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明,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内容提要:海外毛泽东研究作为一项学术研究领域的正式确立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它在60余年的发展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变化,而方法论资源上的特殊性是催生海外毛泽东研究不断凸显鲜明“异域特色”的重要原因。以海外毛泽东研究中所惯用基本方法论为切入点,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流行的方法论进行分析与解读,可以大致勾勒出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面貌与“三个二十年”的基本断代,即从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到当代研究方法的系列转型。对海外毛泽东研究方法论发展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反思,既是对异域毛泽东研究基本状况的一次梳理,也是从方法论视角对国内毛泽东研究的一种激励与推动。可以说,批判地借鉴、吸收海外毛泽东研究的相关方法并结合实际开展恰当应用,构成了当前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

　　关 键 词:海外毛泽东研究/方法论/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当代转型

　　标题注释: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深化毛泽东研究的着力点及其政治意义”[项目编号:2016M5918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尽管毛泽东及其思想、实践的“场域”深刻地根植于中国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但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在海外也非常兴盛。毛泽东研究在海外真正作为一门学术研究领域的确立,应当追溯到1951年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出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史华慈在该书中首次提出了“毛主义”(Maoism)的学术概念,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实践从理论谱系而言,是不同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异端”。①至此,海外毛泽东研究作为一种专业的学术研究,其所具有的基本学科地位得以确立。本文拟从海外毛泽东研究中所惯用的基本方法论入手,通过对方法论的回顾与反思,勾勒出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面貌与理论特质,并且寄希望在此基础上为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提供某种借鉴。

　　一、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与“异域特色”

　　海外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基于特定理论立场、视域限定以及学科方法,使其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实践的理论阐释呈现出与国内研究不同的鲜明色彩。其中,研究中所使用理论方法的差异,构成了形塑海外毛泽东研究“异域特色”的重要因素所在,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研究立场的差异造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视域与面貌等重要理论维度的不同。

　　纵观海外毛泽东研究现有的相关成果,尤其是当代西方学者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理论透视,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而存在的。海外学者基于学术研究,将毛泽东视为一种客观研究对象的理论态度,可以相对摆脱无论是政治因素抑或是情感的纠葛对研究造成的影响,进而有助于保证研究在相对客观真实的意义上彰显毛泽东的整体性思想肖像。正如海外毛泽东研究专家沃马克(Womack)所说的那样,来自海外研究者的“局外人视角”可以提供一种从内部不可能观察到的有关毛泽东与中国的现实东西。②当然,我们这里说海外相关研究缺乏国内的政治立场之限定,并非意味着海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可以达到“去政治化”的客观中立状态。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乃至今天,相关研究仍然具有显性或隐性的意识形态色彩。③这里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正因为海外毛泽东研究缺乏国内毛泽东研究所具备的理论立场与政治立场,使其无须本着为历史负责、为民族负责、为毛泽东负责,这种脱离历史原则与政治原则指导形成的所谓“自由学术”氛围,直接催生了在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出现部分非历史性与虚无化的不良倾向。以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2005)一书为例,该书在海外所谓“自由学术”氛围中创作而成,但实质上是基于特定意识形态诉求与个人主观情感好恶生成的。在史料的选择运用与定论上都具有重大缺陷。张著在毛泽东研究中的非历史性原则,在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主流学者那里也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对此作出了集中的批判,此次批判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一次大论战。④另一方面,具体研究方法上的差异直接催生了海外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勾勒的不同理论图景。国内毛泽东研究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谱系出发审视毛泽东及其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整体历史境况所决定的。即研究毛泽东思想如何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既保持一脉相承,又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关系;同时国内毛泽东研究深深烙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印痕,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框架——生产方式矛盾、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来分析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国内毛泽东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主要集中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框架之内进行。这种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是由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学之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具体而言,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形式的研究。

