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要求我们科学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习近平立足新的时代境况，从发生论、结构论、特征论、发展论和价值论等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多维度的科学考察，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极大“丰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开拓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知的新境界，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一、发生论:以大历史观的宏阔视野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理路
习近平以大历史观的宏阔视野、从发生论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科学考察，深入追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滥觞，准确揭示其理论根基和本真底色，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辩证关系，从而精辟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理路，深刻匡正了各种认知误区，有力廓清了各种思想迷雾。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邃远的历史文化渊源，“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中华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有力回击了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侵袭，充分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文化基因和浓郁民族特色。作为一种诞生于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传入中国，要想真正契合中国国情，实现其话语范式由“欧洲范式”向“中国范式”的转换，就必然要同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从中华文明中摄取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养料。因为“中国文化”是“中国实际”的一个重要表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考量维度。因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创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有着邃远的历史文化渊源。譬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其原初基础便是《诗经·大雅·民劳》中所阐释的“民亦劳止，汔于小康”的论断，反映出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社会和谐，同中华民族秉持的贵和尚中的“和合”文化观念一脉相承，等等。这深刻表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华历史文化的礼敬、承继和超越，彰显出鲜明的文化立场和强烈的文化自信。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深厚的科学理论根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这一重要论断鲜明标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真理论底色，有力破除了长期以来国内外舆论界存在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别有用心地定性为“资本社会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错误行径，具有举旗定向、提振信心的重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而非别的“主义”，最根本的依据就在于它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共产党的绝对领导、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它又没有像列宁所批判的那样，“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教条式搬用，而是充分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和“现实的确切事实”，紧紧立足基本国情，着眼于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战略考量，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深刻的追本溯源和创造性的返本开新，将其同中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有机结合，从而出色地书写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版本。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扎实的生长发展基础，它“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这一重要论断有力廓清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迷雾，深刻揭示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的连续性完整性”。马克思曾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诚如斯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也必然离不开改革开放以前党领导人民历经长期奋斗所取得的伟大奠基性成就。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英勇斗争，不可逆转地终结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被蚕食鲸吞的屈辱历史和积贫积弱、生灵涂炭的悲惨境遇，创建了新中国，不失时机地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又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筚路维艰的顽强奋斗，期间虽历经过波折、发生过失误、蒙受过损失，但从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层面来看，这一时期，伟大奠基性成就的取得，确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赖以形成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对此，习近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审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辩证关系，郑重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的科学理论，体现了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彰显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历史责任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刻的政治意义。
二、结构论:以唯物辩证的缜密思维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体系
习近平从结构论的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科学考察，对其逻辑体系进行了开拓性的构建和创造性的阐发。他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本质内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性地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体系当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文化升华，深刻阐明了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满实现了“实践样态——理论样态——制度样态——价值样态”的有机统一。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阐释了“四位一体”之“必由之路——科学指南——根本保证——精神动力”的逻辑关系，从而科学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样态，是继而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条道路，是一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诸多领域协同共进、并驾齐驱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它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的一般规律，又符合在当代中国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特殊规律，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逻辑必然，其精神实质和哲学本质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对此，习近平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他在充分考量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沿着这条道路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光耀世界的伟大奇迹的基础上，郑重赋予这条道路以“人间正道”和“康庄大道”的价值定位，要求全党既不要走“老路”，更不要走“邪路”，而要始终坚定道路自信，沿着这条道路走向中国梦的光辉彼岸。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样态，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国梦的科学指南。这一理论体系，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宏阔实践中，以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贡献续写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璀璨篇章，在众多方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其科学真理性和旺盛生命力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大进程中得到了最雄辩的说明和最光彩的绽放。新时代，这一理论体系必将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而继续丰富，也必将“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基于此，习近平旗帜鲜明地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党立国的指导地位，坚定理论自信，“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样态，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它是由一系列相互衔接、彼此照应、协同奏效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有机组成的制度体系，深深扎根中华民族丰盈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反映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和“丰富的实践成果”1。