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和工作方法。首次提出“坚持系统观念”并将其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的重要贡献和一大亮点。从党的历史发展看，这是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及其传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原则的实践应用，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效能治理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正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既因经久积累的巨大物质财富和强大制度优势而表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又因深刻复杂变化的发展环境的影响塑造而表现出既不同于以往认知又没有现实参照的新的时代特征，由此在应然意义上要求我们从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层面深入思考和统揽以下关系：一要从认识维度和认识论意义上深入思考和统揽机遇与挑战的关系，这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的关键一步；二要从改革本质和本体论意义上深入认识和统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这是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和题中应有之意；三要从价值实现和价值论意义上深入思考和统揽发展过程与目标的关系，这是解构社会主义本质、注入强大人民动力的坚实保障；四要从实践维度和实践论意义上深入思考和统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以上构成本文的思考起点和学术关切。
二、认识维度：前瞻性统揽机遇与挑战的关系
系统观念是一种前瞻性观念，是解决认识问题的基本思想方法。任何一个系统都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联部分合成的有机体，既表现在空间意义上的物理构成，也表现为时间意义上的次序耦合，其内在要求思考问题特别是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时，要注重系统内部与外部、时间与空间、历史与逻辑、经验与规范的关系建构及其转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科学预见形势发展的未来走势、蕴藏其中的机遇和挑战、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透过现象看本质，抓好战略谋划”〔2〕。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同时又处于时时刻刻的变动之中。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日升月落、春去秋来，是人们对自然现象内在转化的规律性描述；否极泰来、时来运转、柳暗花明、苦尽甘来，则是对人生境遇自我转化的规律性表达，都是借用可视化的规律或现象折射出机遇与挑战相互转化的内在哲理。对任何一个事物及其发展来说，机遇和挑战都作为一种自变量构成其自身发展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用不同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进行看待和分析，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判断，这种结论和判断反过来会影响决策思维和决策效能。从党的发展历程看，我们党总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系统观念这一重要思想方法，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和党情进行系统分析和科学研判，做出符合时代发展规律和人民愿望的重大决策，这已经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践要求和理论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系统思维深入分析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矛盾，他敏锐地分析时局和形势变化的特征，准确把握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从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同时处理好统一战线中由信仰、阶级利益不同带来的政治分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统一战线思想和理论。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探讨中国向何处去、怎样引导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之路时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第一次解答了什么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成为共产党人开展工作的思想方法、一切工作所应遵循的思想路线，并用以指导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大转折，邓小平支持和领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推动全党思想大解放并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持续推进奠定了认识基础和思想前提。此后，在对我国所处的世界环境和国际局势进行深入观察和系统分析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不仅全面推动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为中国创造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奠定了科学认识基础和理论创新前提。进入21世纪后，我们党根据新世纪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在党的十六大上作出一个重大战略判断，即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重大战略判断成为推动此后10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这个重大判断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透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这一年看“十三五”时期的这5年，进而再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8年，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一方面，充分彰显了党的坚强领导、制度优势和人民力量；另一方面，也有力展示了与党中央作出的这些重大判断，特别是对新世纪以来的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变化的准确把握息息相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一次站在“两个大局”的历史高度和战略高度，对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进行了科学分析和深刻阐述。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知和把握，关系到对新发展格局外部环境的判断、塑造和适应。其关键点在于，从系统特征和内部要素的排列组合角度整体性把握这个大变局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哪些在变和哪些没有变。尽管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各国相互依存加深、加强交流合作的动能依然强劲，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在这个意义上看，这个大变局的确不是一时一事之变、一域一国之变，而是带有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典型特征。但“变”的表象依然建立在“不变”的逻辑之上，此为大历史、大趋势、大走向的基本判断。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的认知和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近年来多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孜孜以求的梦想，也因之成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主题。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踏步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国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三个没有变”的科学判断，即尽管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没有变。同时，特别要看到，我国仍处于成长上升期，发展的内生动力依然强劲，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阻挡。
基于上述分析和研判，党中央作出新的总体性战略判断，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这个重大判断充分体现了运用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要求，也充分体现了坚持系统观念的实践运用，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一方面，系统本身的整体性要求我们要有“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的战略定力和深谋远虑。这里包括两个层面：在国际层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抬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在国内层面，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充分认识我国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条件和优势的同时，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转化提出的迫切要求。归结起来，就是始终保持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高度关注，增强解决问题的系统性；要始终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强解决问题的针对性；要客观审视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增强解决问题的信心和决心。另一方面，系统要素的变动性要求我们要有“危中有机且危可转机”的辩证思维和发展眼光。事物发展规律显示，顺势而上时，把握机遇相对容易；顶风而起时，把握机遇困难加大。外部环境相对平稳时，风险挑战可识易辨；世界形势动荡复杂，暗礁潜流明显增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时，系统内外的互补性较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后，系统外部的竞争性必然增多。总之，今天面对的机遇不同于以往，战略性、可塑性特征更为明显；今天面对的挑战也相异于过去，复杂性、全局性特征十分突出。由此意味着，在整个“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们都要增强风险意识和机遇意识，在应对风险挑战中抓机遇、化危机、开新局，体现出思考和工作的前瞻性、整体性、全局性。