　　尽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历史叙事方法有助于从整体上保证毛泽东研究的科学方向,但因为毛泽东本人性格因素的影响以及其思想的多元面相与丰富性内涵(尼克·奈特曾用“棱镜”来比喻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丰富性,即毛泽东思想犹如一面棱镜,一旦棱镜发生转动,其所折射出的光景也是不一的⑤),使得单纯依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历史叙事方式,往往不能勾勒出一幅关于毛泽东的精细化思想肖像。这就引出了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微观化与精细化发展趋向,海外毛泽东研究在种类繁多的方法论资源指导下,通过对毛泽东文本与实践的深度耕犁实现了对毛泽东思想肖像较为细致、微观化勾勒。诸如,以白鲁恂(Lucian Pye)等为代表的美国著名的心理历史分析学派,就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运用于对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的理论解读之中,开启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另类范式。⑥当然,必须要强调的就是,心理分析的方法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研究范式并非是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其在本质上应当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宏大叙述逻辑需要微观研究的补充,而以心理历史分析为代表的微观研究必须在前提上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否则很容易滑入唯心主义与主观主义的理论误区。

　　二、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及其当代转型

　　纵观海外毛泽东研究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它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研究旨趣与理论景观,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方法论的使用与更新之间存在着显性关联。以研究中所赖以支撑的方法论资源为切入点,可谓是把握海外毛泽东研究基本理论生态景观的便捷方式。一般而言,可以从方法论上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60年历史大致划分为“3个20年”:第一个20年主要聚焦于文献研究法,第二个20年侧重于比较研究法,第三个20年开始实现研究方法当代系列转型。当然,上述三阶段的划分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因为各个阶段之间并非是相互替代的排他性关系,后一个阶段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是对前一阶段的否定与替代,只不过是每个阶段有所侧重。也就是说,在每一个研究阶段中,在一种研究范式居于主导性地位的同时,仍然存在着其他研究范式。比如,第二阶段在比较研究法较为盛行的同时,文献研究法也仍然存在,哈佛费正清中心耗费巨大精力组织编辑、翻译了英文版《毛泽东集》便是显著例子。所以,上述三阶段的划分是在相对意义上展开的,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本文研究需要而使用的一种策略性考虑。

　　第一,文献研究法——包括对文献的收集、整理、翻译与解读,这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初始形态,这种研究方式奠定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走向与理论规范。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文献与文本始终是居于基础性地位,“史论结合”、“论出有据”乃中国古代以来一以遵循的研究路数,西方相关研究也不外如是。而我们之所以将文献研究法单列出来并将其视为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范式,主要是存在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海外毛泽东研究学科演化的基本历程与海外毛泽东研究者最初的“学科出身”,共同决定了文献研究法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初始形式。海外毛泽东研究作为一门学术研究领域,经历了系列分化与整合的历史过程。最初,海外毛泽东研究是作为“中国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以海外毛泽东研究最主要代表——美国毛泽东研究为例,美国的中国研究最初也仅仅是隶属于美国区域研究(亚洲研究或东亚研究)的组成部分。只是随着美国“丢失中国”(Lost of China)以后,以及共产主义阵营所形成的地缘政治压力之下,中国研究才开始从亚洲研究中心(从地域与文化传统上看)、俄罗斯研究中心(从意识形态上看)中独立出来。这一点从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窥见一斑,中国研究在哈佛学术研究体系中从最初的俄罗斯研究中心托管,到东亚研究中心,最后才演变为今天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随着中国研究的独立以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中国研究在“冷战”时代的核心主题便是关于革命领袖毛泽东的研究。也就是说,毛泽东研究在“冷战”历史背景下构成了中国研究的代名词。因此,为应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威胁”,必须要研究毛泽东,而研究毛泽东须臾不能离开对毛泽东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并且,早期海外毛泽东研究者的学科出身也决定了文献研究法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最初路径依赖。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学者大部分都是从早前“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队伍中分化出来的,而“中国研究”研究的前身就是“汉学”(Sinology)——重视对经典著作的收集、版本考证是其始终坚持的学术传统,这一点在转向毛泽东研究之后仍然得到了坚持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