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飞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具体运用，而且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重大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是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必须透彻领悟。围绕这一思想精髓，从时代主题、历史规律、世界之问、中国之答和思维特色等方面进行世界观方法论创新逻辑的阐发很有必要。在21世纪的特殊历史风云中，把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凝练为新时代治党治国的核心理念，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解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方法论的密钥。
一、以引领时代的大历史观拓展唯物史观，坚定历史自信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根本任务是把握规律、引领时代。“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坚持和创新唯物史观，是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基本功。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中国和世界日益交融、世界进入整体性动荡变革期的复杂形势，习近平多次提出，要从“大历史观”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强调要以“大历史观”看待历史、总结经验，特别是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强调要以“大历史观”观察处于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努力回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强调要以“大历史观”认识和把握党在新时代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所谓“大历史观”，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观察把握历史规律，对马克思主义以“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历史演进从质和量上进行拓展，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上形成的战略眼界。它是我们认识和处理当前各种矛盾的大思路，是我们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定力源泉。这是对唯物史观整体性阐发和把握上的突破。
1.从大历史观出发对唯物史观进行精准把握，打牢党的哲学基础
进入21世纪，顺世界潮流和逆世界潮流的较量相互交织，世界向何处去的困惑日增。在世界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西方自由个人主义，彰显自我中心的“去中心化”，固守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零和博弈”，神化资本及其制度架构的“历史终结论”，更是笼罩在人类前途命运上的重重迷雾。驱散迷雾，拨云见日，需要端起历史的望远镜，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众所周知，唯物史观透过人类社会的利益纷争、观念碰撞和动机冲突等主观性表象，把充斥偶然性的历史活动奠立在客观必然性基础上，从而为科学认识历史提供了理论支撑。
但是，否定历史活动的客观性和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在今天突出表现为把历史唯物主义主观化的倾向。把生产力解释为人的精神创造力，把生产关系解释为选择性交往方式，把历史发展解释为“利益博弈论”，把认识活动解释为“主体构建论”等，故而公开将历史唯物主义改称“历史唯人主义”的一类杂音不断。这固然是意识形态斗争在今天依然尖锐复杂的表现，但其能够成气候、有市场，自由个人主义哲学是根源。在今天，单纯强调唯物史观某一基本原理已经难有成效，而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其精神实质，这就是大历史观的哲学视野。
客观目的、感性活动、人民主体是支撑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三大范畴，而这三大范畴都只有着眼于大历史观才有可能确认。
第一，历史活动离不开人的动机，而动机属于主观性领域似乎不言而喻，但是，这只是从个人的随意性表象上看问题。稍微深入思考，就会发现有些动机是偶发的，而有些动机则是必然的；有些动机纯属个人意愿，而有些动机则是人所共有；有些动机转瞬即逝，而有些动机则经久不息；如此等等。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历史活动的动机，“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这种历史动机证明了客观目的的存在，证明了目的性并非主观性的一统天下。毫无疑问，要捕捉到能够使广大人民持久行动起来并开创新历史的客观目的，必须具有突破个人狭隘眼界的“大历史观”，这就是“整个民族”“持久变迁”。
第二，尽管衣食住行为人所必需是常识，但其历史观价值却长期被遮蔽，只有“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但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实却长期进不了历史观的视野？除了统治阶级蓄意夸大精神的作用外，从思想认识上看，是因为似乎只有思想观念才有不断更新的“历史”，而吃喝住穿等不过是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没有“故事”和历史。的确，囿于局部的、经验的、直观的视野，历史当然就是帝王将相史、才子佳人史，当然就是人性善恶、今生来世的道德史、宗教史。只有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中，才有生产力的质变，如新旧石器、青铜器、铁器、手推磨、蒸汽机等生产工具的区分；才有生产关系的历史更替，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社会形态。唯物史观就是在这种历史视野中形成的，列宁将其概括为“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他认为，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创新，必须抓住“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这一关键。然而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形态都不是直观的结果，没有辩证综合的大历史观是断然无法理解的。
第三，对于历史局限于直观的、经验的以至现象层面的观察，源自抽象个人的主体观。孤立的、抽象的个人是历史活动无需论证的主体，是唯心主义意识形态制造的历史观虚假前提。因此，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特别强调：“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抽象的个人和现实的人是两种对立的历史主体观。抽象的个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资本的运行把人抽象化为剩余价值生产的载体，因而成为“物化”的个人。这种“抽象的个人”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而且被虚构为全部人类社会的历史主体，以证明资本主义不可超越。实际上，原始社会的人类历史活动主体是氏族，而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最重要历史主体是阶级，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个人在内。那种原子式的独立个体外衣，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包装后的假象，其实质是资本的人格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与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相一致，人类历史活动的主体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社会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必须围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进行变革，革命时期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集中体现，都充分证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真实主体。但是，由于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生成需要一个历史长过程，认识人民创造历史更需要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由于人民的范畴的历史变动性，包括开始作为革命阶级而成为人民核心的剥削阶级，在其掌权后蜕变为人民的对立面，包括顺应历史发展的非劳动群体的历史变动，增加了整体把握的难度。因而，如果没有大历史观，眼中自然就只看到英雄豪杰在创造历史。和唯心史观相对立，马克思明确申明“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确立了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论。大历史观是我们今天正本清源、完整准确地把握唯物史观的立脚点。
2.从大历史观出发科学定位时代，坚定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立党之本。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必须持续回击否定这一学说的“过时”论。从19世纪末的伯恩施坦到20世纪末的戈尔巴乔夫，都是以“过时”论为由背离马克思主义，其借口就是历史条件的变化和时代的转换，必须“超越马克思”。
