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坚定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必须深入马克思的理论著述与生命实践当中，理解并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正目标意涵。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居于最核心层次，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得以产生、认同的基础依据。不能仅从唯物论与唯心论相对立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完成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理性变革和对人的本质的全面而科学的揭示之后，马克思主义信仰显现出社会历史发展及人的发展的双重指向。当今中国解决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必须遵循个人关怀与政治需求、意义阐释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历史发展；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
原发：2016年第8期《学习与探索》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形势下党员领导干部信仰坚守问题研究”（13MLD019）
作者简介：段文灵（1974—），女，副教授，博士，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政治机关工作系，从事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究竟何谓信仰？又何谓马克思主义信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所谓信仰“指在无充分的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状态”［1］。《现代汉语词典》对信仰则解释为：“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2］为此，有人指出，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信奉和追求”［3］。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人们对这种理论的高度信服、景仰、向往、追求，并以之统摄自己的精神生活，牵引自己的行动和实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4］可见，要真正弄清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或者说，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信仰的“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究竟指称或内含什么，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把握与解读。
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通常被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那么，它们三者之间以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信仰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列宁指出：“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5］同样，理清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要紧密联结社会现实、并嵌入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创立发展的进程之中，以掌握其核心要义。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产生始发于他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西方传统思辨哲学的一个清算。在《博士论文》中，如果说马克思还是按照典型的西方传统哲学研究范式，即，先找到一个思想理论的原点，然后费尽周折地进行一番论证，再切入所谓的“现实”而不问实际有效性如何的话，那么到了后来，马克思开始转向社会，思考现实，关注起普通民众的实际生存状况，真正回归到现实社会这个层面上来。也正是从这里开始，马克思以一种与传统西方哲学的玄学性质完全相反的思维理路，重新开启了哲学研究的价值视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哲学主张，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61；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立了他和恩格斯称之为“新唯物主义”的新哲学，并自此深入考察人的现实存在及其在现实生活过程中是如何被抛入这种生活状态的，通过剩余价值学说“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7］，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消亡规律，这就是所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才有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且，正是在这一研究和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开始思考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并对社会主义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以及它们与人的发展有着怎样的相契合的一种状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探讨，而这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
可见，在马克思鸿篇巨制的著述和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当中，这三者间呈现出来的递进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即，以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价值转换为前提，以由此而形成的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为依据，引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变革、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的科学结论。其中，马克思哲学作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预设或逻辑先导，它的全部价值就蕴含在它对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递进之中，因而居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最核心最深层次，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并得以产生广泛影响的全部源头和依据。所以，在剖析党员、干部如何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问题时，习近平同志特别指出，“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8］175。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两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的集体学习中，也都突出强调：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这些其实都表明，信仰马克思主义首先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领会。
可是，什么是马克思哲学，什么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以及现在为什么要提出并分别表述这两个概念，几十年来一直为中国学术界讨论、争议，迄今没有形成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和指出的是——“马克思哲学”的提法及其研究的兴起，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反思进而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是对长期被视作“一贯正确”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义的重新审视与思考，具有自我更新、自我超越和自我批判的精神。这就是说，长久以来，由于受苏联哲学教科书及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解读确有偏离之处。譬如，在多数人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主要的内容，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及运用。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恰在于“摆脱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回归到现实生活过程，在实际生活过程中去考察人并揭示社会，以寻求真正使人获得解放的条件和途径，从而论证社会历史发展及人的价值实现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志在“改变世界”的深邃主旨缺乏应有的理解和认识。这不仅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产生的问题背景及其发展的现实根据，剥离它内容的针对性、朴实性和生活性，而且使这一哲学体系的思想及由它衍生而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完全蜕变成由“物质”“运动”“斗争”等概念演绎出来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某种带有规律性的道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果说这一“道理”，由于那时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危亡的严峻历史情形，加上传统儒家思想丧失它独占统治地位，使中国社会出现普遍的思想真空和信仰危机，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9］1471的唯一的科学的理论表达、尤其适应当时中国社会阶级思想状况和残酷斗争之需要，那么，随着信息网络时代到来、公民自主意识提高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对传统理想信仰的挑战与价值冲突不断增多，就必然使之遭受因“人本理念和对生命终极关怀”彰显不足、话语缺失、价值承诺不明而导致实际影响力、感召力和说服性下降的缺憾。譬如，现实生活中，即使一些党员、干部也突出存在：“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8］160
