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的变化意味着全球治理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这突出表现为全球治理体系主要行为体的力量对比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愈发高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基于此，本文认为时代背景变化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研究关键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是什么？这一时代背景的变化给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带来了怎样的挑战？面对挑战，全球治理体系将以什么方式并朝何种方向发展？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中国的角色和作用如何发挥，进而实现最有效的全球治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关乎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同时也关乎其它国家对中国未来在全球治理体系角色中的定位，因而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从对立冲突到对立统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分析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全球经济格局、权力格局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层叠交错的“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对全球秩序的调整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些“鲜明现象概括起来就是新冷战趋势”与新世界秩序。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仅与时代背景和世界秩序密切相关，而且要在后一个框架中实现，因此研究首先要缜密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怎么变、往哪里变？变的动力是什么？这是我们在时代背景变化下思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必须要弄清楚的问题。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学术内涵，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百年”是“既虚又实，虚实结合，既表明当下我们正在经历数百年未有之变局，也暗合中华民族正经历‘百年屈辱’后的伟大复兴”；有学者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表现为“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格局‘东升西降’、主要大国力量对比‘南升北降’”。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我们可以从时代的变迁与空间的变化两条主线来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及其表现。第一，从时代的变迁来看，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上，第四次工业革命以量子信息通讯技术、网络空间虚拟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集群优势，实现了数字空间、物理空间和生物空间的深度融合，使人类进入数字智能化时代，不仅极大改变了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全球的经济格局、贸易格局、科学技术格局、工业格局，进而推动世界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第二，从空间的变化来看，其关键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所导致的国际权力格局的调整。自西方治理以来，没有人能预见到人类会“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力量重新布局、权力重新分配的时代。一批新兴力量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数百年来大国如狼似虎，小国如蝼蚁的强权政治逻辑”，非西方国家第一次拥有了影响乃至决定国际格局基本走向的力量。其中，中国的快速崛起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的相对衰落形成了鲜明反差，导致整个西方世界被替代的危机感骤升。可以说，这两大变量是引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而且最终都表现为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所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表现为国际权力格局变化下的国际旧秩序与新秩序的博弈。由此，我们就抓住了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趋势的最主要变量。基于此，本文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沿着以下两条主线发展。
一方面，从北约东扩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制这条主线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随着双方的博弈充满更多的不稳定性。北约作为冷战时期的产物，不仅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亡，而且与俄罗斯之间的对抗从未间断。冷战结束后，北约为确保俄罗斯沿着其设定的欧洲安全路线发展，对俄罗斯采取了“合作与对抗兼容、协商与遏制并举的复合式”方针，既强调与俄罗斯的对话与合作，又强力推进北约东扩，以形成对俄罗斯的威慑和压制态势。北约的持续东扩，尤其是北约重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既定方针后，地缘政治空间被极度挤压的俄罗斯不安全感骤升，最终导致乌克兰危机爆发。危机爆发后，北约将俄罗斯视为欧洲——大西洋安全框架的最大威胁，并通过政治隔离、外交孤立、经济封锁、金融制裁、资产冻结、能源替代等一系列手段削弱俄罗斯的力量，并退出《中导条约》以加强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对此，俄罗斯也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双方你来我往的对抗行动模式及其所衍生的诸如能源问题、安全问题、粮食问题等连带效应，不仅进一步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而且将随着欧洲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美国主导的国际旧秩序的崩坏和新秩序的形成，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充满更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与遏制这条主线来看，新冷战趋势下中美间的对立冲突将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常态。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以来，并没有按照美国设定的发展路线和模式前进，反而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快速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从而被美国视为最大的威胁。自小布什政府提出的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以来，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遏制是美国一贯的政治原则。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洲”战略标志着美国战略重点向中国的转移，实质上是以小步走的方式遏制中国。特朗普上台后，宣布放弃长期对华接触政策，对中国采取了政治隔离、贸易制裁、金融脱钩、投资审查、技术封锁、外交抵制等一系列打压手段，导致双方关系降至历史冰点。拜登执政后，在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基础上，将中国视为“首要关注的最大挑战”，以各式各样的同盟加速推进亚洲军事化进程，以阻碍中国的国家统一。对此，中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以致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双方的对立冲突使世界正朝着新冷战的趋势发展。伴随双方力量的持续调整与实力差距的逐渐缩小，美国越来越无力维持其单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一个没有超级强权而只有大国和区域型强国的权力、财富和文化权威更为分散的多元多维多极的国际新秩序正在形成。所以，美国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政策将长期持续，由此引发的双方对立冲突必然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常态。