的确，就具体的时代特征而言，他们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20世纪下半叶以来时代的主题转向和平与发展，这些阶段性的质变必然带来许多新问题、新挑战。但是，为什么由此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是错误的呢？这里的关键是科学地界定时代。而科学界定时代的关键，则在于破解“时代之问”。虽然对于时代的挑战人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感知，但是难在正确地提出问题。“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列宁曾反复地引导人们在回应各种重大挑战的关口，思考“马克思是如何提出问题的”。在马克思时代，“人的解放”已经喊了几百年，但都是空洞的幻想，脱离现实的口号。怎么才能转变为具有实践意义的时代口号呢？只有马克思以深邃的历史唯物主义眼光第一次提出，人的解放必须归结到无产阶级的解放，因此，“19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因而真正成为人类解放的时代问题。时代之问决定了提出问题的思想的时代生命力，只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人类解放还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就谈不上过时。
习近平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的时代价值，他提出了回答大时代涵盖的小时代、大时代之问涵盖的小时代之问这一课题。从根本上说，时代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及其组成的规律群决定的综合范畴，本身也是大中小时代的统一体。大时代由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运动形态决定，体现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如人类的蒙昧时代、文明时代等；中时代由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运动形态决定，形成了与社会形态基本吻合的时代范畴，如封建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等；小时代由社会基本矛盾特殊形态的阶段性演进决定，形成同一社会形态的阶段性特征和不同社会形态的特殊交集，如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等。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但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所涵盖的历史时空远远超出使其诞生的时代。它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揭示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特殊规律，因而始终是追求人类解放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不能以时代变化为借口断言其“过时”。
今天的世界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更加殷切，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更加坚定；而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愈演愈烈，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这一矛盾现象表明，今天“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实质上还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道路问题。因此，习近平对于时代问题作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论断。
第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因而具有涵盖人类历史全过程的时代意义。“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这就是说，马克思的思想不仅奠定了以工人阶级解放为政治形式的人类解放的科学基础，而且奠定了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规律性认识的基础，这就从根本上推倒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消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特殊规律，因而具有涵盖这一历史过程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价值。“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我们仍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时代，这是我们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根据；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是我们必须坚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客观依据。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3.从大历史观出发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经提出，便遭到敌对意识形态的大肆曲解和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谬论一时甚嚣尘上。习近平在斩钉截铁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同时，从世界观方法论上清算了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谬见。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是由世界潮流的历史交汇决定的，具有科学判断的客观标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汇入人类世界历史的潮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汇入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潮流，中华文明的生机活力汇入开创当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三个历史大势交汇的产物：第一个大势暴露了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历史真相，提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第二个大势彰显了资本主义“此路不通”的历史事实，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历史趋势；第三个大势宣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新发展，提出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任务。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是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和丰富发展。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是由人类文明传承的内生性决定的，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人类文明的传承规律表明，一个文明的发展前途，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激发自身的生机活力，即人民的历史创造性即全部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效能。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充分激发了自身的活力，而且为当代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日益重大的贡献。究其原因，它是5000多年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这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没有脱离人类文明大道，而且是富有生机活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是始终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伟业。
