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社会学不但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发现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的策略和路径。

　　有了问题和看法，还得有方法

　　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强调的是立场、观点、方法，重视问题导向。引进马克思主义，是要加深对中国的认识，解决中国的问题。所谓立场，体现价值论自觉，即站在谁的一边选择需要破解的问题。研究社会问题不是价值无涉的，而要明确着眼于一定群体、一定利益、一定目的。所谓观点，也就是看问题的角度。找到了问题，从哪个角度看会得出不同的认识、选择不同的解决方案。所以，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所谓方法，涉及具体的技术手段。问题有了，看法有了，最后怎么解决问题，还得靠方法。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必须掌握科学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了一条实事求是的道路。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方法，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策略。所谓实事求是，一方面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中国的成功实践，发现真理性、规律性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具体结论进行选择，使能够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部分得到坚持，而不适用于中国实际的得到扬弃。实事求是的态度，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同中国人民的实践相匹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融合、相互转化。几千年来，封建糟粕文化常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自从马克思主义进来后，我们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有了反抗、有了斗争，就干起了社会主义。这里，中国的“道理”生动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样的话语转化，明显借用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材料和话语形式，确保普通中国人都能听懂，都能知道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

　　把以上三点概括起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华民族历史选择主体性的体现。以此思路来看待今天建设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就不能满足于话语的简单堆积，也不能纠缠于特定理论却提不出可以自圆其说、让人听得明白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不仅需要具体的鲜活话语，而且需要贯穿话语的主轴，需要相应的学理支撑。否则，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即便形式上有了，也难免沦为世界社会学的边缘。

推动中国特色转向世界意义

　　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要有中国视野、中国地位、中国主题、中国思想和中国经验的支撑，才能实现中国特色向世界意义的转化。为此，需要认真考虑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建设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从哪里入手？

　　建设学科话语体系不能离开相关的理论，但局限在具体理论中，不考虑理论到底是拿来干什么用的，这样建成的话语体系的实际价值肯定是有限的。科学说到底，是拿来干活用的。就此而言，无论应用社会学还是理论社会学，着眼点都要放在方法上，而不只是某个学派的理论表述。

　　第二，建设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目标是什么？

　　打个比方，医学有中医和西医之别。西医不见得认同中医，但只要不拿西医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医，而以能否治病来衡量中医和西医，那中医是可以作为西医的平行体系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也应该是一个同西方相平行的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超越了传统西方经济学解释的范围。如果中国发展模式相对于西方来说构成了平行模式的话，那用于解释中国发展的中国社会学话语为什么不能成为平行于西方的体系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具有某种平行的特点。把这样的思路运用于社会学，是否意味着以中国视野来看待人类社会，提出平行的知识传统和认知内容是完全可行的？

　　第三，中国社会学特有研究主题何在？

　　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不能没有中国社会学研究主题。简单套用西方社会学研究主题，会造成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缺乏独立性、针对性。西方社会学自诞生起就确立了秩序和进步两大主题，由此导出的研究秩序是如何形成和维护的社会静力学，以及研究变迁是如何实现的社会动力学。现在可以考虑的是，在秩序和进步之外，人类社会是否存在第三种状态？相应地，在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之外，是否还存在第三种社会学？

　　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第三种状态是完全可能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势”，就是似静非静、似动非动和由静而动、由动而静的中间状态，类似于《易经》所讲“潜龙勿用”中的潜字。第三种状态来源于中国独特的思维方法。与西方思维习惯采用二分法不同，中国思维往往是三分法乃至多分法。

上世纪70年代，西方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毛泽东同志精辟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即超级大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鲜明的立论，服务于中国的外交战略，产生了巨大、持久的国际影响力。

　　如果我们将这种三分法引入社会学研究中，就会发现大量的现象、状态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由此形成的理论和概念，就能真正有助于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

　　第四，如何从中国式社会感悟发现学科思想材料？

　　中华民族是高度关注人际交往、社会关系的民族。对于社会生活的感悟，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比比皆是。今天的社会学研究者有没有慧眼从中去发现、挖掘思想材料呢？比如，西方符号互动理论中有情景定义概念，类似意思在中国成语中其实早已有之，那就叫“瓜田李下”。

　　中国历史文献中，存在海量的不以理论和概念形式存在的思想材料，就看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发现和发掘。仅仅按图索骥，比照西方概念，做牵强附会的攀比，实属无意义之举。倘若能面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现实难题，针对世界社会学理论思考的难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相应思想材料，积极提炼学科话语和运用方案，那它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就大了。

　　第五，如何从中国生活经验中提炼理论成果？

　　社会学来到中国后，严复译作“群学”。如此翻译，只是个人的理解和喜好吗？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了“差序格局”，涉及的其实就是“群”的概念。从出生群体到血缘群体，到邻里群体，到国家，最后到天下，中国人的世界以“群”的形式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研究单位制，也最终落到了“群”的概念。由此不得不让人联想，中国社会学与“群学”冥冥之中是否存在某种默契？

　　184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以来，传统纽带依然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接下来，有待中国社会学者突破的是，如何从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提炼出有说服力的解说及其理论化体系。

　　总之，借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为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打开全新的空间。当下，开发中国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正当其时。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