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原创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全新特征、人类物质文明发展依据的新体制和“并联式”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依据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赋予了自身“共同富裕”的特征，也赋予了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全新的特征。
首先，明确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2]，“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其次，凸显了共同富裕目标的人民属性。“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4]；“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5]。习近平进一步概括强调，“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6]，“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7]。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史上重大的体制创新。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学理论发展史，我们看到，人类发展物质文明的办法到近代主要发展成了“市场”和“计划”两大类，相对应的体制机制也只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大类。只是在中国才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主要内容在今天大体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在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推动了中国物质财富的“大爆发”，解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今天，又正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这是一套融合人类推进物质文明发展所有智慧、能够有效推进人类物质文明大发展的崭新体制。
“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8] 中国式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是对人类物质文明发展路径的重大创新。一是打破了西方现代化单一模式的定论。西方现代化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依次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形成了“串联式”发展模式。而中国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模式。二是在许多方面超越了西方“串联式”现代化。在推进速度上，中国式现代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西方“串联式”现代化需要二三百年才能取得的成就；在发展任务完成程度上，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任务是按阶段完成的，往往上一个阶段完成的任务，下一个阶段有可能又成为不足；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并联式”推进则在同时期把多方面目标都兼顾了，整体的推进保证了更好的完整性。三是为我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创造了机会。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当前的信息技术、数字经济浪潮并行，这为我国突破西方技术垄断，发挥全产业链优势，实现传统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对接提供了机遇。
我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特征的政治制度，创新了推进人类现代化的领导模式、创造了推进人类现代化的制度、创立了全过程民主，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创新成果。
人类历史中，中国式现代化之前的现代化，大多是由遵循资本逻辑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现代化，往往充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中国式现代化则始终由“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利益”[9] 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人类现代化全新的领导模式。
一方面，这种领导模式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根本性质；另一方面，这种领导模式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这种领导模式下的现代化才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不断从人民那里获得现代化进程中最深厚的力量；才能从建国初期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提出“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始终立足中国国情，从人民实际需要出发，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现代化建设目标。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10]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区别于别的国家和地区的“民主”，中国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是党领导人民所作的伟大创造，是推进人类现代化的全新制度。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发展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实现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11] 在民主集中制下，各级国家机关服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合理分工、密切协作，实现了人民民主和决策效率的双重目标。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确保国家政治权力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有效形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涵盖不同民族、行业、阶层，代表的选举程序，都要听取人民意见、接受人民监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最大程度团结全国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制度。这一独特创造既能避免一党执政缺乏监督的问题，又能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将各种意见和建议反映到中央，推动决策的民主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面对我国多民族现状的创造性制度安排。在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前提下，赋予民族自治地区一定的自治权。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对人民实行民主管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创新。包括农村村级、城市社区、企事业单位等层级，是使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重要制度载体。
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程序民主”“选举民主”，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创新。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人民”的重要性。着眼于让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保障人民群众平等、合理、有效地享有各项权利，共享民主政治成果。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民主”不是形式上的民主，而是真正让人民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是实质性的民主。第三，“全过程”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突出特征。“全过程”意味着人民民主的实现不是在某个领域实现，也不是针对少数人实现，而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覆盖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与监督等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全部环节，贯穿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乡镇级，全面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各项民主权利。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坚持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坚持交流互鉴的文明观，实现了对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在理论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基本内容，其中物质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物质文明的发展为精神文明的实现提供物质条件和现实基础。这就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实现物质文明的充分发展，还根据精神文明自身的发展规律来构建人类的精神世界，而不仅仅将其作为物质文明的附属。在实践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不仅要建设物质富足的现代化，也要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为人民创造更好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不断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做出努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人民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思想道德修养和素质不断提升，为人民共同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无论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理论、社会主义性质还是领导力量看，中国式现代化都必然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新人的精神文明发展。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追寻人类自身解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全部的方法和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实践结合的伟大创造；最终目标一定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指导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也必然坚持推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它必然坚持推进实现包括精神文明发展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使人类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2]。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异化人的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不同，必然坚持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破除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藩篱，为人民获得自由和解放而奋斗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为更进一步实现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新时代，又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目标。这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现代化，也必然是坚持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
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创新还表现在其对“交流互鉴”文明观的坚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3]，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首先，坚持“交流互鉴”的文明观，认同不同文明的平等性。“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14]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世界不同文明虽各有差异，但都有着自身的生长土壤，都凝聚着各自种族的精神价值。