第三，准确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是历史大视野，而不是一时一事的所谓“大多数”。一些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误判，除了立场问题外，还因为方法论上的一大失误，就是以某一制度模式现行的国家数量作为衡量标准，似乎数量多就有前途，数量少就难以为继。这是浅薄的、静止的思维方式。实际上，现实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是新事物的发展规律，而外强中干、虚张声势则是衰亡事物的表象。当今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就是处于由盛转衰的变局中，表面上的“多数”掩盖不了其实质上的衰亡。所以，“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因此，政治自信是根本。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自信，对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自信，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自信。建立在大历史观上的这一自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特色和重大成就。这种大历史观的基点，“就是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从世界发展的大格局出发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课题，关键在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确立历史自信。只有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才能准确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系，科学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世界社会主义的走向，保持战略定力，以自身的确定性从容应对不确定性日增的世界风云，把握历史主动。
二、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创新治国理政，坚定政治自信
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确立科学信仰、研判形势任务、制定方针政策的世界观方法论根据，因此，不断深化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科学判断现阶段的时代特征，是贯彻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紧紧围绕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入探讨，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客观规律的认识。这一认识成果，集中体现在“新时代历史方位”的科学概念上。“新时代”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的思想成果，为我们准确把握新的历史起点的阶段性特征及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
1.“新时代历史方位”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客观规律时空一体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要从“矛盾关系的总和”上把握历史规律，说明历史规律不是单一动因的“决定论”，也不是直线发展的单线条论，而是在多样性中显现的历史必然性和统一性。所以，研究规律必须对全部相关矛盾进行系统分析，找到解决矛盾的途径。正如列宁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各种矛盾的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是由什么引起的，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是怎样的，构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是怎样的，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是怎样的，——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
但是，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论曲解为历史发展单一动因的所谓“历史决定论”（“经济史观”就是说辞之一），却始终不绝于耳。除了敌对意识形态作祟外，对于客观规律的动态演进缺乏一个简明的概念，可能也是重要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从“社会经济形态”这一基本方面阐发历史规律，这是当时理论创立的需要，但不等于历史规律就是某种单一的过程。正如恩格斯在其晚年指出的：“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马克思他们当时没有时间、机会做的事情，越来越成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致力去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参与相互作用，历史规律不仅表现出矛盾的复合性，而且表现出过程的多样性。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种思想：经济生活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新时代历史方位”突出了当代中国各种矛盾历史交汇的综合性特点，是社会矛盾的历史展开和现实交融，可以精准把握具体社会形态下的发展阶段，因而深化了对社会矛盾规律的认识。科学确立“历史方位”需具备以下的要件：其一，同一社会形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形成，其与其他发展阶段的相互联系清晰。阶段性特征是社会形态发展过程的部分质变，它具有以往发展阶段不具有的新质规定。确立这些新质规定性，是判断历史方位的基本依据。其二，本国的历史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联系发生重大变化。各国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但进入世界历史后绝非与世隔绝的孤立过程，而总是在与世界发展交互作用中实现。与世界交互影响的程度和方式，成为判断历史方位的重要依据。其三，上述两条反映在人们思想视野中，就出现了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和实践之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方面出现了新挑战。对于时代问答的准确把握，在理论创新基础上推进理论和实践的新结合，是判断历史方位的功夫所在。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从“历史方位”得出的重大判断
运用“历史方位”判断我国的历史发展阶段，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第一，这是基于中国自身发展特点，对内在矛盾综合化作出的阶段性判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由于这一过程中主要矛盾的变化，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几个历史时期。如果看不到这些矛盾的内在联系，就容易把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对立起来，例如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前后的新中国历史等。“历史方位”突出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强调统一历史过程的阶段性。从它出发，揭示了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的时代内涵。“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它既是统一的历史过程，又是主要矛盾、主要任务、解决方式具有重大区别的不同阶段。简言之，“站起来”主要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挨打”问题；“富起来”主要解决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挨饿”问题；而“强起来”则要解决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从软硬实力上摧毁西方将我置于“挨骂”境地的可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揭示了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起点，而且解决了长期争论的改革开放前后、革命史和现代化建设史的历史统一性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狭义拓展为广义，涵盖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历史全过程。
第二，这是基于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形势，内外矛盾日趋交织作出的前瞻性判断。国际环境一直是影响我国发展的重要外部原因，但随着我国持续、全方位的开放，中国和世界逐步趋向一体化的命运共同体。“新时代历史方位”使我们超越了简单地沿用“内外因”关系的认识模式，获得了一个看待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全新视角。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最为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是决定当今世界和中国走向的两大矛盾综合体的交融，是对当代人类历史规律更深层次上的把握。它揭示了当代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解决自身发展和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正日趋统一这一深刻的历史意蕴。它表明今天的中国，不仅改革开放始终在路上，而且“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这就是说，当代中国越来越担负着为世界发展探路、为人类文明拓展的历史职责。当今的“世界之问”也是“中国之问”，当今的“世界之答”也是“中国之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新时代历史方位”涵盖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