但是，应该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没有错的，并且，“用自然物质的辩证运动来解释一切”的世界观在马克思那里的确存在。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自然发生说是对创世说的唯一实际的驳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10］130-131《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的重要性时又进一步强调：“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6］77此外，在批判蒲鲁东时，马克思同样毫不讳言：“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11］可见，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尽管没有用物质存在、物质的自我运动来解释人本身、人的意识乃至整个世界的详尽而完整的论述，但是他肯定外部自然界不依赖于并且先于人的感性活动而存在，并且遵循一定的辩证运动规律的思想和观点是确实存在且不容否认的。
那么，为什么不能只是从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一般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仅仅用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这样一种正统哲学的核心观念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呢？即直至今天其依然是评价和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与意义的最高原则？因为这是对富有生机与活力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严重扼杀，从而相当程度上掩蔽了由此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内在人的发展指向，以至于学界要通过“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等种种方式来探讨、争鸣马克思主义哲学意图的真实表达。这其中，固然所持见解、所述缘由各色不一，但很显然也不应被忽略的重要一点是：与恩格斯曾经出于批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需要，长期致力于自然辩证法研究，因此在系统诠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清晰阐明了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指向不同，马克思尽管也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但令他真正关心并引发他研究旨趣的，是与人类解放直接相关的各类命题，以它为基本前提，马克思才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其实在他看来就是人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把主要精力倾注到与社会历史发展联结更为紧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上，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清晰地描画出了社会历史发展及人的发展的双重指向。
2毫无疑问，双重指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根植于现实生活世界当中的。用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中的话来表述就是，“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2］即通过批判现实生活世界当中已然存在、并不合理的“旧世界”来发现“新世界”。然而，这个批判和发现的过程却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好像贫瘠的土壤只能结出羸弱的果实一样，肥沃的土壤才能孕育出伟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信仰之花正是在“丰厚”的社会历史土壤中生根、发芽并绽放的。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哲学思维方式变革产生的直接而重大的结果。思维方式作为人们通俗意义上所理解的“怎样想”的问题，一般而言，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由知识、观念、习惯等要素逐渐递进，不断沉积而形成的主体观念地把握客体的思维样式，表现为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思考、认识问题的思维结构、思维程序和思维方法。根据其思维活动的抽象程度不同，通常被划分为日常生活层面的思维方式、具体科学层面的思维方式和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三种。其中，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是一个与世界观和方法论密切相关的综合性概念，主要指人们运用思辨的形式理解、把握和思考对象世界的基本理路。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在三种思维方式中居于最高层次，是系统化、理性化程度最高的思维方式。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尽管从表面上看来很难与其他层面的思维方式直接区别开来，但“它却像‘灵魂’一样贯彻并支配着哲学的整个内容，哲学中那些原理、观点、范畴不过是它表现于外的具体形式”［13］，因而也必然深深地隐匿在每一种哲学理论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信仰希冀与追寻途中。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创生与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它的哲学思维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合乎逻辑的进一步展开和发挥。高清海先生将这种思维方式概括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相对于用“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眼光来看待人及其所生活的世界，并人为地在人的世界之外又设置了另外一个世界、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而言，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用“一切将成”的眼光来看待人及其生活的现实世界的；并通过与人的本质相联系的“实践”活动总体达成主体与客体的真正同构，因而在它看来，“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4］，对人的认识，“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6］73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就严肃批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6］54这里，与西方传统哲学执着于抽象思辨一味追求“世界和人的本原”的二元对立思维不同，在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中，片面强调人的“感性直观”和片面强调人的“自我意识”都是“敌视人的”。所以马克思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75现实社会中的人“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15］147。因为“全面发展的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15］341。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双重指向的生动体现。
