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凝聚着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和集体智慧，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学说、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说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吴家庆(1962-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德祥(1975- )，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提高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研究”(15ZDC001)的阶段性成果，中宣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理论研讨会入选论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为基础的重大的理论创新，凝聚着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这一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以全新的视野和系统的理论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一、活学活用，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贯穿科学方法论，既部署了“过河”的任务，又解决了“桥或船”的问题；既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又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而形成了系统科学的治国理政方法论体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继承并直接运用了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实践标准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以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调查研究、求真务实等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多次强调，要用好辩证法，坚持系统的观点，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遵循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等各种关系，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发展。

其次，创造性应用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结合实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多样化。习近平坚持重点论，提出“抓牛鼻子”“抓关键少数”“打通最后一公里”“精准扶贫”等工作方法；坚持两点论，讲究科学统筹，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等工作方法；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既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抓全面，又强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抓重点；坚持系统论和协同论，强调“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一张蓝图绘到底”“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等。

最后，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思想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习近平不仅注重运用和转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还对决定和影响这些方法论的思维方式进行探究和思考，创造性地提出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以及系统思维、历史思维、理论思维等，要求运用这些思维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其中，“五大思维”是其主要内容和鲜明体现。

战略思维指对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和谋划的思维。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②，战略思维“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③。“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④，要“善于观大势、谋大事，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全面深化改革全局来思考和研究问题”⑤。创新思维是指破除迷信、突破陈规，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思维。习近平指出，“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⑥，“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⑦，“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⑧。辩证思维是反映和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思维，要求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⑨，要运用系统、整体和协同的思维来认识和处理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少数和多数、重点和全面、平衡和非平衡等关系。法治思维是指符合法治的精神、原则、理念、逻辑和要求的思维。习近平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⑩，“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11)。底线思维是以底线为导向的思维方式。习近平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凡事要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做到有备无患”(12)。经济社会发展要保底，公共服务要兜底，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中及时化解矛盾风险；党员干部要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守住道德、法律、纪律的底线，特别要严守政治底线。这“五大思维”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方面面，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体系的亮点。

二、举旗定向，创造性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人类社会终将走向共产主义，列宁还强调了各民族的走法不会完全一样。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指出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道路及其阶段。这要求各国共产党人结合自己的时代境遇和历史实践去探索和解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深思熟虑，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系列重大问题，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

第一，科学划分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由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于社会主义五百年，习近平首次将其分为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和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和发展等六大阶段。这清晰展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衰落到复兴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进程，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源流关系，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的问题。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3)。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今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版本新阶段。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无疑提升了我们的认识高度和理解深度。

第二，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化，取得许多开创性的、历史性的成就。习近平深刻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与此相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4)。这一系列的判断和认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的方向位置及状况水平，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何处和向何处去的问题，以全新的思想和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理论。

第三，科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科学回答了备受关注和充满质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一方面，将文化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畴之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架构从道路、理论、制度三个部分拓展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部分，大大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习近平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17)。另一方面，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如“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18)，“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9)，等等。另外，还整体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四个自信”。他强调，“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20)。这些思想和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解释和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重大问题，大大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

三、攻坚克难，创造性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思想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开始探索和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逐步形成和发展，大大丰富了中国政治经济学。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西方庸俗经济学一度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程度地被边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原创性发展。

一是首次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015年12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2016年7月8日，习近平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2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还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原则和要求。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22)；“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23)；“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24)；“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5)；等等。

二是创造性提出许多新的经济思想和发展理念。习近平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人民中心论、新发展理念、经济新常态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现代经济体系论，以及精准扶贫、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等。这些思想理论既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运用，如“人民中心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经济领域的体现，新发展理念深刻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如经济新常态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现代经济体系论等。这些思想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三是系统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问题。这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原则理念、目标任务、途径方法、对策思路等。这些思想理论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什么样的经济发展，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确立什么样的发展原则和价值取向，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如何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坚持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如何贯彻和落实这些发展理念；制定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如何贯彻和执行这些发展战略；坚持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坚持和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新时代经济改革为什么人，如何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新时代以什么作为经济改革发展的检验尺度和判断标准，如何落实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的政策制定依据和工作检验标准；新时代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

四、开拓创新，创造性建构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学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国家政权应该怎样组织？国家应该怎样治理？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根本性问题。”(26)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推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而且超越西方社会的治理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第一，科学阐释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运用于社会领域的“治理”概念广泛延伸到国家、政党和国际等多个领域和方面，强调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全球治理、安全治理、环境治理、互联网治理，以及治理机制、治理能力、治理效能等，特别是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有研究表明，习近平强调的“国家治理”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健全国家治理机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27)。这表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这些原则和要求与西方弱化甚至主张无政府的治理思想显然不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学说的独特内容和鲜明特色。

第二，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上升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高度。首先，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问题，深刻揭示了两者的内涵及其关系。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两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28)。其次，明确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29)。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从根本上而言，还是要靠制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科学回答了政府与市场这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问题。纵览世界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都未能很好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一度狂热地崇拜和迷恋“市场”，极力宣扬“市场万能”。社会主义国家则曾经极力排斥“市场”，主张消灭“市场”，极度迷信政府，执政党包揽一切，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历史表明，在国家治理和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习近平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要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30)。他还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31)。这就创造性地解决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的一大难题。

第四，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32)，“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33)。这说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本质上是制度现代化问题。因此，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增强制度的科学性和执行力，是实现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在政治制度方面，习近平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搬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探索和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34)，等等。在法律制度方面，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35)，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36)，要求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37)。在国家领导制度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和制度优势，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内涵，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

