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远(1981-)，男，福建江夏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福建 福州 350108

　　内容提要：拉克劳提出的“社会的不可能性”命题是一个内涵相当艰深且极具争议的理论推断。在这里，拉克劳所指的“不可能性”并不是指在现实层面上社会建构的不可能性，而是指在理论建构上，由于意义的不稳定性而导致的概念层面上“社会存在”的不可能性。该命题的理论预设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根基。因此，对该命题的客观解读能够为更好地理解“后马克思主义”提供必要的理论辅助。

　　关 键 词：社会；意识形态；不可能性；可能性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4)10-0106-04

　　拉克劳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一书中专门开辟了一个章节探讨“社会的不可能性”命题。在这里，拉克劳所指的“不可能性”并不是指在现实层面上社会建构的不可能性，而是指在理论建构上，由于意义的不稳定性而导致的概念层面上“社会存在”的不可能性。在拉克劳看来，构成“社会的不可能性”的首要根源在于意识形态，对于意识形态功能的重新认知有利于准确掌握社会构成的真正内涵。

　　一、社会整体性的反思：“同一性”与“总体性”的话语逻辑

　　拉克劳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意识形态的定义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种。第一种将意识形态看做是阶级意志呈现的总体化观念意识，第二种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掩盖和扭曲社会现实的虚假意识。然而这两种对于意识形态的界定都很难自圆其说，对社会复杂性状况的不断深入探究使得对于社会意识形态概念必须要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对于第一种意识形态观，拉克劳批评其具有明显的本质主义特征。他指出：“任何结构体系都是有限的，其总是受到难于把握的‘剩余意义’的包围；这样，建立在自身部分过程之上的、作为一元的、可理解对象的‘社会’，就是不可能的。”[1](P108)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社会结构的体系是在各种构成要素不断碰撞的过程中接合而成的。在这个开放的运动过程中，试图框定社会的“总体性”的尝试，其成功性是不存在的。因为，许多不能涵盖其中的“剩余意义”总是在破坏“总体性”的完整度。因此，根本不存在一个固定的统一体，但是总体性的需求又是必然存在的。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将社会看做是“无限的差异游戏”，并在游戏的过程中对无限性加以限定，形成一个发生过程中必需的暂时性的固定概念。这种游戏就是“话语”的游戏。通过话语，我们可以建构起自己的观念体系，可以描述出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历史过程。即便是“所谓的科学理论内容，也可以被应用到对象分离和组织的日常语言之中。”[1](P124)话语理论的提出，有力地挑战了传统意识形态中的本质主义倾向。在拉克劳看来，“同一性”是不可能且不必要的，但是“总体性”必须保留，因为“如果试图弥合最终是不可能的，那么，通过节点(nodal points)的制度化，还是可能达到社会相对的确定化”[1](P109)。所以，“总体性”可以看做是差异的集合，是一种开放多元但又脆弱松散的整体，任何试图由单一规律控制的社会概念最终必然瓦解，社会的存在并不具有先验的认识论基础。

　　对于将意识形态理解为虚假意识这一传统观念，拉克劳指出：在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差异的普遍化和流动性表明，社会行为主体的认同性和同质性只是一种幻觉，社会主体本质上都是非中心的(离心的)，它的认同只是不断变换的关系结构不稳定的链接。在这一链接过程中，社会行为主体的同一性越来越受到怀疑，社会的主体性领域呈现出危险的不稳定的结构特征。此时，社会行为主体已经非中心化了。我们发现的只是不同的社会行为主体千变万化的差异活动，从而无法确定其同一性。基于此，拉克劳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使‘虚假意识’概念具有意义的基础已消失了”[1](P110)。固然，拉克劳也承认社会行为主体的存在，但是他把主体的存在归结为社会结构“错位”的必然结果，它总是呈现出一种“西西弗斯”式无谓荒诞的状态。“主体”作为空白的能指并没有具体的实现形式，而只能借助社会结构中的特定能指才能体现其功能。这种关联并不是内在的基于普遍相似性基础上的关联，而是通过某种否定性的确立才彰显出的相对性的认同。这样的认同只是一种想象的认同，是一种拉康意义上的象征认同。主体永远要面对着一个不可能完全同一的他者，它所有拥有的身份是暂时的、不确定的。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差异性“错位”是始终存在的，任何的弥补都不能填充主体自身的或缺。