基于以上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与两条主线的未来走向紧密相关。无论是从北约东扩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制这条主线来看，还是从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与遏制这条主线来看，皆表明美国单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正在迅速瓦解。在新旧国际秩序的转型期，大国关于国际新秩序的图景往往彼此冲突，在核心关切上分歧明显、对抗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政治强势回归，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所以，无论是从短期来看，还是从长期来看，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发达国家将会“趋向于采取更为保守主义的立场和政策”，防范、压制、削弱俄罗斯和中国的既定方针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不仅将继续沿着地缘政治的方向及其安全逻辑牵制俄罗斯和中国，而且所涉及的议题、领域及其采用的方式还会更加多样化，但也会就国际事务展开对话并在某些领域加强合作。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长期处于对立冲突国际秩序下的无政府状态，这将严重弱化全球治理体系参与主体的合作共识并大大降低其治理效能。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着共同的安全威胁，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全人类面临的最重大挑战，迫切需要全球强化“合作型安全文化共识”，从而以集体性行动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然而，有效的全球治理是建立在对立统一的国际秩序基础上的。显然，对立统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所在。
二、从“美退中进”到“美进中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挑战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西方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了解决“人类整体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塑造维护人类整体利益与秩序的规则、机制，以达到促进人类整体进步与发展的价值目标”，全球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了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但美国在战略收缩过程中逐渐抽离曾经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而快速崛起的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展示了自己的意愿、实力和能力”并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拜登政府已经开始重返全球治理体系并准备再度扮演领导角色，借此捍卫美国制定的全球治理制度与规则。由此，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共“进”不仅有所重叠，而且双方围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所进行的对外战略调整和新的较量正在展开，“美国会通过按议题和领域建立分门别类的联盟这种方式来压制中国”，从而使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面临着多重挑战。
首先，全球治理体系“中西对立”的“陷阱”。二战后，各国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了众多多边全球治理组织，并将其治理理念、治理价值、治理方案嵌入其中，逐步形成了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随着时代背景变化下国际权力格局的调整，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格局不仅没有反映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现实，而且治理规则、治理理念严重滞后，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从部分全球治理机制中的抽离，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越发突显出无能为力的治理困境”。基于此，快速崛起的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治理理念、治理价值、治理方式和治理方案，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影响力和感召力有了较大的提升。尽管中国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但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仍然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多边秩序，尤其是拜登政府准备重新确立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并重点与中国争夺主导权。尽管中国多次表明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取代美国在现行全球治理体中的主导地位，但美国始终对中国缺乏战略互信。所以我们看到，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在治理理念、价值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方案以及变革方向等方面，存在“中国之治”与“西方之治”两种叙事模式和话语体系相对立的局面，进而构成了中美乃至中西之间难以绕过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双方围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仅难以展开有效沟通对话，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缓慢或陷入难以调和的僵局，而且越来越多的战略家担忧，全球治理体系将陷入“中西对立”的陷阱，甚至彻底裂解为“半球化”的排他性全球治理体系。所以，中美之间的持续竞争甚至对抗所面临的“中西对立”的陷阱，对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其次，全球治理体系权威性与合法性的双重缺失。全球治理体系作为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共同治理全球性问题的一种制度机制，权威性与合法性是保障其治理效能进而实现有效治理的前提。这取决于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大国是否合作以及如何合作。所以，全球治理体系是否有效，“往往取决于主要大国在核心观念上能否达成和保持一致、默契或必要的妥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秩序的无政府状态中，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合作意愿衰减。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公共安全问题治理的失败，既没有一个权威的大国，也没有一个权威的多边国际组织统一协调、统一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同时也缺乏一个促进国际社会发展进步的权威制度，充分暴露了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权威性与合法性的双重缺失这一极为严重的问题。虽然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系变革，并扮演了有限的领导角色，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无法接受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更不会轻易放弃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霸权，所以将中国视为另起炉灶的挑战者，导致双方难以就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展开有效合作。正如美国学者雷勒·伯曼（Rainer Baumann）所认为的那样，美国极力反对与其国家利益相悖的治理形式，从而成为制约和阻碍全球治理体系发展的重要力量。尽管一直以来联合国被视为全球公共事务治理的权威，在应对全球重大挑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这是建立在大国协调合作基础上的。当前，联合国在全球许多重大政治和安全问题上越发突显出“无能为力”窘境，尤其是美国经常无视国际法并绕开联合国采取单边主义行径，导致其权威和治理效能在大国博弈与缺乏认可的非法治理中大打折扣，从而使其饱受诟病。所以，增强全球治理体系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既是其变革的方向，也是其变革的一大挑战。
