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情境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其由抽象到具体、由学术到通俗、由少数人理解掌握到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并自觉指导实践的过程。民族精神教育指的是党和国家根据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要求和民族成员的个人发展需要，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为内容，使中华民族成员认识、掌握并继承中华民族特有精神状态和风貌的教育活动。两者均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教育对象，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具有帮助人们树立正确思想、培养高尚品德的功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民族精神教育相结合，既是个体促进人格完善、实现全面发展的主体诉求，也是国家和民族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的战略需要，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维度具体分析。
一、目标维度：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是每一个民族成员个体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这一特定群体的精神家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民族精神教育的结合能够在目标维度上共同完善主体的知识结构、提升主体的精神状态，构筑起更具完整性、更加系统化的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第一，符合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双重内涵。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复合民族，不仅是几千年历史文化积累和沉淀的必然结果，更是全体民族成员在近代以来反抗外来侵略者的革命斗争中做出的自觉选择，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政治意蕴。因此，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需要对文化内涵进行传承也要求对政治内涵做出观照，应当在挖掘整理、科学扬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宣传。民族精神教育承载着弘扬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帮助人们理解和认同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思维传统、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品格风范、心理情感等各种文化要素，并使之成为人们的精神依托和情感归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主要是使广大人民群众认知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救亡图存、国家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把这一精神武器转化为变革现实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民族精神教育只有相互配合、共同发展，才能满足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对文化和政治的双重诉求。
第二，体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包容与开放的特质。它不仅能够容纳植根于中华大地的本土文化，也可以接受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中生长起来的异域文化；既保留了中华民族的自身特色，遵循着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也会积极吸收世界各地的优秀文明成果。我们知道，任何主体的精神家园建构都离不开该主体所依存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谋求发展。加强民族精神教育，为的是尊重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珍视千百年来所积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让精神家园的根基更为深厚和稳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代表着社会进步、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时代赋予的价值追求，给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添了前进动力和创新活力，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提供了宽广的视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民族精神教育的结合，充分展示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所需要的实践品质，使之既不固守一隅又不落后时代，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
二、内容维度：国内外优秀文化的融合共通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及发展规律，是近现代文明史上的杰出代表。中华民族精神是历经几十代、几百代甚至更长时间的实践而形成的民族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和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民族精神教育在内容维度的结合，将中国和世界的优秀文明成果汇集在一起，既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坚持无产阶级精神，做到彼此借鉴、融会贯通，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第一，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精神提供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对弘扬与发展中华民族精神具有指导意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居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高层面，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凝聚一心、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力量，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指导，决定着中华民族精神在新时期的基本性质和前进方向，有助于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内涵，从而拓宽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思路，并从实践上提升中华民族精神的境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充实和完善，用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新的结论丰富自己，以此指导不同时期的社会实践。它赋予中华民族精神强烈的时代意识，使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能够适应现实世界、解决现实矛盾，帮助处理关系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第二，中华民族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基本国情、历史条件、实践需求相结合，从而探寻出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精神是这一过程的助推器，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一方面，中华民族精神是本民族个性特质的缩影，包含着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评判事物的道德尺度以及开展行动的实践模式等，这些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马克思主义在具体环境中的运用。将中华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也就是把上述因素融入到马克思主义之中，使马克思主义顺利地拥有特定主体的思想印记。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精神是五千年历史发展的缩影，蕴含着中华民族由分散到融合的演变过程，中华儿女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新中国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创新的发展道路等。它全方位展示的历史，有助于人们充分认识中国的实际状况，深刻剖析问题的根源，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并结出硕果，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实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中华民族精神中汲取了大量的思想资料，创造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理论成果，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三、方法维度：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相互促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质上是一种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论宣传和普及活动，“大众化”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学理性和抽象性，逻辑严密、体系完整，主要采用理论教育的方式。民族精神教育承载了思想观念、政治传统、道德规范、民族心理和情感等综合性内容，使其在方法选择上侧重于能够深入到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实践教育。马克思主义真正在群众中产生影响，必须依靠实践这条道路，而民族精神教育想取得长久而深刻的效果，也需要提高自身的理论说服力和感染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民族精神教育相结合，就要在方法维度上集合两者的优势，加强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互补与融合，提高教育的有效性。
