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存在论变革的实质，是由实体性的抽象存在论向感性的、社会历史性的生存论转变，而作为主体生存之可感维度的“空间”却呈现了跌宕的命运起伏。自马克思在哲学人类学层面开启感性的空间探讨后，经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存在论驻足，到列斐伏尔基于“身体空间”的微观政治批判，空间不仅剥离了场域化的抽象解读，也以多元的话语姿态渗入到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病理分析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存论转向；空间；资本；存在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青年项目“和谐社会秩序建构中的社会活力问题研究”（编号：09CZX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空间转向’视域下城市活力的建构”（编号：2011WA00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自主创新项目“空间实践与表征：全球化时代资本批判的新视域”（编号：2015B02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晓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董 慧，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地理学想象在经历了列斐伏尔的元理论建构与福柯的系谱学洗礼后，逐渐凝结为西方左翼激进理论叙事的主导逻辑。在他们那里，城市化既是内嵌于资本积累并协助其布展全球权力关系的有效中介，也是塑造个体政治身份并推动城市与个体双向解读的微观过程。曾经纠结于“时间—历史”逻辑的左派理论，也纷纷投向空间化的诠释思路以支撑其激进话语的持续在场。应当说，结构功能主义化的解释学路径正是凭借“空间生产”的理论杠杆，实现了批判理论传统的复归；而“空间”的元哲学出场在更新了历史唯物主义解放话语的同时，亦在勃兴的都市运动及其地理学想象中，转换了左翼理论家思考替代性社会方案的理论坐标。纵观列斐伏尔、哈维、索亚等人对解放政治的空间规划，一个重叠的共识即视空间生产及其流通为吸收资本与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手段，并依此图绘出以城市为节点的辩证的时空动力学图景。值得注意的是，空间转向及其激进理论的复兴本身也是对于在形式上终结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转向”的新的理论开敞。自马克思在哲学人类学层面开启感性的空间探讨后，经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存在论驻足，到列斐伏尔立足于“身体空间”的微观政治批判，不仅弱化了传统解放政治理论背后的历史叙事，也为空间的生存论探讨构筑了新的话语依托。

　　（一）

　　在马克思批判的哲学视野中，作为“生产场所”的“空间”虽无法完成历史进程中的自我指涉，但在“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维度上，却展现了一幅植根于生活世界的感性的、历史的生存论图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提到，“环境的变革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虽然环境或空间的变革从属于革命的实践，但解放的政治空间并非完全是政治解放的附属物，它同时也是被主体的感性活动所生产并确证着主体本质的对象性存在。“感性”被青年马克思赋予了本体论内涵，它既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核心范畴，也是贯穿整个新唯物主义的主导逻辑。“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本学规定性，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2]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面前，上述“肯定”则具体化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3]马克思实际上是把抽象空间观的疏离视为扬弃超验存在论的逻辑中介，并进一步在社会存在论层面完成了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具体的、现实的统一。在马克思那里，自然的改造不再绝对分离于人类的道德践履，而是面向自然的实践及其历史性展开，其本身就是人类全部实践活动的内在环节，在此意义上，“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界实现了的人本主义。”[4]应当说，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价值旨归凭借的正是人本主义化的实践哲学在无神论意义上的彻底复兴。但实践的生存论结构同以工业为表征的复杂现代性并非是线性的时间可以完整驾驭的，因此，主体实践的生存论内涵也就逻辑地指向了另一个感性的本体——“空间”。