最后，全球治理体系主要行为体间价值共识的缺失。价值共识是全球治理体系主要行为体进行合作的“事先”理由，是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桥梁和纽带”。多元主义认为价值共识作为共同体成员“谈判的共同语言”，不仅使成员拥有通过集体合作来推进的共同利益，也降低了他们在“‘世界应当如何秩序化’这一问题上产生冲突的程度”。但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共“进”，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话语权和主动权的竞争，尤其是美国为继续捍卫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不遗余力地打压中国，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初具雏形的合作型安全文化价值共识正退向“冲突型安全文化”。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最需要大国合作的全球性挑战，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完全可以通过合作实现各方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既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也有助于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然而，美国基于国家利益优先的价值理念消极抗疫，并“从大国博弈的视角看待中国参与全球疫情治理和公共卫生外交”，始终将疫情政治武器化，因而备受国际社会期待的合作未能实现，从而使全球持续处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之中。此外，从当前的俄乌冲突来看，这一冲突本可避免，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自身利益非但不想平息冲突，反而进一步“拱火浇油”，并多次以中国拒绝制裁俄罗斯为由攻击中国。可见，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与俄乌冲突治理的合作困境，不仅充分暴露了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主要行为体间价值共识的缺失，而且严重破坏了中美两国携手合作解决国际事务的愿景与实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迟缓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整体进程。
在明确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后，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时代背景下，尤其是中美双方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全球治理体系的大格局怎样变、往哪里变？是否会重回霸权进而出现两极对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如果不会出现两极对立，全球治理体系将以什么方式或形态向前发展？对此，本文认为全球治理体系大格局的变化方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所面临挑战的解决程度，即大国是否合作以及如何合作。因而，一个有效的、正当的和在道义上更为有抱负的全球治理体系，必然是建立在良好的大国协调基础上的合作共治，“只有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才能有效地解决诸多全球性问题”。然而，一个建立在多元主义基础上的、拥有调整国际行为的能力、可以提供稳定的制度框架、具有协商的共同语言和权威性且能够以一整套正式规则对强权国家的霸权与野心进行有效限制的全球治理体系，既不符合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特殊利益，也不利于美国施行霸权。这样一来，良好的大国协调与合作便难以实现，从而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当前，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共“进”使双方的战略重心有所重合，双方围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展开新的较量。因而越来越多的战略家担忧全球治理体系将重回霸权进而形成两极对立、“半球之治”的治理格局。对此，笔者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力量正快速崛起，美国的整体实力逐渐衰落，多元多极多维的“深层多元主义”已经成为世界格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任何单一国家主导的霸权体系都不会复现，任何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各自盟友构成的两极对抗体系也不会再现”。尽管在较长的时期内，美国的硬实力仍然具有相对优势，但美国以霸权单方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随着其整体实力的逐渐衰落而终结。因此说，两极对立、“半球之治”的治理格局并不会成型，具体原因如下：
其一，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而言，主要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这离不开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尽管当前中美双方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分歧明显，合作意愿降低，但这一根本目的和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决定了中国既不会寻求与美国对抗，也不会试图取代美国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更不会同他国建立任何形式的同盟。同时，中国在保持“进”的总趋势中，为避免发生战略误判，始终同美国展开对话协商，这种“进”实则是“进中有退”和“退中有进”的统一。因此，两极对立、“半球之治”的治理格局无法形成。
其二，从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期待来看，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本质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单级霸权治理，其根本目的是“以‘治理之名’行‘统治之实’”。这种单级霸权治理模式既缺乏合法性和有效性，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以致其越来越不被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所接受。当前，中美围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展开的较量，不仅使部分主体产生了选边站队的忧虑，而且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也无法忍受两级对抗下的主导性政治，更不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这表明两级对抗、“半球之治”也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总之，虽然大国战略竞争致使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受阻，但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扩散、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依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球性与跨国性显著增强。所以，国际社会依然对全球治理体系充满期待。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治理体系将更多地以区域性治理体系为主，“会在全球、区域、领域分别展开，呈现分层分块治理的发展趋向”，同时在多方力量的博弈中艰难行进。
