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一方面“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1](P6)另一方面也“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1](P17)这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脉相承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之所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伟力，是因为这一理论不同于其他各种理论，它是基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客观的历史运动而展开的，不是从道德原则出发，而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表述，是基于历史发展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构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2](P413)“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2](P414)因此，这些原理不是亘古不变的教条，而是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

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将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从神学、英雄史观以及主观意志的迷雾中解放了出来，由此开始了对社会历史本身规律性的考察。时代持续变化，社会不断发展，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依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但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大历史观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所标识的历史时代之中。对时代的这个认识和判断，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也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奋进向前的“万里长河之泉源”。[3]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就能够不断壮大、走向胜利；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坚定不移，在任何情况下从未产生动摇。

与此同时，我们党在实践中很快认识到，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努力做到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持续不断进行理论创造。这就是说，既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现实社会和历史规律的反映，那么其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必然是体现和把握客观规律的认识方式。社会历史发展变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也必然发生相应的时代性变化。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与问题本身的进程如影相随，相向而行。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人类社会不仅继续发展变化，而且发展变化的速度也呈日益加快的态势。在理论形态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形成了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的状态。在马克思主义产生时期，以英国为翘楚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引领着当时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透过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类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路径和方向。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竞争逐渐导致垄断的趋势，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已经显著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基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的现实，为凭借资本主义体系薄弱环节上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论证。列宁主义正是对这个发展阶段历史运动“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引发了一系列冲突，并且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列强对亚非拉的殖民统治出现了松动，这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结合开辟了现实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发现，由于在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充分，工人阶级数量有限而且成熟程度也不够，因此如果进行革命就必须另辟蹊径：不是进行毕其功于一役的城市暴动，而是要进行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长期艰苦的武装革命道路，只有通过革命获得政权之后，才能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发展阶段历史运动“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同样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个阵营之间的战略对抗形成了某种平衡，核战争的威胁使美苏都对双方的摊牌有所忌惮，因而双方的博弈往往通过“代理人战争”表现出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则希望以不结盟的姿态寻求和平与发展，再加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从而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有效竞争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生产力的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上。正是基于这个历史时期世界经济政治出现的新态势，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新的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果断开启而又稳步推进了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显然，邓小平理论正是对这个时期历史运动“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随后，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以中国化时代化的方式，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经过不同阶段艰苦卓绝的努力成功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整体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各领域工作，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主要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和深层次的变化，从而作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判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另外，基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新变化、新调整，作出了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性判断，并且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对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历史运动“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坚持和发展的辩证法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所谓坚持，就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都要实事求是地依据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所谓发展，就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都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为依据，从而认识时代变化之中的中国问题、世界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这里，“变”才是坚持，因为“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不变”才是背离，因为认识已经脱离了已经变化了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变化的现实中，能够根据条件变化而随之变化，才是不变，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总是按照过去的认识去衡量变化了的现实，就变成了教条主义。因此，在需要理论创造性发展的时候，变就是“不变”，而不变就是“变”。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推进到一个新境界。在这里，“新境界”是以“全新的视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广度而言，这一理论是从全球的角度，从人类文明和全人类的利益出发去看问题的；从深度而言，这一理论是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百年历程的经验总结，借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历史性变革，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理论探索，从而大大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厚度而言，这一理论是依据40多年改革开放和70多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成就，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奋斗经验，近200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500年世界社会主义探索成果，汲取5 000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开创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有许多原创性贡献，但仍然具有马克思主义普遍的理论特征。

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科学的理论，在新时代创造性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的新特征，也揭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以特有的“中国速度”为特征的“中国奇迹”。但事业越是拓展，任务就会越重，要素会越来越多，要素之间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复杂，必须以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完整的方式才能在新时代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境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是基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科学认识，力求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根据变化了的社会主要矛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整体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各领域工作，就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

其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人民的理论，在新时代创造性演绎了人民通过奋斗追求美好生活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4]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这种“解放”，一方面表现在从既不合乎历史发展前进方向，也不合乎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从对自然界规律的盲目依赖中解放出来，让自然依照客观规律可持续地为人类生活服务，让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马克思主义为在现实世界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解决了第一个方面的任务；从那个时候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懈的奋斗，我们正在实现第二个方面的任务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处于世界中上水平的情况下，就“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5](P125)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人民至上的为民情怀。

再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实践的理论，这一理论孕育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又充分展现了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思想伟力。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学说的显著特征。实践性恰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显著特征，这一理论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而创立的，是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团结奋斗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为新时代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最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新时代的前沿。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根据新时代的实践总结、认识升华的发展而发展，不断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而丰富、拓展自己的理论视野。这一理论之所以充满活力和生机，就在于其不断探索新时代中国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人在100多年的奋斗中能够始终坚定信仰信念，在任何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能够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之所在。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中的教义，而是对历史运动真实关系的理论表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P376)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之所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其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这种理论是人民在实践运动中不断进行的科学探索，并伴随着实践运动的发展而发展。既然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就必定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P16)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大地上根据中国“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落地生根，焕发出勃勃生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3]在这里，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进行了精辟的阐释。就理论分析的概念而言，中国化是一个空间范畴，而时代化是一个时间范畴。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实践，就应该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在现时代解决国内国际提出中国方案，就要与当代世界的时代问题相结合。一方面，正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空间方位，世界是由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组成的。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上应对不同的挑战，因此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挑战和实践，只有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解决了自己的具体问题，才是为世界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另一方面，所有国家又都以自己特有的状态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时间维度之中，根据变化的时代运用马克思主义考察时代新挑战、新特征、新问题，解决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习近平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1](P16)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我们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根据当代中国“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团结带领人民实现这一历史巨变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有资格、更有底气、更有能力揭示这个变革过程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从而为在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创性贡献。我们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更要有这样的理论自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通过付出巨大而艰苦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P17)在这里，我们应该指出“两个结合”的命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向了更加自觉、更加自主、更加主动的新境界。