第三，这是基于历史阶段交替的复杂性，对主要矛盾与历史阶段的转变不甚同步作出的具体性阐发。历史阶段是由主要矛盾决定的，但是两者并不完全同步。主要矛盾的决定作用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方向性，因而与历史阶段不完全重叠。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等。但是，历史阶段的更替并不像翻牌那样干脆明了，而是常出现交叉、模糊的时期，其根源就在于主要矛盾的变化与其不同步。从历史上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三大改造”全面开展，社会发展阶段总体上还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然而另一方面，“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毛泽东用“过渡时期”从理论上解决这种历史的复杂性，但在这一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的统一上存在差异。
“新时代历史方位”深化了历史阶段与主要矛盾关系的认识。主要矛盾是推动历史阶段发展的动力，具有引领作用。主要矛盾的变化虽然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但不等于全局性变化自身。历史阶段则是全局性的实际状况，是该阶段的基本国情。把主要矛盾的变化等同于历史阶段的改变，可能会出现“超越阶段”的错误。因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新时代历史方位”既要求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变化去提出和解决问题，规划和部署全局，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新局面，又要求紧紧依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丢掉一切浮夸幻想，讲真话、办实事，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前行。这就是变与不变辩证法的创新发展。
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有一个注释：“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这是生产力不够先进，人民生活不够富裕，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能充分显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遗产。由于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而是在帝国主义世界链条的薄弱点首先爆发并取得成功。正如列宁指出的，社会主义当然需要文明基础，但“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然而这样一来，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存在着一个如何“合格”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这一历史课题，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同时，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明确了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表明我国解决社会主义“合格”问题已进入最后的冲刺。把握好现阶段我国主要矛盾和社会历史阶段间的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会得到充分的彰显。
3.“总体”“全面”是“新时代历史方位”确立的新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
新时代的最重要阶段性特点，就是各种矛盾的相互交织、融合发展，因而解决矛盾的基本思路就是“总体观”和“全面”理念。
第一，它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讲新时代国家发展目标及其治理方式，“五位一体”讲具体实施过程的发展形态，两者相互映衬。
就国家发展目标而言，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并为此制定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新时代历史起点的特点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一特点决定了，我们既要防止骄傲懈怠情绪，牢记“行百里者半九十”；更要克服畏难厌战情绪，坚定“啃硬骨头”、迎战前所未有挑战的决心。要清醒认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所以，国家发展目标的“全面性”，不仅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且激发了奋进新时代的战斗活力。
就国家治理路径而言，“全面性”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统筹协调，不是在抓重点的同时兼顾其他，而是突出矛盾表现及其解决方式的整体性，即“一个都不能少”，短板决定成败。这是在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基础上，对于矛盾关系认识的深化。众所周知，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总有一个是主要矛盾；而矛盾着的双方，“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这里的条件，主要是由于发展过程出现的新变化，过去我们习惯从“过程”（即“历时性”）方面理解。而今天我们面对的矛盾转化，则瞬息万变，随时可能发生，呈现出“空间”（即“共时性”）的特点。因此，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主要矛盾的实际要求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变化，在思想方法上就必须“全面”“总体”，才能防止简单化、片面性。
第二，它决定了现阶段国家重大风险防控的战略思路，即总体国家安全观。今天，我们生活在处于“动荡变革期”的世界之中，世界的不确定性在上升。“安全”已成为与“发展”同等重要的国家核心利益，防控重大风险已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新挑战。重大风险的特点就在于其综合性、隐蔽性和全局性，而并非单一、易辨、局部，因而必须通过总体国家安全观应对，即“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是对矛盾从层级、性质、领域、趋势进行整体性把握的又一范例。今天，维护国家安全需要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善于辨识各种政治风险，抵制西方的“颜色革命”；维护国家安全还需要高超的政治领悟力和坚定的政治执行力，善于从政治上化解各类风险，转危为机。
第三，它决定了国家在新的历史起点的“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不能简单地答之以“发展”，而必须创新发展理念。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发展的不充分、不协调不仅是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全球范围也是主要问题。因此，新发展理念不仅是解决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关键，也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出路。可见，新发展理念是对我国现阶段内外矛盾“全面”“总体”把握的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引领世界现代化潮流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上的领跑作用。
新发展理念不仅是观念的，更是实践的。许多发展理念，对于一些人来说，不是想不到，而是做不到。为了一国一己私利，试图垄断规则制定、科技创新有之，滥用单边“制裁”、经济“脱钩”有之，公然反对“绿色”“共享”、大搞“长臂管辖”、双标的更是屡见不鲜。因此，“新时代历史方位”确立的新发展理念的贯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并彰显优越性的过程。“今天，我们党处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在创新发展上实行“新型举国体制”等，推进新发展理念扎实落地，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三、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升华自我革命，坚定“赶考”自信
从世界观方法论看，以党为政治核心的人民是历史主体，一切认识成果都离不开主体的自我提高和完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立足点，从“自我革命”层面对共产党的建党宗旨及其使命担当进行了发掘，确保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锻造能够继续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极大增强了建党自信和治党自觉。
1.“不忘初心”以“历史距离”提供了正确认识自我的客观前提
无论是政党还是个人，正确认识自己是达到自觉的前提。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才能在历史中准确定位，实现自身的价值。“不忘初心”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自己奠定了认识论根据。