其次，主张世界文明共同发展进步。中华文明正是在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无论是在古代通过丝绸之路与西方各国实现商业、技术、医学、宗教等的交流，还是在当代通过“一带一路”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对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历久弥新都至关重要。文明的交流互鉴是影响世界文明兴衰的重要因素，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因而，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坚持文明交流互鉴，让它发挥维护世界和平的桥梁作用，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足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创造了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提出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创造了一个包括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是一个不同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上其他公共服务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体系。
第一，我国的公共服务体系具有独特的普惠性特征。这个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基于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充分体现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愿望的回应，建成的规模是世界最大的。而且，这个公共服务体系，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还在不断提高覆盖率。
第二，坚持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发展方向。这个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坚持大扶贫格局，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实施区域扶贫协作；不断提升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平性，缩小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边远地区群众倾斜，不断提升这些地区的公共服务建设水平。这些都体现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
第三，具有发展性特征。这个国家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在包含内容和实现机制两方面创新发展。在包含内容方面，我国在《国家“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中将公共服务分为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两类，具体包含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和多层次多样化生活服务三种，不仅保障人民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还为人民更高层次需求的实现提供支持，适应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丰富社会公共服务的内容。在实现机制方面，我国不断优化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并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进行公共服务体系的创新，让人民群众在数字化时代享受到更为便捷、高效的社会公共服务。
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是通过多领域、多层次的方式，引入多元主体打造出来的。这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能够有效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保卫人类社会文明。
第一，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治理主体不是单一的政府，而是由党委、政府、市场、社会等构成的多元主体。这些主体在党组织领导下，协同共进，以网格化管理和服务等方式，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细化服务。
第二，采用多种手段保障人民安全和社会和谐。首先，建好以法律法规为依托的社会治理安全屏障。通过健全法律制度体系，引导人民运用法律手段表达合理诉求，依法打击各类敌对分子，维护人民基本权益和生命安全，保障社会治理体系平稳运行。其次，创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通过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再次，通过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就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做出有效反应，最大程度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最后，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智慧化社会治理。通过推行提升社会的数字化水平，逐渐完善社会信息资源共享制度，建立健全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和预防机制，提高社会治理体系的高效运转。
面对当今全球治理出现的新变化和新挑战，习近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提出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思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世界各国都是平等的，小国弱国在国际事务中一样具有话语权，强调了新型国际秩序的多边主义思路。这是一个与强调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旧秩序截然不同的思路。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实现人类共同发展提供了新方案。当前，地缘政治危机、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涌现，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推动世界各国达成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形成了实现共同发展的新方案。
第三，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者，更是践行者。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突出体现为坚持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15] 中国所走道路与西方掠夺式、依附式现代化道路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式现代化承继崇尚和平的中华民族传统，始终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在实践中探索出的人类生态文明发展的创新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标定了人类生态文明的新目标。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的关系；人类依赖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才能得以生存；人改造自然界必须以顺应自然规律为前提，如果人类肆意妄为，最终必然会自食恶果；等等。中国式现代化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出发，认为人类只有与自然界和谐共生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认识上奠定了生态文明必须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的需要为目的的理论基础。
其次，“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16]。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人民健康的基础，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符合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另一方面，自然的危机归根到底是人的危机，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就必须解决好生态问题。良好的生存环境是人民的需要，生态红利是人类共同的福祉。保护自然，把握规律与自然和谐共存符合人民根本利益，是对发展为了人民思想的遵循。中国式现代化在满足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践中，确立了生态文明发展的目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态的需要。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想的超越，提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辩证统一的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走出了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
这首先是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路径。西方国家在生态文明发展方面往往只看到了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短期的对立，而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则坚持了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在长期和本质上的统一。它既认识到生态环境本身具有经济价值，通过发展生态产业可以将生态利益转化为经济利益；也认识到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开展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前提，“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因此，在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在短期内发生冲突时，往往会综合协调平衡，选择具有长远意义的生态利益。
这也是一条符合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效融通的路径。西方国家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将自然视为人生存的商品性资源，看不到生态环境对人类发展的深层次影响。“两山理论”则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也就秉持生态为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的原则，紧盯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高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坚持了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还在于创造了一个能够为人类生态文明发展提供有效保障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这个体系推动了我国的生态治理，而且已经并且将为人类生态文明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撑。
2015年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17]。在党的领导下，我国逐渐搭建起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这个体系的建立，使得我国的生态治理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通过优化国土空间规划，实现了对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开发和保护；通过完善生态环境监管制度，构筑起生态保护的制度屏障；通过合理设定资源消耗红线，建立预警机制，守住了资源环境生态红线；……。
这个体系不仅通过为我国推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支撑保证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推进，也为建设人类生态文明发展的制度提供了中国样本。第一，为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以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如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良好循环机制的范例。第二，为如何将社会力量、市场力量有序引入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系列可参照的案例。第三，为更好运用科技手段突破生态领域的难题，走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整套成功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的这些开原创性贡献，不仅已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发展，而且还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焕发出更大的伟力，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