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经过初期的“学步”以及“不成熟”而带来的血的教训，我们党逐渐认识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是原封不动地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要根据现实具体情况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解决中国的问题。1942年2月至1945年春天的延安整风运动，不仅从正面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还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从而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对后来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也是如此，作为“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改革开放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6]在新时代，我们也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1](P17-18)

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中国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在中国根深叶茂、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都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作为支撑。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P18)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很快进入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引导力量，就在于这种价值理念的契合性。

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我们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上“有高度契合性”，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中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多此一举。中国传统文化是产生于自然经济时代，是在传统社会中孕育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在社会经历现代转型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其科学性和真理性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国以更加快捷的方式理解了现代性启蒙的重要性，加快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指导，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会非常漫长而曲折，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无法完成。

第二，“第二个结合”是现在提出的，但不是到现在才实现了这个结合，这种结合早就开始了，甚至早就有了自觉的结合。实际上，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就一直进行这种结合。从李大钊、陈独秀到毛泽东，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这些党的创始人和领袖都在基于中国历史传统用中国话语来阐释马克思主义，以使其转化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真实的精神力量。从李达、陈望道到艾思奇，一大批学者也都在用中国的话语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真谛，从而让马克思主义成为最为中国大众熟知的理论。但是，提出“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更高程度的自觉，体现了理论创新的新境界。譬如，在五四运动文化氤氲之下，我们党成立之初主要目标是改变落后的中国面貌，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态度遮蔽了实际上存在着的“契合”，这时候的“结合”是实际的存在，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表达。即使如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也是我们党的追求。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7](P533-534)在这里，毛泽东一是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珍贵的遗产，二是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总结，这个总结就是“结合”，三是这种“结合”了的珍贵遗产也能够指导现实的革命运动。到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批评了有些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性。又如，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感于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我们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上。因此，这个时候的“结合”往往被遮蔽，难以成为原则性表达。但是，我们党仍然意识到文化根基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8](P358)江泽民、胡锦涛都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阐释。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重要性认识的新高度。

第三，“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表达。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明确，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越来越自觉。这种自觉可以说从理论实质到话语表达，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习近平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9](P7)“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10](P29)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之所在。

第四，在新时代，“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完成时，而是进一步创造性结合的新起点。我们要立足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实际，以当下正在进行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为中心，聆听人民的心声，回应现实的需要，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也要进一步扩大视野，吸收历史上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需要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P18)

三、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社会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就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1](P18)面对当下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任务，我们要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这就需要我们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P18-19)在这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在立场观点方法上有许多创新、拓展，具有显著的时代性特征。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与此同时，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必须准备时刻迎接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危险的考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的创新和拓展都来自这个时代特征的反映。

第一，坚持人民至上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显著要求，这里解决如何看待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因为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11](P28)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特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社会基础和价值追求都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广大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1](P19)在战争年代，我们的理论是依靠人民、发动群众，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奋斗牺牲；在艰苦时代，我们与人民同甘共苦，共同奋斗。正如邓小平深情指出的：“我们大家都是从苦里过来的，经历过不少困难的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的时候也是很苦的啊！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12](P217)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条件好了，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真正的考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根本立场和观点，也是我们继续奋斗的工作方法，同时也是检验我们工作的根本标准。“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10](P2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是新时代“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P19)譬如，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更多的不是做锦上添花的事情，而是补短板。我们应该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保障好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扎牢社会保障网，补齐医疗卫生特别是城乡基层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短板等。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第二，坚持自信自立既体现了我们党和中国人民一贯的态度，也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明显特征，这主要解决理论与实践的主体性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10](P29)我们拒绝“全盘西化”的论调，也没有照搬苏联模式。我们的“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1](P19)而是始终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信自立是新时代中国人民最显著的风范。

第三，坚持守正创新既体现了我们党和中国人民一贯的实践风格，也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显著特点，这主要解决理论在实践中如何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的一切成就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的结果。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唯有守正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才能在前行的路上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与此同时，唯有创新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10](P20)才能把握这个纷纭复杂的时代，才能引领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

第四，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实践观点，也体现了新时代在工作方法上的要求，主要解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行百里者半九十。在改革的前行路上，方方面面容易解决的问题我们都解决了，容易克服的困难也都克服了。在改革开放初期，改变落后局面似乎是唯一突出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早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就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有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13](P248)但是，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依然面临许多深层次矛盾，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非常大，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扰，我们的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各种超预期因素随时可能发生。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但是，真正的理论都是因解决问题而产生、发展的，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这种声音提醒我们、召唤我们，同时新的时代声音也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必须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13](P248)以新的理念和思路丰富发展党的创新理论。

第五，坚持系统观念既体现马克思主义有机整体性观点，也体现了新时代明显的理论思维特征，主要解决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辩证关系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我国是一个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发展推进到今天，越来越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特征。因此，调整利益关系的改革往往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系统安排、协调推进。改革进入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的阶段，这是系统观念观点和方法凸显的现实根据。我们不能因局部利益而影响大局，不能因眼前的方便而贻误未来的发展，不能因战术而影响战略。我们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积极稳妥地推出一批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举措，强化改革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争取不断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正如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1](P21)

第六，坚持胸怀天下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立场，也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解决的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理念，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价值观上非常契合。“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1](P21)我们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进一步拓展世界眼光，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中国贡献。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主动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也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指导实践。实践和理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目前，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到了关键时刻，而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从而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习研究，分析把握中国发展和世界格局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中国和世界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壮大我国综合国力，充分展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壮大国际和平进步力量，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作者简介：韩震，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思维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