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文明发展的新模式，其标志性特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平等与竞争的统一，和平发展是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的统一，二者相互促进，实现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突破与创新，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竭的动力。
[关键词]中国社会主义；两大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平发展
[作者简介]汪力平（1963—），女，汉族，江西瑞昌人，九江学院思政部教授；黄学雷（1965—），女，汉族，江西武宁人，九江学院医学部讲师；冷树青（1962—），男，汉族，江西武宁人，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和硕士生导师。（江西九江 332005）
本文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编号13BKS033]和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4年招标项目“人类系统的双重多元结构研究”[课题编号JD14116]的阶段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创新，其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开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概括是一个需要深化认识的重要问题，学界关于和平发展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我们认为，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抑或和平发展都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原创性创新，是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发展，人类社会主义实践跨入新的时期。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突破与创新
立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不仅意味着改革开放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有序推进的转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确立，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一）传统社会主义平等观的历史局限
大体说来，突出国有制和按劳动时间分配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执着于平等的模式，这种平等观存在历史的局限。
诚然，马克思曾指出，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实行的按劳分配“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
然而，现实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事实上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所谓不平等的权利被严格制约。首先是这种“按劳分配”缺乏商品和货币等市场经济的条件；其次是“按劳分配”中的“劳”实际上是劳动时间，即按劳动时间分配。这样，由于公有制条件下并不存在商品货币基础，避免了劳动能力突出者借助货币积累将生活消费资料转化为生产资料，再进一步通过与劳动力进行商品交换，从而导致剥削产生的可能。而且，以“劳动时间”而非“劳动成果”为尺度衡量人们的劳动效果，有效地消除了劳动者之间由于劳动能力的差异而形成的消费资料分配的分化。传统社会主义的按劳动时间平均分配的“按劳分配”无疑是执着于平等的产物。
由于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按劳动时间的平均分配，客观上脑体之间差别的严峻存在，尤其是随着科技革命的作用和信息社会脑力劳动日新月异，愈加彰显出人的劳动能力与生产资料中精神生产资料的重要性，简单化的物质生产资料国有制的局限更为突出。传统社会主义由于竞争的缺失而缺乏活力，这说明借助物质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和按劳动时间分配片面追求形式上的平等已难以为继。
（二）竞争与平等的辩证性及其现实统一
传统社会主义的困境实质上反映出人类社会竞争与平等的“二律背反”。这就需要我们深化认识竞争与平等的关系，特别是深刻认识竞争的本质及其意义。
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人的需要的实现与发展都源于社会。所谓人的需要借助社会方式实现，是指社会分工与合作形成了人们相互间的利益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活和消费由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2]这样，“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3]
因此，社会分工本质上是一种合作与竞争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分工与合作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具有共生性。马克思指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4]正是由于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所有制演变，也增强了社会共同体中人们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又必然具有竞争性。竞争的产生，源于人的需要的“无限性”，而满足人的需要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又是相对有限的。故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客观上都存在竞争。人们之间竞争与合作不断促进着社会关系的平等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社会关系的平等化表现为人类发展的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5]
我们认为，竞争与平等是统一的，也是相对的，二者共存于人类社会系统的演进过程中。竞争意味着平等，竞争所产生的效率为实现社会平等提供越来越充分的物质条件，促进了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的发展；竞争激励劳动者不断提高自身的劳动能力，有利于能力平等的逐步实现；更重要的是，由于人的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而满足人的需要的条件又是相对有限的，竞争体现出社会实现人的需要的公正性。平等是真正的竞争，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平等的竞争，否则，竞争将失去其价值目标；竞争应该不断促进人类整体在生存、发展和自由程度等各层次的平等，不断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竞争的平等史，即在竞争中产生效率（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促进平等（权利和机会平等、特别是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平等的发展），并最终在平等中实现自由与和谐（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良好发展）的历史。[6]
因此，应充分重视竞争在人类平等与和谐发展中的动力作用。竞争具有二重性，既会导致社会分化，也有益于增强效率，不可顾此失彼；特别是当代社会物质生产中知识生产力（资料）的作用日益重要，因而作为知识生产力根本表现的人的劳动能力的地位日益彰显。尽管劳动能力与产品分配以及所有制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至少不能否认人们不同的劳动能力及其地位和作用在劳动产品的交换和分配中的重要作用。物质生产资料不过是人的劳动能力的产物或精神生产资料的外化、对象化，传统对于生产方式的认识片面强调所有制中的物质生产资料因素，不懂得其中本质性的生产力以及生产资料的精神实质，对所有制问题的认识必然存在历史局限性。
立足于物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传统社会主义平等观的历史局限在于，公有制的革命所实现的是人的权利与机会平等。权利与机会平等主要是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外部条件，更重要的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平等。只有实现了人自身劳动能力的平等，或者说消灭了体力劳动，无产阶级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竞争是推动从权利和机会平等到劳动能力平等的根本手段。因此，必须客观认识劳动能力与劳动成果分配的辩证性，通过竞争激励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竞争是阶级社会不平等竞争的最后形式。社会主义的进步性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竞争，而是要实现平等竞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就在于能够通过对人类文明的积极扬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把共同富裕作为根本价值，而实现生产力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根本手段即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决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现代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也具有了许多新的特点，特别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实现了人的权利和机会平等，促进了竞争的平等性，能够有效避免或控制其局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基本权利完全平等与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7]的现实统一，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二、和平发展的开拓与创新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重大成就
通常主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突破。可是，和平发展是否如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拓创新具有同等的地位和价值，这无疑是为学界所严重忽视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和平发展同样是世界观和实践观意义上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回答，它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新模式的全面形成。