第一，自知之难在无距离。“人贵有自知之明”。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名言是“认识你自己”；老子《道德经》的名句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难，难在认识自己缺乏必要的距离，不能从“旁观者”的角度，把自己作为客观认识的对象。而只能通过外界评价形成主观感受，难免偏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从认识论看，与对象拉开距离才能将其作为客观事物把握，因而是正确认识的前提。亚当·斯密为了确立人类的道德“同情心”地位，预设了“公正的旁观者”视角，作为道德“良知”的认识论基础；与此相仿，中国儒家的“心学”，也将“致良知”作为客观的道德本体，是知行合一的根据。但是，这些“客观性”实际上都是主观的认定，并不是科学的认知。“良知”作为抽象的人性论，并没有解决自我认知的客观性问题。因此，事实上人们一般只能通过他人（的观察和评价）来认识自己，虽有“兼听则明”的睿智，但能否做到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品性好恶，并没有从认识论上真正解决问题。
“不忘初心”提供了认识自我的客观视角，即从“今天之我”回望“本初之我”，形成自我认识。“本初之我”是客观存在，它与“今天之我”存在着历史距离。这样，“本初之我”就成为观察“今天之我”的“公正旁观者”，可以对“今天之我”作出客观公正的观察与评价。可见，“不忘初心”形成的这种“历史距离”，为我们党提供了准确认识自己的客观前提。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使得党能够不断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超越沉溺于现有成就的狭隘，保持艰苦奋斗、不骄不躁的斗争精神。
第二，“历史距离”与党的“纯粹形态”。“不忘初心”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一个准确把握党的“纯粹状态”的可能性，树立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历史标杆。党应当怎样，似乎很抽象，然而回望初心，就清晰可辨。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中国共产党，就因为“近代以后，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因此，“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认识了这一建党之本，我们党就获得了一个衡量自身状况的科学尺度，确立了先进性、纯洁性的治党要求，奠定了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历史根基。
立足于“不忘初心”，不难看出党的“本初状态”可概括为：“本质”，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和为人类谋大同；“本领”，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装，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本色”，即勇于自我革命，保持艰苦奋斗。构成中国共产党人这一“本来”的初心，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是党的根本宗旨和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本质体现追求，决定了“为什么”“干什么”；本领体现能力，决定了“怎么看”“怎么干”；本色体现意志，决定了“为什么能”“为什么行”。这一“本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的本质，一切以人民为中心，没有一党之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引领时代潮流的本领，以远见卓识带领人民前进；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本色，成为党的自我革命的源头活水。
第三，践行“纯粹形态”成为党自我革命的不竭动力。由党的初心奠立的“纯粹状态”，为党树立了一面“正衣冠、明是非”的镜子，获得了一个正确自我评价、永不自满的动力，也形成了勇于自我革命的不竭动力。党的“纯粹形态”和“现实状态”在党的历史发展中交相辉映、相互作用。党的“纯粹形态”在不断变动的“现实形态”中不仅得以实现，而且日益丰富、完善；而通过“不忘初心”，党也获得了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不竭动力。立足“初心”，我们就能明确方向，坚定前行的信心；以“初心”为鉴，我们总能发现自身不足，克服自满和懈怠情绪；践行“初心”，不仅倍感使命神圣紧迫，而且深知战胜一切外部挑战的根本在敢于刀刃向内，“打铁还需自身硬”。
2.“不忘初心”以“历史轨迹”提供了正确认识历史的道路自信
历史是一个国家或政党的立身之本。占领历史制高点，是拥有道义力量的基础；而把握不了历史，就必然被颠覆，正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不忘初心”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规律性认知，坚定了党的道路自信。
第一，历史轨迹与客观真实的历史。学习历史的重要性集中表现在道路的开拓上，“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但学习历史又很难，原因就在于对走过的路和正在走的路如何评价总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同的历史观的确显现不同的“历史”，真假难辨。因此，把握客观真实的历史，不仅是难题，甚至是能否成立的问题。虽然马克思主义通过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奠立了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基础，但对于这一客观规律如何正确把握，则是问题的关键。走过的路，如何回望；脚下的路，如何迈开；前面的路，如何开拓，都需要一个准星，“方向决定道路”。“不忘初心”就是这颗准星。有了这个准星，理论层面的历史逻辑就成为现实的“中国道路”。
以“初心”为基准点，比对走过的路，就可以形成一条真实的历史轨迹，成败得失一目了然。“不忘初心”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一个准确识别党经历过的道路的客观依据。“初心”奠定“方向”，但和“理想”不同，它不是尚未实现的未来，而是已经确立的“当初”，因而具有客观现实性。这样，历史不再是不可捉摸的虚幻，更不是任人拿捏的面团，而是可以科学认知的客观对象。“初心”对于已经走过的路的辨识作用所具有的直接现实性，让我们可以确切地认识到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可以正确地面对历史的真实。只有历史的真实才能有真实的历史认知，才能在学习中拥有历史。
第二，历史轨迹与正确认识历史。由“初心”奠立的历史轨迹，提供了一个评价历史的尺度，一个自我纠错的准绳。不断地回归这一历史轨迹，就能在解决走什么路的同时，增强道路自信。这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要“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的理由。敢于正视历史，才能够停下脚步返回已经做过的事情并重新再做一遍；求索道路正确，才能延续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历史轨迹。这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独有的历史态度。
正确地认识历史，关键在敢于面对历史，尤其是面对历史的挫折和自身的弱点。“不忘初心”从两个方面奠定了我们敢于正视历史的底气：一方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决定了党的历史的本质和主流，决定了认识历史的真实不会导致根本否定自己的历史虚无主义；另一方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也决定了敢于否定自己，勇于发现问题，时刻保持自我批评、自我反省的态度，才能真正从学习历史中不断进步。否则，与初心使命必然渐行渐远。
第三，开创未来和让历史告诉未来。现代西方意识形态否定客观规律，理由就是未来不是历史的必然延伸，否则就是所谓的“历史决定论”。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虽然承认历史必然性，但却丝毫没有否认历史的偶然性和未来的某些不可预测因素。但是，人类历史未来的方向和大目标是确定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人类的价值诉求，更是由扫除历史积弊、解决主要矛盾的主客观因素综合规定的客观趋势。今天不管承认与否，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的创新，就在于把道路作为决定民族命运和实现人类文明前景的基础。
让历史告诉未来，前提是道路正确。通过道路的开辟，不断深化历史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也为世界和平进步，是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奋斗不息、战斗不止的不竭动力。在这一过程留下的足迹，走过的路途，形成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构筑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历史自信，成为激发全党不断自我革命、自我净化的历史主动，内化为党的自我革命的自觉力量。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3.“不忘初心”以“一元化历史主体”奠定了防止权力腐败的根基
“不忘初心”使我们能够从历史主体方面，正确提出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问题。如果孤立地着眼于现状，党和人民似乎是两个群体，因而经常产生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困扰，党的自我革命也容易仅仅作为应对形势挑战的外在需要。甚至似乎“有根据”提出党具有与人民不同的自身利益问题，将共产党与西方现代政党完全混同。“不忘初心”从新的视角提出和解决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即将其纳入“历史主体”的生成过程。从“初心使命”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完全是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解放之需，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作为历史主体，党是完全融合在人民主体中，不存在两个主体问题。党和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一体性，从根本上确立了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自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应运而生，就因为没有共产党，人民就不能真正组织起来，成为有机的历史主体。共产党是把先进的思想“灌输”到人民中，以自身的奋斗牺牲领导人民前进的政治核心。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党。