五、使命担当，创造性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最大梦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经调整和充实，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既继承以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又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一是将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等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范畴和目标体系，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思想内涵更加丰富、科学和全面。二是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任务提前十五年完成，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早日实现，进一步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美好蓝图以及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雄心壮志。三是重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四是从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途径、战略方法，以及战略布局、战略方针、战略重点、指导思想等方面回答了新时代我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问题，形成系统完备、切实可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体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尚未诞生，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现实问题尚未出现。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系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只有一些基本原则和大致设想。如落后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先决条件、大工业生产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现代科学技术等。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及理论，无论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对于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的早期现代化建设都不乏借鉴意义，但其存在的比例失调、结构失衡、盲目赶超等问题和缺陷也相当明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化的一般思想和观点，又克服了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弊端，不仅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而且在现代化的模式及标准、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以及现代化的贡献和影响等方面极大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

六、与时俱进，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38)。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和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39)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达到新的历史水平，但各类矛盾冲突加剧，全球治理问题相当突出。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困惑与困境，有许多共同的问题单靠某一个国家是解决不了的，由此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睿智的思考和世界的情怀，科学回答了21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时代课题。这一重要思想与马克思的“人类情怀”和奋斗精神一脉相承，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的目标任务和价值追求完全一致，既是我国为使世界朝着增进人类福祉方向发展而贡献的“中国智慧”，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以及马克思精神在当今时代的运用和发展。

第一，在探究时代问题中指出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历史走向，拨正人类社会走向合作共赢、共建共享、持续繁荣的历史航向。当前，人类社会总体上依然处在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在获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亦不断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习近平指出，“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40)。一方面，人类社会发展“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巨大的进步”。如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交往不断扩大，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发展面临极其严重问题和挑战。如地区冲突、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面对21世纪人类发展的迷茫困惑和部分国家的倒行逆施，习近平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1)。这一重大判断深刻批判了当今世界由资本主导的不合理的世界市场和全球治理体系，以全新的时代观和全球观揭示了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历史走向，洞察世界发展大势，从思想上推动人类社会走上合作共赢、共建共享、持续繁荣的新道路。

第二，深刻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和目标任务，为21世纪全球治理和世界繁荣提供中国智慧。习近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4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丰富，其核心要义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43)。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建设一个远离战争、持久和平的世界。在安全上，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在经济上，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在文化上，“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44)，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三，明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方案。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论，成为这一重要思想的首倡者，同时也是这一重要思想的践行者。一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45)经过努力，中国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46)！二是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47)，“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48)。三是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49)。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50)四是积极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搭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51)，“我们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同各方一道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为世界共同发展增添新动力”(52)。

七、兴党强党，创造性发展了党的领导和建设学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治国理政、执政兴国、治党管党的使命与要求，提出了许多关于新时代党的领导和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和理论。

第一，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高度来审视和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四个伟大”相统一的新思想，把党的建设、党的事业、党的领导有机结合起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将其作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根本保证，成为新时代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从而大大深化了我们对党的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就党建论党建的历史局限。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这“四个伟大”“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53)；将我们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认识从国家发展拓展到民族复兴，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不仅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更是履行党的历史使命，推进党的事业发展，实现党的目标任务的需要，这把我们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认识提到了新的水平。

第二，从本质规定和制度效能的角度来审视和强化党的领导，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关联。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54)列宁认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一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55)。在我国，党的领导既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国家发展与民族兴盛的现实需要和根本保障。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和经验，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56)这一新思想既继承了以往党和国家领导人基于党的领导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影响强调党的领导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的惯常逻辑，又将其提升到国家制度和社会本质的高度。既从制度效能角度审视和阐释党的领导，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凸显了党的领导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又从社会主义本质角度阐释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关联性。

第三，从长期执政和从严治党的角度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各方面建设，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点和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在某些环节和方面出现的政治松懈、纪律涣散等问题，特别是极少数人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的活动，习近平特别强调严明党的政治纪律，规范和强化党内政治生活，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要牢固树立政治理想，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政治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提出来，从而拓展和完善了党的建设的主干内容和总体格局，为新时代加强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指明了方向。

第四，从惩防结合和标本兼治的角度强力推进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提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新思路，开辟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新境界。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是中国共产党一直思考和应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为切入点，坚持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既强调重拳出击和高压反腐，又注重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惩防结合，标本兼治，重新树立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威望。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新境界。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4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9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2页。

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8页。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59页。

⑦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⑧《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页。

⑨《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

⑩《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45页。

(12)《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9页。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1、22页。

(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11、12页。

(1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页。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56、52页。

(17)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14、416页。

(1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页。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9页。

(21)《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6年7月9日。

(2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49页。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18页。

(2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49页。

(2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22页。

(2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2页。

(27)刘志昌：《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91页。

(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90页。

(3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16、117页。

(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77页。

(32)《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8页。

(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91页。

(3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91页。

(3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页。

(3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38页。

(3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19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5页。

(39)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页。

(4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76页。

(4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72页。

(42)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页。

(4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59页。

(44)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4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2页。

(46)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4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49页。

(48)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6月11日。

(4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9页。

(50)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11月6日。

(51)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页。

(52)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5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页。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8页。

(55)《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2页。

(5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3页。

原文参考文献：

[1]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

[3]王伟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4]洪银兴、刘伟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5]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湖南省社科联：《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独特建树》，《党建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