在这一制度体系的有力保障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社会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世所罕见的伟大奇迹，这为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盈注了丰沛底气。同时，这一制度体系具有强大的可调适性，能够在回应现实发展逻辑的要求中不断进行自我革新和修复，日益健全完备，逐渐成熟定型，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巨大先进性和优越性。对此，习近平指出，要坚定制度自信，不断坚持巩固好、完善发展好这一制度体系，“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样态，是激励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一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本质内核，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价值取向，具有海纳百川的强大包容性。它充分聚合人类文明生态场域中的一切优秀文化元素，溯源于中华民族5000年灿烂恢宏的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三大文化形态于漫长历史流变中内生性演化的璀璨结晶，是涵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不可或缺、丰盈厚重的文化养料，是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40多年逐梦历程中团结奋斗、高歌猛进、凯歌前行的强大精神动能和正确价值指引。因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三、特征论:以鲜明坚定的政治清醒宣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断是从特征论的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科学考察而得出的极为重要的结论。这一论断掷地有声、振聋发聩，鲜明体现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有力诠释着民族复兴的历史逻辑，生动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知中“最重要的认识成果、最根本的规律总结”。
第一，“最本质的特征”论断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演进规律，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初始阶段的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敏锐地认识到组建无产阶级政党之于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1864年9月，他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深刻强调:“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列宁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斗争实践中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也曾深刻总结道:“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回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沉浮史，我们可以发现:什么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坚强有力，共产主义运动便能蓬勃兴盛，处于高潮;什么时候无产阶级政党松软无力甚至丧失领导权，共产主义运动必然会蒙受打击、陷入低潮，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便是最鲜明的例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不难体悟出“最本质的特征”论断所内蕴的历史必然性、彰显的科学真理性。
第二，“最本质的特征”论断诠释了民族复兴的历史逻辑，是对近代以来党领导人民接续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深刻经验总结。近代以来，面对民族命运的日渐沉沦，诸多走在时代前列的志士仁人为扭转乾坤、挽救民族危亡而上下求索，各种政治派别交错迭起，各种思想主张纷然杂陈，但是所有的派别和主张均因无法冲破“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阶级局限性而无法胜任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唯独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结束了近代中国“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政治乱局，形成了“众星捧月、定于一尊”的政治格局，开创了“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政治新局，引领中华民族成功实现“三个伟大飞跃”，不断走向伟大复兴。基于此，习近平郑重指出，“没有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坚持党的领导是方向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第三，“最本质的特征”论断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自身的根本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所谓“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而成为自身的一种内在规定性，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和把握“最本质的特征”论断，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规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其他基本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天然固有、不可移易的一种根本属性。这种根本属性深刻彰显着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内在逻辑。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者”“开创者”和“领航者”，也是推动其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政治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而，坚持党的领导必然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以贯之。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的向前推进，面临着诸多需要继续攻克的“难关”和亟待破解的“难题”，离不开“伟大斗争”的助力和驱动，离不开“伟大工程”的支撑和保障，离不开“伟大梦想”的聚力和感召。毋庸置疑、显而易见的是，党的领导以及“伟大工程”在这其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只有切实强化党的领导，才能在社会阶层、利益主体和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的现实境况下有效整合一切社会资源和力量，从而形成“攻难关”“解难题”的“定海神针”和磅礴合力。
四、发展论:以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厘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向
习近平从发展论的层面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过的发展历程，研判其所处的发展方位，谋划和部署其未来发展趋向，作出一系列重大论断，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出发”“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方位”“未来发展要走向哪里”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科学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过的光辉历程，在对历史的深情回望中摄取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动力，郑重作出要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的豪迈宣言。习近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象地比作为“一篇大文章”，在科学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人民走过的奋斗历程的基础上，他深刻铭记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这篇大文章“得以起笔”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伟大奠基性贡献，郑重肯定了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的为这篇大文章“谋篇布局”、确定“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的重大贡献以及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篇大文章上所写下的“精彩篇章”，从而科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奠基到开创、从开创到推进再到逐步发展完善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他郑重宣示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第二，承续新的历史使命，深刻把握时代大势，精准考察基本国情的“变”与“不变”，科学研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从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标定了新的历史方位。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郑重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已有了新的历史定位和更为聚焦的战略定向”，有着深刻的立论依据。一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的几年，党和国家事业创造了历史性的发展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二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努力化解这一矛盾，着力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聚焦点和着力点;三是伴随“历史交汇期”的到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新的历史任务，党要肩负新的更为重大的时代责任;四是国际环境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我国在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树大招风”效应也逐渐凸显，来自外部环境的各种压力挑战日渐增大。这些重大变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立论依据，也是其继续向前推进和发展所必须充分考量的重要因素。