“不忘初心”表明，人民历史主体的形成，内在地包含了实现人民利益和意志过程中的坚持党的领导以及防止党脱离人民这两个方面，两者不可分割。试图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进行切割是十分愚蠢的图谋。从这一认识出发，可以得到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是单纯共产党的执政权问题，而是维护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二是防止共产党的腐败变质，也不仅是共产党自己的事情，而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根本意志所求。因此，人民对于共产党的监督，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上。这是对“由人民监督政府”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答案的深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解决这一历史难题收获的第二个答案。
党和人民历史主体的一体性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于党的防腐拒变的认识。
第一，它奠立了中国共产党“不想腐”的历史根据。国家权力是阶级社会形成的、具有自发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公共权力。公权私用，脱离人民是其惯性，故而有“权力导致腐败”之说，执政而不贪腐也成为困扰各国执政党的一大难题。西方国家信奉人性自私，拒斥“不想腐”的可能性，而以“无赖假设”作为反腐设计的价值前提，试图强化制度约束和惩处解决腐败问题。然而事实证明，仅靠死制度是不可能完全管住活人的。即便排除制度落实不力问题，最多守住防止腐败成风的底线，不可能做到标本兼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自私是私有制关系的历史积淀，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物化”产物。它必将同私有制一道，在人类历史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过程中被改变。可见，不是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人性，而把人性自私视为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臆造。历史证明，改变资本主义历史积淀的人性，如同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社会的消亡一样，不是一个自发的渐进过程，而是自觉的、通过许多历史飞跃（质变）才能实现的伟大进步。
以阶级性为基础的党性，体现了先进阶级的历史进步性，是历史前进的引领力量。首先突破私有化人性状况及其观念的，是体现现代无产阶级阶级性的先进社会力量，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包括“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内的伟大建党精神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下人性改变的内在机理。正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使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再是口号和装饰，而是千百万共产党人的自觉行动。由此奠定了“不想腐”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败理论的优势，开创了反对腐败的治本之道。党的“初心使命”表明，党性和人民性高度一致，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经由两者的不断相互转化，推动着社会的人性状况及其观念的逐步改变，为反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氛围。事实证明，不是抽象的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党性、人民性引领历史，改变人性。
通过人民认识自我，达到自觉自由，是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不负人民的选择、民族的重托成为党的自主意识；与人民的期待还有距离不再是外在的比对，而是“吾日三省吾身”的内在需要；执政为民，为防止权力腐败而健全的人民监督、自我监督不再仅仅是制度建设，更是党防止“双面人”“双重人格”的自我革命，体现了“不想腐”的独特优势。不断地深化对于党的“纯粹形态”的正确认识，使党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具有了明确的方向。这一认识的飞跃，使得党的自我革命重心从适应形势发展的外在需要，转向了维护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内在追求。
第二，它打破了“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的鸿沟，奠定了“全覆盖”的反腐机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认为国家只有经由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走向消亡，就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才可能使其从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逐步回归“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公共职能本位。因此，防止权力腐败的过程，也是促使国家权力服务人民、回归人民的过程。其中的关键，就是执政党把人民对于权力的监督，转化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这一点在西方国家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它们之所以把三权分立、政党轮替视为权力制衡、防止腐败的必要条件，理由就是自我监督不可能。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表明，人民历史主体的一体化，提供了这一转化的历史根据。
首先，人民历史主体一体化奠定了党“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现实可能。人民主体的一体化过程，是党融入人民中以及人民团结组织在党的周围的双向过程。其中，“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根本。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人民是历史主体的根本，而党要成为人民主体的魂和主心骨，就必须在确立人民主体地位中表现出来。彻底清除与人民利益有别的特殊利益，是坚持人民至上的客观基础；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培育和世界观改造，是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基础；坚持党纪严于国法、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人民至上的制度保障。因此，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防止党脱离人民的过程。人民有了主体位置，人民的声音才听得进、记得住、放心上；人民成为心中的“上帝”，人民的监督才不是单纯的外在压力，而是党的内在需要转化为自我监督。
其次，人民主体一体化奠定了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统一的制度基础，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制度。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郑重地提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这是从国体上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规定了国家权力与人民的关系。替人民掌权、为人民服务，成为国家政权的根本属性，也根本区别于西方所谓的“现代国家”。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则从国家主体上落实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地位，实现了权力的归属和使用的统一。
西方现代国家制度，本质上仍然是官僚制度。这一制度的根本性质就是颠倒了自身与人民的关系，以自身为目的，视人民为工具。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其制度痼疾。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 所以“它就处处同‘实在的’目的相冲突。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在三权分立、政党轮替、投票民主这些形式上大做文章，标榜其为真正民主，不仅是在操弄民意，更是在逃避人民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从根本上说，官僚机构害怕倾听人民的心声，反感人民对于国家权力的批评和监督，因此其制度形式无论如何完善化，也不能改变国家权力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本质。执政者对于人民参政和政治监督并不热心，代表民意始终是拉选票一类实用主义的作秀，或者是挂羊头卖狗肉一类的作恶。
