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的商品化产生物化意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而展开了对现代性或现代文明危机的批判。他们揭示了20世纪西方社会依然处于异化阴影的笼罩下，并且尝试论证产生异化的根源，进而期望找出摆脱现代人异化的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本主义价值取向。

 

　　卢卡奇在对抽象劳动的批判过程中提出了“物化”理论。他在未读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就从马克思前后思想脉络中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敏锐地捕捉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中的异化核心思想。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他以物化、阶级意识、总体性等范畴表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由此引发了西方哲学界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关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异化理论对解决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中显现的问题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与马克思一样，卢卡奇没有停留在对异化现象的简单批判层面，而是继续追问物化产生的原因。他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区分了“物的异化”和人的“自我异化”，认为商品经济把一切都变成物与物的关系，普遍的商品化产生了物化意识，即把商品结构中物的属性渗透到人的意识结构中，让人屈从于物。卢卡奇最终指出，资本主义发达的商品经济使商品化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商品交换中以物易物的关系完全掩盖和吞没了隐蔽在商品背后的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商品结构逐步积淀到人们的思想结构之中，这就导致了一个作为异己力量存在的商品世界与人相对立。同时人的活动也变成了服从商品交换原则的活动，人在这种活动中越来越远离自身。人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主体性维度和自身的完整性，经济领域的普遍商品化导致物化现象渗透到人的劳动和思想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卢卡奇打开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异化理论的大门，异化理论也由此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学理特征之一。

 

　　启蒙理性丧失形而上的价值维度

 

　　在随后的发展中，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卢卡奇等人的异化理论融入了20世纪的社会学、心理学中，进而展开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形成了具有激进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揭示并追问了“启蒙理性”异化的内在根源。他们所追问的是：启蒙理性的目的之一是消除神话，但在用知识代替想象和人自身的主体地位确立后，为何启蒙理性又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将人们带进了新的“野蛮状态”；为何启蒙理性又成为另一个神话，变成了统治人的工具。

 

　　带着上述问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运用异化理论对启蒙理性自身展开了批判。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在西方近代之初是一种广泛的普遍的理性，它以摆脱神话、追求真理为目的。但在随后的发展中，理性转变为工具理性，人们过于注重理性的实用性和工具性，从而使启蒙理性丧失了形而上的价值维度，丧失了批判的、反思的和否定的精神。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由此得出结论：“资产阶级哲学向来都错误地把精神看成为行为中统治和自我统治的工具。……异化的理性以机器的形式对社会发生作用，社会使固定化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工具的思想与自由的活生生的东西协调一致，使思想与作为它实在的主体的社会本身发生关系。”带有必然性的启蒙理性从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中，反过来作用于自身，这就是启蒙精神的内在矛盾。人们并没有对理性自身进行反思和批判，这就导致把理性推崇到信仰的位置，取代了原有的上帝，启蒙理性也就异化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工具化、实证化的思维定式不断加剧，在现实政治中成为集权主义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和内在根源。因而，在解决现代人异化的问题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必须对启蒙理性本身展开自我批判，通过否定的环节找回其形而上的价值维度。可以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深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开创了社会批判理论，为其异化理论打开了一个广阔空间。

 

　　“否定理性”与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阐发马克思劳动异化思想的过程中，一个重要视角是将其与黑格尔思想联系起来。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力量，马尔库塞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研究追溯到黑格尔哲学中。他借用黑格尔“肯定理性”和“否定理性”概念展开了对启蒙理性异化的批判。在马尔库塞看来，畸形的社会劳动组织方式才是导致启蒙理性异化的根本原因，在哲学上的表达就是“否定理性被肯定理性所取代”。与自由相连的启蒙理性实质上是“否定理性”，它否定了一切神学权威，人才真正屹立于宇宙的中心。然而当西方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时，启蒙理性却异化为肯定与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它丧失了“否定的”本质。也就是说，理性自身失去了真理性，从而与实证主义结合，最终堕落为集权主义的工具。

 

　　如果说马尔库塞是把马克思异化理论向前追溯的话，那么哈贝马斯则是以异化理论为基本，分析论证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被技术理性所奴役及如何通过交往行为摆脱被技术理性异化的困境。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理性走向异化不是人们价值选择的结果，而是由劳动活动的“合理化”使交往行为趋向“不合理化”的结果，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描述为：“主体—主体”的关系实际上被降格为“主体—客体”的关系。哈贝马斯指出，劳动代表了社会生产力，劳动活动是具有一定价值目标的理性活动，在此基础上，交往行为是指主体间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并由此保持社会的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续发展中，科技的腾飞使劳动更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从而人与人的关系降格为物与物的关系，最终导致了人的全面异化，屈从于技术社会的统治。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它开创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反思现代文明危机和人类生存困境具有一定的贡献。在现代社会，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多元化的价值冲突，各种思潮激荡、碰撞。一些人不能阻挡各种虚无主义侵蚀，在面对价值取舍时迷失了价值观，跌入商品拜物教的泥潭，常常处于沉沦的生存状态中。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异化问题的批判与追问，依然是揭示和解决现代人生存困境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