正是因为具有了这样的信仰，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成果，明确宣称：“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所以，“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是从人间升到天国。”［6］73可见，作为一种超越本体论和认识论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从而把被“绝对精神”、“感性直观”等所描画和抽象的“人”，还原到现实生活世界中实实在在存在、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且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有生命的个人”，这就为以“共产主义社会”和“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为双重指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产生、普及，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哲学根基。
如果说“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焕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起始点，那么，对人的本质的揭示则使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了面向未来、改变现实的科学之路。这正如马克思自己宣称，“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6］。1845年春，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只知道用“感性直观”来描述人，并把理性、意志、爱作为人的永恒不变的本质，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自此，这一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科学论断，不仅从现实性角度对人的本质做出了科学诠释，而且还被当作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表述和定义，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当马克思登上人类思想舞台，致力于澄明“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的绝非仅他一人，但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一方面在于只有他把人的本质放在了一定的关系，主要是社会关系中来考察；另一方面在于强调人的本质的历史性。在黑格尔那里，人的本质是绝对精神；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所以他“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6］56。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人本身。“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6］1因此，“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6］2这样一来，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就从超验的“理念王国”回到了现实，人不再围绕人以外的某个虚幻的神圣的信仰实体而旋转，而使信仰真正成为人自身本质的内在表征，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实现和确证的“精神的太阳”。由此把“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6］9-10显然，马克思看到了他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使人异化，丧失了自身的本质。
沿着这一思路，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6］67“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0］96这是马克思立足于人的生命活动性质，对人之所以为人即人的本质做出的规定。它不仅说明人本该在“自由的自觉的”劳动中发展出自己的全部的本质能力，而且还隐含着这样一个历史哲学的命题：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形态、阶段最终取决于人的劳动即物质生产活动实现其自由自觉的程度。由此，人的本质具有了历史性。并且，在论证这种历史性的过程中，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无情揭露和批判，马克思表达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信仰。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10］120“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6］85
可以看出，共产主义信仰承诺的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图景，是相对于当下社会现实而言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但它作为人性本质对社会发展的一种渴望，很多时候并无法满足人们对当下的信仰需求，因而渴望信仰的人们时常会到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外（比如宗教）去寻找精神的寄托，寻找生命的终极关怀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主义信仰只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社会维度，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或代替马克思主义信仰，因为它还没有充分表达出马克思所要追求的体现人的生命活动性质的终极信仰，而是更多地被停留在了政治信仰传播的层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写道：“共产主义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10］131所以，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6］87可见，马克思的深刻在于揭示了信仰追求的最高的维度，在那里，“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0］123但这样“全面发展的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15］341。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终极追求，使马克思既看到了人的本质的不断生成性及由此而建立的真实的信仰的现实性、又看到了由这种信仰表达的现实本身所孕育的理想性，进而以批判现实、超越现实的态度来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引领现实走向理想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3综上所述，如果从“科学地解释世界”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在合理阐明“世界是什么”以及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基础上，辩证地回答了“世界怎么样”的问题，从而揭示出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规律，表明人类社会历史终将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指向。但如果从“能动地改变世界”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最高命题和价值目标则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巨大魅力的哲学依据。尽管在马克思那里早已实现了 “科学地解释世界”和“能动地改变世界”的统一，但是，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主要理解为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把唯物辩证法主要理解为对现实秩序的变革，把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思想主要理解为矛盾的斗争性，因而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解往往是单向度的，我们甚至曾经一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谈人的问题的，特别是不谈人性、个人、个性和人的存在等问题，要谈也是在青年马克思不成熟时期，等到了马克思成熟之时他已只强调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所以，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常常是掐头去尾的马克思主义，即去掉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和去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晚年提出的主要观点和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势必影响后继者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性审视和全面解读，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今日中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信仰危机、威望下降的困惑和质疑。为此，当务之急应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人关怀与政治需求相统一。马克思主义信仰归根结底是个人的信仰。因为任何信仰都必须通过个人的生命实践表达出来，仅仅停留在理论表达和思维之中的信仰只能是虚幻的信仰。所以，“个人”作为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建构的起始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极其鲜明地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6］66-68这里，马克思描述的“现实的个人”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存在，具有多重的规定性：一是“现实的个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二是“现实的个人”是从事一定物质生产活动的人，因而是受到一定客观条件制约的“能动地表现自己”的主体；三是“现实的个人”所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因而他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的人；四是“现实的个人”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也是对既有存在物不断扬弃的过程，因而他是不断发展的人。可见，马克思所指的“现实的个人”，是从事创造性生产劳动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总和的条件下能动地表现、实现和确证其独特个性并满足其需要且不断发展的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这其实告诉我们，马克思致力于实现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以“什么样的个人”和“个人怎么样”为根本价值取向，而且，在他看来，不是先有最发达的社会才有最进步的个人，而是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发展是相互促进、同时实现的。