这就是说，防止党的腐败变质，从根本上说是维护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问题。虽然从党的现实状态看，的确存在着背离“初心”，形成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特殊利益的风险。但党与人民历史主体的一体性表明两者不存在利益的对立，通过“不忘初心”能够解决党可能变质的严峻挑战。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敢于直面“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现实危险，以“赶考永远在路上”的“赶考”精神，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这一重心变化从根本上揭示了党的自我革命和自我监督的实质。
最后，人民主体一体化开启了“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伟大斗争，奠定了党与腐败势不两立的底气。以人民为中心，是党能够全面彻底持续反腐败的力量所在。腐败分子与人民是完全对立的，能否彻底反腐败，归根到底是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与反人民的立场之间的较量。我们党能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根本就在于坚持人民至上。
人民利益是现实的人类利益，也是决定人类文明前景的长远利益，是得到历史承认的利益，因而是不可战胜的。坚持还是违背人民利益，是辨别是非善恶的根本价值尺度。坚持不懈反腐败大得人心、大快人心，这就是我们反腐败决不手软的底气所在。说到底，腐败分子人数再多，也不过是极少数；势头再猛，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花样再多，也难逃人民的法网。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站在人民对立面的一切反动腐朽势力，终究要被历史所淘汰。
人民历史主体的实现，一方面是人民在国家中真正成为主人，另一方面是国家工作人员真正成为人民公仆。因此，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与此相应，反腐败也必定是贯穿其中的长期任务，不能因已取得的压倒性胜利而松懈。
新型反腐败的基本思路是：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核心，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永恒课题，以“赶考”的精神自觉接受人民的有效监督，以思想上的自我净化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可以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答案，经受住了长期执政的考验，基本解决了执政党拒腐倡廉的世界性难题。
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精髓，是理论思维的本质。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辩证思维包括从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中把握事物的科学整体思维，从新陈代谢、革故鼎新上观察现实、辨识历史的革命批判思维，以及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被动为主动的战略艺术思维等。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反映这一过程的辩证思维，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呈现不同的特点，而且也据此推动着自身的发展。
时代之变决定了思维方式的变革。21世纪的世界一方面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另一方面是各国发展深度融合，谁也离不开谁。思维方式必须顺应并引领这种“斗而不破”的态势。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提升到共同体思维的新视角，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哲学思维上的重要贡献。由于辩证思维不是抽象的思维形式，而是揭示事物变化发展的思想眼界，因而决定了历史活动的道义基础。
不难发现，在事关时代之问的所有重大问题、重大场合，习近平的思路中都有“共同体”思维在场。在阐释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有“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在阐释国际关系上，有“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亚太）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美和加勒比共同体”“中阿（拉伯）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在阐释中国自身的生存发展上，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两岸命运共同体”等。在对共同体内涵的阐释上，有“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但是，最根本、最核心、影响最大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被连续六次写进了联合国决议。
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潮流表明，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拐点，即人类的共同利益大于分裂、对抗的利益，正在成为公认的事实。由于已经过去的几千年人类文明都在矛盾对抗中续写，人类共同利益的作用被严重遮蔽了。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历史进步成果最终被少数剥削者攫取，掩盖了人类现实的共同利益（即发展生产力）决定了历史进步的方向，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这一历史真实，而自私的狭隘利益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的动力和价值标准。但在今天，由经济全球化引领的社会生产力，不断打破了资本的狭隘逐利的眼界，拓展了当代人类的世界历史视野。发展全球化生产力的共同要求，使得历史的现象和本质在强劲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正在趋于统一。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把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历史真实揭示出来，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国际认同，是这一重大历史变化的表现。
必须指出，揭示历史发展的这一重大转折并非轻而易举。经济趋势并不能自动指明历史的方向，而再明显的事实也具有矛盾性，可以从不同的意识形态出发进行解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把发展社会化生产力的共同利益解释为个人自利本性的要求，变成了追逐自利最大化的社会共同追求，就因为反封建依附的社会生产力解放，既可以抽象的物化个人、也可以社会化的人类为基础。由于资本在封建社会内已经取得优势地位，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抽象个人为中心的思想启蒙就逐步统治了社会。这样一来，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囊中，私有制竟成了最符合人类天性的“自然制度”。虽然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已经打破了资本主义的这个神话，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统治地位，使得这一神话还没有从根本上被撼动。因此，揭示当代人类共同利益的要求，一方面需要能够有效打破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新型话语，另一方面更要有强大的实践基础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应运而生。
人类命运共同体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各国经济联系日趋紧密、谁也离不开谁的客观事实，同时指明了适应这一客观趋势的人类共同价值，即以和平发展为基础的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绿色共享等。事实胜于雄辩。尽管当代世界仍存在激烈的利益对抗，更存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既得利益集团，但都无法否认“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共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经提出，立刻产生了重大的反响，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对于当代世界共同利益和狭隘利益力量对比重大变化的时代特征的科学把握，是辩证思维向共同体思维深化的时代依据。
