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陆续有人提出中国经济将步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的“新常态”。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最高决策层首次使用“新常态”一词来描述中国经济。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只有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常态演变发展的大逻辑和大趋势，才能更好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认识和判断上来，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中国经济新常态“新”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考察中国经济旧常态的特征。中国经济旧常态可理解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前的状态，主要有5个特征：一是经济高速增长，年增长率10%以上是常态；二是通胀率比较低；三是经济比较优势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以及对环境资源掠夺式开发和粗放式利用；四是经济发展失衡，增长主要靠外延式大规模投资建设扩张、房地产业过度投资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出口爆发式增长的拉动；五是高投资率、高储蓄、高杠杆率和低消费率是常态。
有关经济新常态的表述有很多，最新最权威的概括则是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在对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趋势性变化分析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5个主要特征，即：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显而易见，新常态特征还是趋势性特征。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关系是什么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世界经济环境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必然产物或必然反映，中国经济已深深融入世界经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已成为一个双向反馈的过程。因此，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需对中国经济外部环境条件变化进行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
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打破了世界各国快速发展的美梦，其负面影响和持续效应仍然在发酵。
金融和经济危机演变发展导致未来世界经济新常态的主要趋势性特征表现为：一是危机导致原有全球分工体系和增长模式破坏，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方式，国际分工体系和增长方式将重构。二是当前及可预见的将来，全球经济形势仍然不容乐观，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将长期化和常态化，世界经济将持续呈现低速“弱增长”格局。在低速“弱增长”中转型，在转型中“弱增长”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三是世界各国为应对自然生态环境危机，将围绕国家自然禀赋的有效利用及国家对资源的争夺和控制展开大博弈，导致资源纠纷、领土纠纷和国家保护主义越演越烈，这将成为世界经济格局演变发展的新常态。四是为应对危机，世界各国对新能源、新材料、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将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产业革命、消费革命和社会变革。这场系列革命的长期化和常态化，考验着每一个国家决策者和人民的智慧和决心，考验并衡量每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五是世界进入金融化生存竞争时代，在世界经济转型调整过程中，金融货币手段越来越多地成为发达国家转嫁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维护其经济与金融霸权的常态化手段。
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危机后可能表现为连续若干年的负增长，但是，由于各国政府大规模、大强度的刺激经济政策不断推出，现阶段的危机后遗症并不表现为负增长，而是表现为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不稳定、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全球经济进入了一种非理想化的新常态。
曾经有人认为，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经济复苏乏力，唯有中国经济独好。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持续“弱增长”、国际分工体系和增长方式重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金融化生存竞争等世界经济新常态的现实环境而独善其身，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世界经济由旧常态转向新常态的必然结果和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旧常态的逻辑演进关系是什么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30多年快速发展旧常态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基础薄弱，物资极度匮乏，百姓温饱不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摆脱贫穷，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运用各种手段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加快发展是当时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体量已今非昔比。如今，一年的经济增量，就相当于20年前的全年经济总量。由于体量和基数变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在保就业、惠民生方面的效应明显增大，同时，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也成倍增加。除此之外，传统产业投资相对饱和、产能严重过剩；全球总需求不振，外贸低成本比较优势削弱；生产要素的规模驱动力趋减；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各类隐性风险随经济增速下调显性化；全面刺激政策边际效果明显递减等。中国经济既“做不到”也“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再加上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形成的倒逼力量，内外部因素叠加导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
为什么要主动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不仅是一个经济新词，也是一个新的哲学范畴，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经历了重大、剧烈的变动之后，往往出现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并且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发展是如此，社会发展的很多领域也是如此。新常态来自于旧常态，但不是简单否定过去，而是变革和继承相统一的扬弃。没有过去30多年来快速发展奠定的物质基础，就没有现在步入新常态较高层次的发展阶段，就没有现在主动适应新常态的自信、从容和定力。
说到底，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充分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不仅需要“新认识”，更需要主动适应新常态的“新心态”“新观念”和“新举措”。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发展的基础、条件和任务都有了变化，我们应该顺势应变，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适应新发展阶段的经济新常态。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如何有效缓解和化解这一特殊阶段的矛盾和风险，保持中国经济在新常态条件下的稳定运行，不仅是经济界、理论界的一个新课题，更是中国经济的每一个参与者必须主动适应的一个新情况、新问题。
为什么要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
无论从理论和现实考察，还是从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变化的分析判断，经济新常态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描述的新常态5大特征只是一种趋势性的理想状态，还不是已实现或已达到的现实状态。这是因为，一方面，新旧常态转换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那些旧常态的受益者、旧常态的习惯者都不可能自愿接受新常态。从国际上看，世界走向新常态的过程是国家间不断争斗和博弈的过程，旧常态的引领者和受益者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美国和美元不会自动退出霸权地位，维护或恢复美国和美元霸权的旧常态，获取霸权收益是美国一贯的国策，不可能轻易改变。从国内看，对增长率的崇拜和热衷于大拆大建的旧习惯短期内也难以根本改变，旧常态的受益者也不会自愿放弃既得利益。在旧常态和新常态的博弈中有许多不确定性，有反复、有矛盾、有冲突在所难免。另一方面，理想中的新常态也不可能在某一天自然而然到来，必须要争取、要引领。从国际上看，平等、民主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多元化的国际货币新体系、开放公平互利的国际贸易新机制等新常态都需要健康的力量去争取、去引领。从国内看，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传统的动力和新的动力正处在一种胶着状态，传统动力的体量还是比较大，新的动力虽然代表新经济的发展方向，增长速度比较快，但体量还比较小。旧增长点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点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这将导致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波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保持定力，继续加大改革和结构调整，同时也要进行适度的预调、微调，引领中国经济尽快进入增长稳定、结构优化、环境改善、民生福利提高的新常态，力争把经济稳定在一个合理、合适的区间，为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稳定的环境。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首席专家、同济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