第一，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路径。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焕发出生命力，孤立的理论教育仅仅起到初级的理论阐释作用，不可能发掘出理论的精髓和真谛。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经过实践教育的环节，才能让人认识其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从而逐步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真正实现大众化。民族精神教育的实践优势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诸多便利。首先，中华民族的话语体系用生动的笔调、浅显的例子以及植根于民族传统的语词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复杂命题一一解析，展现给人们一个学得容易、想得明白、深受启发的理论体系。其次，中华民族的情感、心理传递出本民族对现实的态度和对未来的希望，使马克思主义中最能体现人民根本利益、符合民族实际状况、顺应国家发展趋势的方面得以凸显，受到更多的关注并迅速应用于生产生活实践。再次，中华民族的全体成员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基础，人们弘扬与培养民族精神的同时也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
第二，加强民族精神的理论普及。民族精神是该民族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中经过历史选择、过滤、提炼、积淀并最终孕育出的优秀文化。中华民族精神的产生、演化和传承过程充分表明，它对实践的依赖远远多于对理论教育的要求，这也让我们的民族精神更多地带有感性色彩而缺乏理性的光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需要建构起更加科学、更能反映时代的民族精神理论，以此推动民族精神教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依托的理论教育，促使我们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高度抽象和精确概括，将许许多多鲜活的人物和事件提升为揭示规律、反映本质的民族精神理论，让人们深入了解民族精神的概念及历史发展、民族文化、民族凝聚力等相关知识，深刻认识民族精神的理论内涵和理性元素，从而在实践中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
四、途径维度：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资源整合
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主要通过显性教育的渠道实施，即一种直接和外显的方式进行灌输；而民族精神教育具有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教育内容和以实践为主的教育方式，善于利用各种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隐性传播途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民族精神教育在途径上的结合，就是要将各自的现有教育渠道进行延伸，有效整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资源，实现教育途径的共享。
第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隐性途径。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者的教育意图越是隐蔽，就越是能为教育的对象所接受，就越能转化成教育对象自己的内心要求。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和接受，显性教育发挥了主渠道、主阵地作用，但显性途径无法适应不同教育对象的各种要求，因而必须借助隐性教育作为辅助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当首先学习和借鉴民族精神在隐性教育方面的有益措施、实施经验，从消除主客体之间教育与被教育的不平等关系入手，培育起覆盖全社会、辐射各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网络，形成由政府、学校、单位、机构和家庭共同参与的教育合力，从而大大扩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另一方面，它可以直接利用民族精神教育的现有平台，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信息融入具有亲和力的民族精神教育内容之中，借助民族精神的教育渠道传递给大家。如思想政治工作者在用国家建设成就激发民族精神时，要讲明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用各类思想政治教育场所的实物和资料培育民族精神时，应突出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做出的贡献；通过传媒、文学、艺术等多种载体来弘扬民族精神时，可适时适量地加入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内容，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信息。
第二，民族精神教育的显性视角。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内核与精华，集中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血脉与风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教育资源，等待我们的深入发掘和有效运用。对国民教育体系之内的学生群体，我们可以通过开设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和中国艺术等理论课程，让他们充分理解中国深邃广阔的思想、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国民教育体系之外的人群，我们更加不能忽略，必须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进行民族语言、革命历程、人文传统等民族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使其经过文化的认知过程逐步达到文化认同。同时，民族精神教育不能脱离所处的时代环境，要反映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将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并指出它是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撑，国家开拓创新的不竭动力。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更加积极地从党的方针政策中整理提炼出涉及民族精神的信息，将有理论内涵、无理论形态的各种元素加工为适合教育的民族精神理论，帮助人们将爱国与爱党、热爱祖国与拥护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此外，民族精神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可混为一谈，重视民族精神的显性教育并不代表将本民族置于其他民族之上，我国坚持奉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
五、效果维度：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双重提升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民族精神教育都在追求受教育者的思想认识从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教育目标。但从现实生活来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着重培养人们观察事物的理性视角，民族精神教育则更擅长于触动人们的感性神经，二者的有机结合必然有利于两种思维的共同提升，达到最佳教育效果。
第一，感性思维的深化。感性思维也叫形象思维，是主体在直观性、形象性、表象性的信息基础上，结合自我的感觉、知觉、想象和情感去认识事物的基本思维形式，主要特征在于作为思维起点的客体材料带有感性色彩。民族精神教育常常运用与民族相关的各种形象表征来激发人们的思维共鸣，如民族语言、民族文字、民族服饰以及民族成员的体貌特征等，在感性思维的培养上具有独特优势。一方面，民族精神教育通过升国旗、唱国歌、认识国徽等方式，引导人们联想各种以国旗、国歌、国徽等标志性符号为主线的爱国行为，从而获得国家自豪感的情感体验。这种训练能够帮助人们在离开实际情景的环境下迅速建构起事物的简单化、理想化形象，逐步提升人的联想力和想象力。另一方面，民族精神教育以先进人物、典型事迹为素材，让大家尊重榜样、学习榜样，争取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同样令人惊叹的贡献。这类以某种原型为参照所作的模仿是感性思维的成功运用，有助于人们打开创造思路，建立创新思维，提出新的设计或完成新的发明，如模仿鸟发明了飞机，模仿鱼发明了潜艇，模仿蝴蝶发明了迷彩衣等。
第二，理性思维的增强。理性思维又叫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是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方法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高级思维方式，它能够帮助人们应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并实施正确的行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理论思维的典范，从哲学的基本原理到政治经济学的具体分析最后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由抽象到具体的严密逻辑过程，使社会主义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从空想走向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唯物论和辩证法、自然观和历史观有机结合，实现了思维方法上的伟大变革，在提升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方面尤为重要。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特征，解决了人的认识的内容、来源和发展过程等问题，指导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由有限推及无限，从矛盾的对立统一中寻找事物的内外因关系。唯物主义历史观肯定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帮助大家以正确的思想观念看待历史变迁，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创造社会财富、推动历史前进。同时，历史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人们只有承认历史、尊重历史，才能吸收前人经验，分清现实利弊，准确地判断形势，在分析和处理问题时更加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
摘自北京市社科“十一五”规划研究基地项目“十六大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研究”阶段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