了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区别，未能重视国家作为文明发展独立主体的客观作用。事实上，社会主义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立足国情对资本主义扬弃的客观产物，社会主义建设在部分国家率先实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应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过程，是区域性逐步发展的产物，她必然首先是在部分国家率先发展起来，正如资本主义等任何社会形态都有一个时空拓展的过程一样。坚持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的统一，肯定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平竞争的客观性，不断推动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进步，是历史赋予社会主义的时代使命。
有关研究认为，“唯物史观为什么会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出现不同的理解呢？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唯物史观的性质和理论结构的争论是在什么范围内展开的呢？不可否认，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所展开的争论源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唯物史观的性质和理论结构所展开的争论，是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方式的理解相关的：那些固守唯物史观原理的人总是从量的演进上理解唯物史观的发展，认为唯物史观的原理是不可动摇的，唯物史观的发展只能是把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吸收到已有的唯物史观的理论中来，并给予解答；而那些强调唯物史观原理的历史性特征的人则从质的变革上理解唯物史观的发展，认为唯物史观本质上是人们观察社会现象、揭示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它必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而它的理论形态的变化又是通过研究范式的更新而实现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罗莎·卢森堡、卢卡奇、霍克海默、哈贝马斯都是从后一方面理解唯物史观的发展，并且自觉地创新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实现唯物史观理论更新的。他们的哲学贡献表明，唯物史观的发展不仅需要理论内容的不断丰富，而且还需要研究范式的不断更新，两者相比，后者是更为重要的方面。”[27]
把国家关系归结为阶级关系，简单地以社会基本矛盾原理解读人类系统的国家结构，日益彰显出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基本矛盾观的局限性。[28]人类的实践在不断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新的实践呼唤我们不断拓宽理论视野，在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完善中不断迈向新境界。我们认为，国家间的竞争合作性是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重要视角，应坚持物质生产的基础作用，立足国家关系，肯定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与国家间竞争合作性的统一，既注重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也重视国家在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以及人类文明横向融合与一体化中的主体作用，深刻把握人类系统纵向社会形态的层次更替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联系与区别，促进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以及世界历史理论的自我发展与完善，实现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的传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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