三、从“中西对立”到合作共赢：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参与
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客观上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然而，伴随双方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和由此引发的战略竞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缓慢并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实际上，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使双方具有“高度的一体化和相互依赖”的特点。因此，“中西对立”并不是双方发展的唯一选择，“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共赢才是实现双方共同利益的最佳选择，也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这样一来，中国的战略选择和角色定位无疑对双方关系发展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更具塑造力，而且国际社会对此也充满了期待。
首先，理性面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在中美共“进”中实现合作共赢。当前，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仍然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唯一所能依赖的体系，因而依然被国际社会寄予厚望。这意味着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必然要建立在符合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所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诸多缺陷的修正。这是因为不仅“维持现有体系所需要的条件比创建它们时低”，而且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发展符合各方共同利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采取反体制立场”。因此，依靠并变革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是国际社会的最佳选择。这样一来，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仅要理性地面对美国主导下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更要将中国的治理理念、治理价值、治理方式、治理方案等智识资源合理地嵌入其中。尽管中美双方围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存在竞争和分歧，有些分歧短期内还难以解决，但双方仍存在深厚的合作基础，而且彼此也都认识到合作共赢才能创造美好未来，反之，只能给世界带来灾难。所以，中国从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维护者的角色出发，主张中美双方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并通过议程性、选择性的合作形式，就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国际安全、全球经贸等全球性问题和各自关心的问题的治理上保持对话与协调，进一步深化在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和双边层面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寻求双方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形成彼此认同的合作模式，从而“营造更全面的合作机遇，开辟更广阔的共赢空间”。正如习近平所言：“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样，就可以在避免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出现较大震荡的情况下，以合作的方式实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整体立新不破旧和局部破旧立新。
其次，理性看待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治理机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治理机制的创新、改革与完善。尽管美国主导下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越来越不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其内含的一些全球治理机制在过去几十年国际事务的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所以，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我们要理性地看待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治理机制，不仅要看到这些机制在哪些方面需要改革和完善，也要看到在哪些方面需要予以维护和建设。实际上，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改革与完善所关涉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国际社会成员是否有意愿提供以及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虽然美国极力反对可能对其霸权带来任何削弱的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但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认为，美国的霸权源于其持续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二者是共生的关系。由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方面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美国也不例外，因而只能依赖国际合作。对此，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Nye）指出：“在美国单方面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的领域，美国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这表明，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改革与完善，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所以，中国在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元主体强化既有双边和多边机制性合作的基础上，不仅以“金砖+”合作模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方式实现了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而且坚决维护联合国和WTO的权威性，始终致力于以《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的制度规则协调各行为体间的利益关系，坚定不移做全球治理机制公正合理的推动者、实践者，坚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只有保障全球治理机制的公平正义，才能有效增强国际社会成员的供给意愿，进而形成有效的双边和多边治理机制，从而在和平合作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再次，重建中美双方的价值共识，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是行动的先导，也是我们“理解冲突本质和合作可能性的根本”。