第三，立足新的历史方位，肩负“历史交汇期”的繁重任务，抚今追昔，展望未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进路作出科学谋划，为强国目标和现代化的实现制定了更为科学完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后半程”作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谋划，进行了科学的战略构想和顶层设计，制定了“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这一战略安排，既不另起炉灶、改弦易辙，又不罔顾国情、逾越阶段，而是在承续党的十三大确立的“三步走”战略和党的十五大确立的“新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依据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要求将之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既充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又胸怀“两个大局”，深刻把握新的历史方位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新境遇，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步举旗定向、标识指向、谋划路向，从而科学而理性地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于走向“强起来”的时代境况中必定会展现的美好图景，深刻体现了党的方针政策和奋斗目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力地说明了我们党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决心和战略定力。
五、价值论: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主要从三个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价值论层面的科学考察，进而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意蕴的深刻论述和独到见解。
第一，作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无可比拟的科学性、真理性、优越性和包容性推动中华民族发生凤凰涅磐式的历史巨变，为民族复兴伟业缔造出光辉灿烂的伟大业绩。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伟大发展成就的坚实基础上，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的统筹协调推进中，经过中国人民的长期艰苦奋斗，中国以一系列世所罕见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创造了前无古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以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为核心的“硬实力”和以文化影响力、国家治理能力、国际话语权等为核心的“软实力”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跃升，迈入了“强起来”的伟大时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硬核力量”。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都应当归因于我们党在关乎民族命运的历史转折时刻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40多年波澜壮阔的实践中有效捍卫、坚持、发展、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而，习近平郑重指出，“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二，作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出强大旺盛的生机活力，以其蓬勃昂扬的发展势头振兴了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末，震惊世界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曾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史无前例的惨痛打击而陷入低潮。一时间，资本主义敌对势力欣喜若狂、欢呼雀跃，“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奇谈怪论粉墨登场、大肆泛滥。面对岌岌可危的严峻局势，中国共产党人高扬理想信念的精神旗帜，坚决恪守“四项基本原则”，于危局中冲破一切敌对势力的渗透和打压，成功防范了“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坚定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今，“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同资本主义的共存竞争中彰显出日渐明朗的比较优势，呈现出蓬勃昂扬的发展势头，展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骄人景象。“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巨大反差在一定程度上催生着世界进步力量对社会主义的美好向往，国际力量结构的对比正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尽管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依旧没有彻底摆脱处于低潮的现实境况，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壮大，“东升西降”的发展势头必然会有力扭转“资强社弱”的现实格局，世界社会主义必然会走出低潮，迎来高潮，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于新时代必然要肩负的神圣使命。
第三，作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样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举世瞩目的巨大发展成就光耀人类世界，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路径参鉴。中国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底蕴、世所罕见的特殊历史遭遇以及不可逾越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其实现现代化既不能机械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由生产力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过渡而来的社会主义所依循的现代化模式，更不能盲目移植当今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过野蛮残暴的殖民扩张、进行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而达成的现代化模式，而要遵循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充分汲取人类文明关于现代化探索的一切优秀成果，顺应当今时代潮流，关切中国人民的主体需求和价值诉求，独立自主地探索和打造出一种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崭新现代化模式。40余年的发展实践表明，中国现代化模式最显著的特点、最突出的创造便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驰而不息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坚定破除一切封闭僵化、改旗易帜思想迷雾的困扰，创造性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完美兼容。这一“完美兼容”，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等诸多制度优势，又能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讲究效率、充满活力和注重竞争等显著优势，同时还能通过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有效规避市场调节的局限性。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现代化模式供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镜鉴的世界意义正日渐凸显，它既彻底摆脱了“修昔底德陷阱”等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使中国有效克服了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后发劣势”、实现了和平崛起，又破解了“现代化=全盘西化”的思维定势，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模式主导论”对现代化模式的话语垄断，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理性扬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六、余论
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知的五个维度，在一定意义上为我们很好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时代命题。其中，“发生论”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理路，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够在丰盈厚重的中华文化滋养下，在强大的发展成就的有力支撑下永葆经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结构论”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体系，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在“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四大柱石的协同稳固支撑下“顶天立地”、迸发活力;“特征论”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力量和实践主体，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壮大的最坚强政治保证;“发展论”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发展方位和发展进路，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往无前的坚强恒定力;“价值论”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意蕴，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改造世界、塑造世界的磅礴伟力。“五论”集成，环环相扣，共同深刻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时代命题。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