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

 

　　从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需要。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这就需要对当时西方的社会思潮情况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徐崇温先生在其学术自传中提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央领导同志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一份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材料。——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搞了一份六千字的材料”上报中央。可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单是学者个人兴趣所在，更是适应精神文明领域贯彻对外开放方针的需要。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改革开放后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思苏联传统教科书体系，并在理论上进行创新，以适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正是这种反思，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探讨。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义阐释，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研究，对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必须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既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又具有明确的反思和批判意识。因此，他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不是简单地接受，简单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等量齐观，而是将其作为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必须认真研究和参考的重要思想资源，并始终以反思和批判的态度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批判地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结合起来。

 

　　在对马克思思想文本进行重新解读的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思想体系之中一些没有给予充分注意的问题也呈现出来，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东方社会理论、人类学研究等。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已经逐步摆脱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束缚，形成了对马克思思想的多种不同的解释路向，如人学、人本主义、发展哲学、社会哲学、实践哲学、实践本体论、交往哲学、生存哲学、文化哲学等。这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基本格局。也正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出客观的解读。

 

　　因此，我们看到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思想研究互动的格局。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方面，“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不仅是一个个口号，更成为实际的行动，并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题的过程中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课程已经在各大哲学系展开，出版了一系列相关教材的同时，以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为基础，学界开始重译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和新著。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现代西方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就进一步强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解答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积极意义，也带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英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等逐渐成为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门领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在利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分析中国问题的同时，始终坚守以马克思思想文本解读为坐标的立场，在批判地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形成了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中国阐释，从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摆脱了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束缚，实现了根本性的变革。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

 

　　综观这一理论创新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研究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是同步展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科学解读马克思思想文本、反思与批判苏联教科书体系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对马克思文本的深度解读又使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能够理性地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并通过直面中国现实问题，实现了创造性的转换，开创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局面。深入分析这一过程中文本、思想与现实的关系，无论是对于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还是对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包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要立足于对马克思思想文本的精准理解和把握，更要直面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以理论去理解和阐释当代中国的现实，并为现实问题的解答提出理论路径。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机部分，必须保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的互动。目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过于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个人的思想研究，少有结合这些思想家面对的现实问题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定位来展开研究。其结果就是为了研究而研究，造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碎片化、新奇化。这种倾向不但无法真正理解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精髓，更缺乏基本的价值判断，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丧失了其应有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第三，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必须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但必须注意到，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有差别的。尽管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面对的西方现实问题与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之间仍具有相似性，但差别已经体现出来了。一方面，日益深入的全球化已使部分现代西方社会问题全球化，成为全人类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其取得的成就，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并使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呈现出独特的中国特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简单地套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来看待中国问题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立足于中国发展带来的全球性转变，才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新的人类文明类型建构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