然而，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既是一个个人思想内化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政治化过程。因为“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6］195。过去，我们通常是轻前者重后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往往被理解成是对社会成员单纯思想政治化的表达。由此，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解至少产生以下两点问题：一是“想当然”的理解。即由于没有全面掌握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人们往往更多地是把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解成是一种政治“说教”，而无关个人发展的价值和生命存在意义。二是“实用性”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确立主要是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在经历科学社会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到唯物辩证法解读，以及剩余价值论的广泛普及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之后，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指南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但这仅仅只是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用性，其中的人文精神和对个体的生命价值指导意义并没有得到有力彰显。所以，一味强调政治需求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宣传带有极大的政治功利性色彩，而且使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时期，面临实际效果下降的危机，这必须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思考。
第二，意义阐释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6］11毛泽东也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9］1515的确，自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传入中国，到上升成为占整个国家、民族主导地位的思想信仰，已经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应该看到的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不应回避的是，随着国际政治格局和中国社会形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遭遇了许多新的重大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还能否继续坚守？如果能，又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精神导引，探索和解决这些新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些经常遇到的疑问，我们必须正确面对和回答。
实际上，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中，邓小平就曾提醒我们：“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7］列宁也指出：“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个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8］况且，放眼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可一些人精神世界却缺少了观照，缺失了安顿，有人甚至表现出精神上的病态。有人形象地将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描述为是灵魂无根、心灵空洞、精神缺钙所致。习近平同志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实中，一些人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腐败分子，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19］
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双重指向特别是其中的人的发展指向并没有做出积极的阐释，尤其是没有针对基层群众展开广泛的普及宣传，因而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理论界对之研究争议的“喧嚣热闹”；一方面是普通群众对之接受认同的“沉寂冷漠”，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如何有效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特别是个体存在的信仰迷失、精神沉沦问题，有针对性地做好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意义阐释工作，使之真正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之所，就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本遵循。总之，近四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艰辛探索表明：只有历史地辩证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同源性与具体表现形态的多样性，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适性与它在具体实践当中的特殊性，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一脉相承性与理论研究和文本解读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时俱进的完善性等关系，才能在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中，感知、认同、尊崇与信奉马克思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参考文献：
［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K］.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659.
［2］现代汉语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273.
［3］卢建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根本要求［J］.学术论坛,2006,(3):55.
［4］蓝蔚.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J］.学术论坛,2006,(2):128-131.
［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9.
［8］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9］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8.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16.
［13］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12.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4.
［15］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32.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1.
［18］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
［19］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1-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