更重要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是确保我国不断扩大自主开放的战略指导，因而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起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经开辟，它不但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相一致，而且为克服文明冲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需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世界也需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和世界各国相互开放、平等互利，本身就是时代潮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的客观趋势，是辩证思维向共同体思维深化的中国支点。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当今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意味着挑战和风险日增。其表现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愈演愈烈，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尽管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它却能大行其道，不易遏制。除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国家倚仗其优势地位，固守其一己之私的猖狂外，将其极丑陋的行为美化成捍卫现行的国际秩序和“普世价值”，也很具煽动性。“共同体”思维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革命批判精神，但更彰显了新时代善于斗争的批判艺术。
第一，共同体思维破解了西方“冷战思维”掩盖当前世界真实危机，蓄意制造假想敌，甚至通过“甩锅”混淆视听的倒行逆施。当代世界的最大风险，就是经济长期下行的巨大压力；最大威胁就是以邻为壑、“零和博弈”、单边制裁的“冷战思维”；最大挑战就是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日益猖獗。对于西方颠倒黑白的污蔑，我们当然要理直气壮地予以适当的回击。但是，破解当今的“冷战思维”不能回到意识形态对决的冷战时期，因为背离了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最终只能是没有结果的两败俱伤。
“共同体思维”的哲学智慧就在于，用和平发展的现实人类共同利益，击破西方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打压、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无论西方如何不断制造出“中国威胁”的神话，都无法否认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一基本事实。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理念，正在中国的积极倡导和不懈努力下有效地推进，前景光明。历史不会任由西方舆论打扮，潮流不会随着西方愿望起舞。事实充分证明了马克思的名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第二，共同体思维揭穿了西方高调组成“价值观同盟”，把霸凌小团体美化为“人类正义捍卫者”的伪善面目。资本主义凭借其垄断社会精神生产的统治权，使自由、平等、民主、人权这些人类的共同价值，长期以来成为掩盖其血腥发家史，以及残暴的剥削压迫本性的光环。但是，在今天它高祭出“捍卫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幡旗，却主要为其搞国际小团伙服务。由于美国的衰落，以其一国之力欲维持世界霸权，显然力不从心，故而需要拉拢同伙。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呼声不断高涨的当今世界，这种拉帮结派自然不得人心，只能乞求“价值观同盟”的光环壮胆。然而也要看到，这种基于狭隘利益的“结盟”却不能通过排他性的结盟去破解。结盟的方式与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新型国际关系趋势相悖，搞阵营对抗没有出路。
“共同体思维”的哲学智慧就在于，以现实的共同利益为纽带，组成日益扩大的历史进步力量，不是结盟，胜于结盟。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世界各国在共商、共建、共享中融合发展，不断完善世界产业链、拓展经济全球化，以此为基础促成更加公平正义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非利益垄断的开放性，平等互利的公正性，和平发展、开拓未来的进步性，而不具有针对特定国家的排他性，制造对抗冲突的霸凌性，维护一己之私的双标性。
第三，共同体思维纠正了西方扭曲当代人类共同利益、误导“气候问题”“环境问题”等全球性问题的偏向。在当今强大的时代潮流面前，西方国家也不能不直面在气候、环境等全球性问题上的人类共同利益。但是，它不是把这种共同利益建立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全面落实绿色发展的理念上，而是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高速发展，落脚到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发展的限制和打压上。这样，在“共同利益”最为公认的领域却成为最为棘手的现实挑战，蕴含着重大风险。发展中国家以环境问题源自资本主义的历史欠账为据，寻求发展自身的底气当然很足，但美国等西方国家片面地在当前的GDP能耗和碳排放上做文章，不仅自认为引领了当代全球性问题的方向，而且试图把中国等划入应承担更多责任的“发达国家”而把水搅浑。
共同体思维的哲学智慧就在于，通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理念，把历史和现实相统一的基点，移至现实的共同点上。这样，GDP的能耗的统计就从单纯的生产向生产生活全覆盖转变，而基于历史欠账的“有区别”的原则也转化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不同年限，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主导这一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打中了西方在气候等全球性问题上的要害。它们捍卫的所谓“自由人权”，不仅在政治上是少数人的特权，而且在发展上是反绿色的不可持续的高能耗生活方式，暴露了它们一如既往的双标。
资本主义作为称霸世界的统治力量，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进行剥削压迫，而且进行文化上的奴役。因此，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解决“挨打”“挨饿”和“挨骂”三大课题，也就是说，除了政治、经济的强盛，还要解决文化的强盛和国际话语权的主导。和革命时期的“对骂”，只解决了革命的正当性问题相比较，当然是一项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上，共同体思维占领了当代道义制高点，为我们的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共同体思维确立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的话语体系，确保其在国际交往中具有最大的认同度。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对话、交往和合作的基础，也是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基础。我们立足于“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世界美好未来”。
共同体思维确立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历史进步性，因而拥有光明的未来。全人类共同价值呼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顺应了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治理要求，体现了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开创世界美好未来的历史方向。可见，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理论思维的产物，其力量植根于历史的进步性，而不能片面归结为“求同存异”的包容性。虽然西方意识形态今天仍然在侈谈自由、民主、人权，但已彻底堕落为其谋求私利、满足私欲的工具，正在失去话语权。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出的：“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没落的历史势力对于历史规律、历史未来的本能抵触，注定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它们手中的好牌。而其反自由、民主、人权、人类的本质，将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暴露无遗。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导向性还在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推动。虽然共同体思维的理论和价值导向是尊重文明多样性，体现追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特点。但这不等于说历史没有方向，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最大公约数有质因数，最大同心圆有“圆心”，说明全人类共同价值存在着导向和底线。文明的多样性与文明的互学互鉴并不矛盾，正是互学互鉴引领了历史的进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有巨大的吸引力，就因为从价值观上看，人民至上、共同富裕、劳动伟大这些价值精髓。人民创造历史和劳动创造历史是同义语，而共同富裕则是体现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劳动作为进步源泉的历史必然。“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我们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劳动。”所以，当代人类的共同价值既是现实的，也是面向未来的。
（作者简介：侯惠勤，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