不言而喻，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源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扬弃。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和平发展却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文明发展的崭新模式，是纯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知识产权。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主流的现实主义，还是诸如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都存在内在的局限。和平发展突破意识形态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历史局限，强调阶级利益、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统一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身追求，是社会主义内在价值的现实表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重大标志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市场经济与和平发展的并举，不但实现了对传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的突破，而且亦根本上实现了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扬弃，开创了人类社会主义实践的新途径，成为人类文明持续进步的重要支柱。
徐崇温多次强调，自从2004年8月24日胡锦涛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以来，和平发展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穿内外的标志性特征。
[8]他还进一步认为，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思想研究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衔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薄弱环节。长期以来，把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思想看作一个外交问题，没有看到与国际环境的互动，没有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理论问题。
[9]因此，和平发展是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共同作用的产物，必须立足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和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转换中、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化认识中，深刻把握和平发展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实践意义。
我们认为，学界着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探讨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这些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成果，不但十分清楚地表明，和平发展思想彰显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它既有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宏扬、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境界的提升、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与时俱进、新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创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熟；同时还更进一步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原创性创新。这一系列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和平发展思想理论创新内在逻辑的产物，
[10]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逻辑基础。
（二）阶级性、主权性与人类性的矛盾及其价值追求
人的社会性不仅表现为阶级性。国家不但是社会分工与阶级分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文明发展区域性分化的必然。国家是文明发展的主要载体，而且是实现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相统一的独立载体，是文明的共同体。因此，国家是阶级性和主权性的统一。然而，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并非局限于阶级性和主权性。从根源上讲，所谓阶级性和主权性都不过是人与自然矛盾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 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11]因而，阶级性和主权性都决定于人类性。换言之，人与自然的矛盾形成了人类的共同利益，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分别处于人类系统结构的不同层次中，阶级性主要反映国家内部社会分工的矛盾，主权性主要体现国家之间文明发展不平衡性的矛盾，而人类性则表明人是自然的产物，全球化揭示出人类的休戚与共性与日俱增。全球化推动了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相互矛盾的日益突出，人类社会从革命与战争向和平与发展的跨越标志着人类文明存在方式的深刻转变，现实社会主义责无旁贷，应该也能够作出创造性的历史选择。
中国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正是这种价值追求的深刻体现。它既借助世界和平的机遇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国际环境的良性互动；既认同和参与现存国际体系，又积极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设；既坚持独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充分参与经济全球化、谋求互利共赢。
和平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模式，它树立了一种新的发展观、主权观、安全观、环境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它既肯定国家是文明发展的共同体和独立主体，是阶级性与主权性的统一，又更进一步从人与自然的本源中认识人类利益的共同性，强调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既要体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同时还要认同国家的客观性，现实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将是较长时期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必须要将阶级利益、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统一起来，和平竞争、共同发展具有必然性。惟其如此，无产阶级方能体现历史的进步性，最终实现自己的解放和人类大同的理想。
因此，我们认为，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类观突出了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在文明横向融合一体化发展中的基本作用，揭示出人类系统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实现了从社会基本矛盾观到人类系统观的发展，既坚持了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也突破了片面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以意识形态为原则处理国家关系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历史局限，科学回答了当代全球化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是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的原创性创新。
[12] 概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平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特征的内在逻辑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肯定人的劳动能力的平等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必然要求，而促进和增强人的劳动能力、消灭体力劳动的基本动力即是竞争；和平发展体现出社会主义是阶级性、主权性和人类性的内在统一，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完成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与时俱进，深化了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平发展实现了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变革与突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人类社会主义事业迈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5-306.
[2][3][4][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2-83；68；86；6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4.
[6]冷树青. 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系统哲学解读[M]. 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77-78．
[7]
王海明．公正·平等·人道：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M]．北京：北京
[8]
徐崇温.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面对的新课题[J].红旗文稿,2013,（8）：26.
[9]徐崇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薄弱点[N].北京日报,2007-5-14.
[10]冷树青，汤瑶.和平发展思想理论创新研究的一般现状及其深化[J].九江学院学报，2014，（2）：55.
[12]冷树青.从社会基本矛盾观到人类系统观——论和谐世界思想的理论创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4）：70-74.
（作者联系电话：18970297798；邮箱:752076073@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