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及其变革的实现归根结底需要大国间具有实质性的集体目标，并通过集体性行动来实施这些目标，从而在形成价值共识的基础上达成大国合作与互信。尽管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止是中美关系，但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资金、人才、技术的调配以及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上相对优势明显，双方能否形成价值共识并展开有效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所以，中国作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过程中，始终立足于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与全球整体利益，致力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在敏感问题上展开沟通对话，妥善管控双方分歧，并就全球性问题和区域热点问题治理的优先级、责任分担、方案、目标等方面同美国加强协调与合作。同时，中国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和合作共赢原则，坚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认为中美双方不仅在推动构建全球“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负有重大责任，而且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稳定上负有历史使命。尽管双方在部分领域存在分歧和竞争，但中国坚决反对大搞集团政治、阵营对抗和极限施压的冷战思维，因为这样只会弱化双方已有的价值共识并给世界带来灾难。所以，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维护共同利益中求同存异，推动全球性问题妥善解决，实现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现实的选择，而且美国实力的衰落也使其认识到必须在某些领域同中国加强合作，从而维护自身利益并稳定既有国际秩序。这既是重建双方价值共识进而实现有效治理的前提，也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必由之路。
最后，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形成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合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庭的事，单靠中国的力量远远不够。由于美国重返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目的是维系霸权，所以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美国在气候变化、疫情治理以及全球化等问题上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参与；另一方面，美国又极力抵制任何违反其国家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从而成为阻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要力量。实际上，虽然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寻求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但也不可能被美国所主导，进而损害自身的发展权益。因而，双方需要“共同寻求如何容纳彼此”，正如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Hugh White）所认为的那样，美国与中国共同分享权力将是一种双赢选择。所以，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应当建立在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基于此，中国致力于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真正践行多边主义，坚决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稳步推进全球治理多边机构改革并切实反应国际格局的变化，“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共同参与国际事务，共同书写国际规则”，共同建设国际体系，共享全球化发展成果，特别是要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最大限度地保障各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进而在增进共同利益中有效降低各国负外部性政策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阻力，“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从而实现各方的互利共赢。
总之，中美两国作为世界性大国和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体，双方关系的发展已经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深度关联并决定其变革的方向。尽管双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还将长期存在，由此引发的战略竞争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但双方在全球治理中的共同利益与所肩负的责任使命决定了实现不冲突不对抗和在合作共赢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各自的最佳选择。否则，将是世界难以承受的灾难。如果中美双方求同存异并加强协调合作，就将建成一个稳定且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不仅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
四、结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加速了国际旧秩序的瓦解，在新旧国际秩序的交替期，权力政治强势回归，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尤其是美国为维护其世界霸权准备再度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从而成为制约和阻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最大力量。而日益崛起的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已经由全球治理体系的参与者转变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者和改革者。角色的变化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不仅客观上要求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决定了中国不会与美国争夺霸权，但为维护自身合理权益会坚决反对霸权，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我国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要加快补齐国内治理的短板，降低国内对抗式制度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能力与实力；又要始终“坚持胸怀天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始终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原则处理大国关系，加强同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协调与合作，从而凝聚双方价值共识，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尽管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对美国的霸权有所制约，但仍然是美国以最小代价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而且一个稳定且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也离不开大国的协调与合作。因此，随着国际新秩序的确立，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终将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