　　社会究竟是不是一个整体？马克思曾经把社会比喻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尽管在经验层面上这个事实完全成立，但是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社会的整体性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笼统概念，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中，拉克劳提出了“外在性”(outside)与“内在性”(inside)这一对概念。“外在性”是指整体性概念的实践外延，“内在性”则是指观念化的社会整体性范畴。对于整体性概念的形成，人们往往通过对种种“偶然事件”的经验总结，在“家族相似性”基础上建构起最基本的关系认同框架，并推演出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这个从“外在性”向“内在性”转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从“不确定性”向“确定性”过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确定化的理论框架不断充实并加以巩固。“内在性”有着强烈的同质化倾向，因此在面对内容异常丰富和复杂的“外在性”表征之时，往往会放大其象征性的表征理念，从既有的概念出发，压制和同化“外在性”现象，导致社会观念中“异化”现象不断出现。因此“外在性”和“内在性”之间并不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相反还会出现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出现，对于既有观念来说，是种威胁。然而，这种差异的存在为不断建构新的认同提供了充分的缘由和基础。因此，“差异”成为了一种动力源，是观念体系内保证否定性与建构性并存的基础。

　　显然，“差异”观构成了拉克劳社会观的认识论前提。从“差异”的角度来探讨社会概念，社会则成了一个不断变动、漂移和整合的流动整体，也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社会总是力图冲破具有强烈的“内在性”倾向的意识形态钳制，从日益固化的“有限性”中不断突破。因此，社会的“总体性”一直存在，然而“同一性”只能是暂时的。传统意识形态试图通过不断地强化某种“核心”的概念来形成稳固的“同一性”状态，这样的尝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能持久。因为，意识形态——“内在性”和社会实践——“外在性”分野的不断加剧，必然导致社会的撕裂和解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既然任何社会形态都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存在，那么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就是不断地提高社会的开放与多元程度。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消弭意识形态的固化对社会所造成的机制性损伤。

　　二、“差异”的逻辑——“领导权”得以开放的基础

　　在拉克劳看来，社会结构体系不能被看做是一个具有自足性、一贯性的封闭整体。它不仅是社会“差异”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它也是社会开放多元决定的结果。“社会”这个概念的存在，是构成社会的话语元素不断缝合的结果。要保持一个“总体性”社会的正常存在，与以往的观念恰恰相反的是，靠一个强中心化的意识形态来维系是非常不可靠的。相反，必须通过不断的话语整合来引入新的社会关系元素，才能保证社会的活力。正如拉克劳与墨菲所指出的那样：“领导权联系可以通过单一事实经验把理论掌握的观念被证明一直是个幻想，相替代的联系必须根据新理论范畴来界定，新范畴的缝合作用，在去领会理解那些永远不能与自己本身同一的关系类型范围内，是个疑难问题。”[2](P97)

　 显然，一个确定的社会形态要得以可能，则必须靠意识形态的维系。拉克劳认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出现，是源自于社会“差异”而造成的结构性对抗并最终形成的一个象征性的维度——集体意志。集体意志的出现，是争夺政治领导权的必然要求。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斗争性的需要，因“接合”作用而出现的“同一化”倾向便越来越明显。它掩盖和遮蔽了集体意志内部原生存在的不可化解的裂隙，进而将其不断描绘为一个意义同一的、忽视差异性的社会整体。某种象征性的社会愿景的形成，对处于斗争中的主体行为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从而保证了这种斗争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并且使这种斗争行为与具有象征性意识形态话语中蕴含的意义相契合，从而为“主体”实现其自身完满形式提供了一条象征性的路径。在这个基础上，意识形态的功能得以彰显。可以说，没有意识形态，就没有社会的建构。因此，意识形态的存在，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运行须臾不可或缺的。然而，意识形态的“同一化”建构模式只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这种试图长期缝合社会“差异”的尝试只会导致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固化，并最终将社会引向撕裂和崩溃的边缘。因此，要改变这种“二律背反”的状况，就必须对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观念进行有效的改造。拉克劳坦承：“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愿意完全抛弃意识形态观念。我认为，如果它的意义发生了特定的变化，它就能够得以继续存在下去。”[3](P115)但是必须指出，这个特定的变化靠意识形态自身来改变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意识形态也仅仅是个衍生物而已，关键之处在于对“领导权形态”的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