　　“空间”概念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中有明显的层次跃升。自《博士论文》中试图借助伊壁鸠鲁“原子的质”沟通“本源世界的绝对形式”与“现象世界的绝对物质”开始，马克思视域中的“空间”就不再是从属于本质世界与绝对精神的抽象存在，而是源于主体“感性知觉”并积极链接于现象界的物质范畴。马克思通过梳理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首先将“空间”剥离于实体领域的抽象探讨，并与作为世界本源的原子本性相区分，即，“原子显示，它的本性不在于空间性，而在于自为存在。它服从的不是空间性的规律，而是别的规律。”[5]其次，马克思揭示出“空间”及其诸范畴何以协助原子在其自身结构中指涉自我。马克思指出，“极其重要的是伊壁鸠鲁提出了重量作为第三种质……一旦原子被转移到表象的领域内，那么他们必定也具有重量。”[6]不论“体积”、“形状”，或是伊壁鸠鲁强调的“质”，均可归至“空间”范畴，“因此，尽管原子在质量和形式上是那样的不同，然而他们却以同样的速度在虚空的空间中运动。”[7]以“质”的概念提出为中介，伊壁鸠鲁不仅“客观化了原子概念中本质与存在之间的矛盾”[8]，也实现了本体世界中原子的绝对形式与现象界之绝对现象的辩证统一。最后，马克思从感性个体及其经验出发，将“空间”统摄于“感性活动”之中，并由此奠定了空间之生存论内蕴的社会性基础。众所周知，传统的存在论思想在其认识论化的过程中消解了作为核心的“生存论”维度，一方面，使“存在”概念的自我指涉只得依附于超验的精神实体，另一方面，则剥离了生存观中的超越性内涵，流俗化的持续性趋势及其“给定性”特征又不断确证着超验的上帝或齐一化的外在物的存在合法性。换句话说，被实体主义支配“生存”仅仅是与自身相同一的直接性“实存”，是内嵌于哲学概念体系中的一个封闭的自解释系统，不仅不能提供人之在世的价值界说，更无法完成个体生活、社会性互动以及历史建构三者间的交互性阐释。对于上述缺陷，虽然已有海德格尔试图将发轫于克尔凯郭尔，经叔本华、尼采而凸现的非理性传统以及对生命的自觉与理解植入“存在”之反思的理论努力，但海氏后期的语言存在论转向却以反讽的方式终结了这一波捆绑于生存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作为其完结形态的基础，存在论及其感性的诠释路径也随之隐匿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横行的后现代幻象之中。

　　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先驱，马克思以“感性”的生活过程替代了超验、抽象的哲学范畴及其若干派生观念，立足于内涵“生存论承诺”的理论结构，阐发了以个体丰富性及其社会化本质为核心的实践的哲学形态。马克思早期所意图强调的“感性知觉”还只是现象界中静态的感性活动，尚不足以将空间观念融入自由维度的思考，但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感性—对象性”的诠释路径彻底替代了原有的意识主体性原则，即感性作为对象性活动，一方面，创生了人的对象性关系存在，将实践、社会等基本规定性纳入主体本质范畴；另一方面，也为资本空间逻辑的生存论阐释提供了理论可能。具体来说，在马克思那里，城市空间既是人类本质外化而成的栖居之所，也是表征城乡对立、劳资矛盾以及阶级冲突等对抗性社会关系的“可读性文本”。这一看似契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与人类生存本性的物象化景观，实际上是资本刻意生产出来并伺机蔓延至全球的新型积累手段，不仅在伦理层面阻碍日常生活实践的展开与家园意识的培育，在意识形态层面也强化着资本的权力关系及其空间秩序。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普鲁东主义者们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分析路径，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存在论及其批判理论视域的空间探讨始终把“失范”根源归结为资本逻辑，如通过世界市场及其全球性分工体系所意欲表达的一种普遍物化的、同质性全球权力空间，即展现了植根于人类丰富性本质的差异化空间被抽象为单一的交换关系之表征的化约过程；而在以利润为导向的生产过程中，空间由于吸纳了无差别的生产者劳动，亦物化为劳动者的人格载体，并通过与货币间的虚幻关系替代了劳动者的本真属性，致使空间生产者之间感性、具体、丰富的社会关系被抽象的交换关系所遮蔽，这既是商品拜物教在以城市化、工业化为背景的现代性语境中通过与资本的权力交错实现的形态更新，也是城市正义缺失并摇摆于拆毁与重建之间的异化根源。

　　纵观马克思批判的哲学话语，既有资本扩张的地理学批判，也有关于资本权力关系及其意识形态的空间化反思，二者既是理论构成的逻辑要件，也是空间批判的叙事主线。换句话说，不能简单地视马克思的文本为资本主义的命运裁决，并以“历史-时间”逻辑剪切其全部的批判性内涵。我们既要看到发轫于德国语境的马克思学说所继承的某些欧陆哲学传统，也要最终落脚于所实现了的革命性转折。尤其是在“历史性”的叙事选择同作为“过程”的辩证法的及其绝对性的关联层面，马克思正是据此将替代性社会方案剥离于传统的形而上学并最终关联于生产领域的结构性变革，不仅通达了政治哲学层面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完成了存在论层面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而同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维度”的“空间”却在见证了“自我意识”走向“意识自我”的同时，跌落为资本一般的逻辑形态，即，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一方面给出了空间生存论的合理回应，另一方面，也为开启激进地理学政治乃至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注入了必要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