前瞻性思考和统筹处理机遇和挑战的关系及其转化机理，关键在于用好盘活我国发展的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鲜明指出：“我国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和机遇优势，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有诸多有利条件，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3〕。这是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13个显著优势后第一次出现的新表述。透过这四个优势，既能凝练总结说明“十三五”时期取得的辉煌成就，也系统揭示了制定“十四五”规划的科学依据以及顺利实现目标的强有力支撑。特别是对于政治优势的认识和把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抓住机遇、胜利实现目标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这个优势主要是指党的领导优势和党的理论指导优势。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长期执政的要求。先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立、后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这一历史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的政治地位、主心骨作用和历史使命。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百年华诞。这100年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100年；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伟大斗争实践中凝结形成并成功运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群众路线、组织路线的100年；是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进而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大同心圆的100年；是党不断加强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进而建构历史、绩效、道义三位一体正当性和领导力的100年；是党始终保持革命锐气和斗争精神、以刀刃向内勇气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100年；是党与时俱进确立阶段性奋斗目标、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进而塑造强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10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第一次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原则摆在首位，这在党的规划建议史上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充分彰显了党在当代中国肩负的历史使命、所处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面对新发展阶段的形势任务，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功能作用，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新形势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本质在坚持党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关键在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根本在以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动力在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目的在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它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的精髓所在，是建设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断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三、本体维度：全局性统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系统观念是一种全局性观念，是把握规律、探寻本质和追求真理的内在尺度。注重从事物的总体与全局上、从要素之间的联系整合上把握事物运动与发展规律，进而对整个系统实现臻于科学化的结构布局、秩序建构和优化组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事物之间的各种矛盾运动，并由此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4〕，进而实现运动中的平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5〕从人类现代化发展进程看，现代化本身在时间意义上表现为一个过程，在空间意义上体现为一个系统。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现代化自身就成为发展的同义词，也可视为本体意义上的发展，现代化建设过程就意味着有风险的发展、有困惑的发展、有矛盾的发展。因此，在现代社会，安全和发展堪称一对双胞胎，构成关乎国家利益的一体两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和重要讲话中把“发展”与“安全”相提并论，提出“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证”“做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党的十九大提出“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大论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这与“新发展理念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一同构成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的两大核心要务，进一步明确了进入新发展阶段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两件大事的极端重要性，清晰地表明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中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十分鲜明的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
毋庸讳言，置身于百年未有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特别是在“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的鲜明对比中，面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动与内部条件深刻变化交织形成的各种机遇挑战，我国发展进程中涉及的安全问题的内涵外延、时空领域和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深沉、宽广和复杂。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大变局”背景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其实质是在推进继续发展、保持发展优势的基础之上更多注入“安全”要素，更加强化“安全”考量，更精进行“安全”布局，从而有针对性地凸显“安全”的时代意蕴和发展特质。因此，要更好地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目标和“更为安全”的指标定位，必须坚持以系统观念做好发展与安全这两件大事，全方位、多视域统筹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
以系统观念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前提是把握好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系统要素构成及其形态看，发展和安全都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变量。发展带有自变量特点，安全具有因变量特征，二者之间相互支撑、彼此作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支撑，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离开安全谈发展，无异于沙中垒塔、空中楼阁，发展过程和发展成果的脆弱性高、抗风险性低；离开发展谈安全，则难以有效破解我国社会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难题，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危机育新机、变局开新局的时代要求，便显得“苍白无力”。因此，以系统观念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必须着眼坚持促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坚持用有效维护安全标定发展路径，坚持用有效捍卫利益检验发展成果，坚持用有效安全程度检验发展稳定性，坚持用安全状态标定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公平正义”〔6〕。
以系统观念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关键是坚持党对国家安全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安全的准则，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7〕
四、价值维度：战略性统揽发展过程与目标的关系
系统观念是一种战略性观念，注重从大历史、大逻辑、大战略视角思考系统之间及内部要素之间的逻辑关联、变量交互以及关系转换，包括时间与空间、过程与目标、价值与技术、战略与战术等。《建议》把“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一体规划、同时发布，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二次，上一次同时发布是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远景目标并非每届五中全会都要制定，只有在党和国家面临特殊历史时期、重大历史节点的环境下，才会考虑远景目标问题”〔8〕。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远景目标建议中最为亮眼的、最能引发人们美好憧憬的是首次明确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既全面彰显了内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价值和方法意义上的系统观念之间有机融合的价值追求和目标指引，又充分展示了我们党对孜孜追求发展过程与发展目标有机统一的实践表达和行动证明。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思想引领下，我们党确立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发展观，并将其通过党的政治路线这个党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的形式写进党章党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径成为我国改革发展始终不渝的坚定追求。在现代政党政治条件下，政党领导发展的能力被公认为获得取得政权和长期执政的绩效支撑，而政党领导发展能力的强弱与发展目的息息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等一系列关乎发展方式、发展目标的重大思想的提出和实施，不仅有力地指导推动了“十三五”时期各项改革发展任务的顺利完成，也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这些关于发展思想的不断积累和积淀，凝练形成了我们党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判断和战略共识，即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的原创性贡献构成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最能发挥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板块。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第一次实现历史性对接，实现党的阶级使命与民族使命的有机结合。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即全面深化改革。《建议》明确提出，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这“四个以”蕴含着关于发展的过程与目标、方式与动力、价值与技术的内在关系。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就会收获什么样的发展结果。新发展阶段的发展，不是单纯的量的发展，也不是某一个领域的发展，而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整体意义上的发展。这个过程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基石的逻辑起点和全新动态发展过程。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我国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种既超越过去我们对现代化认识水平又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我们用系统观念全方位思考、战略性谋划新发展阶段的发展过程与目标的逻辑建构和实践对接。站在这个高度看，《建议》第一次用远景发展目标的可视化形式呈现在全体人民面前，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决心，极大地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价值和人文情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对“人民”这个集合名词和整体概念中的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个体的最好回应。我们党领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全面开启，我们有条件也有能力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朝着这个令人憧憬的奋斗目标勠力前进。在这个意义上，党的性质、党的宗旨与社会主义本质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和内在统一性，这种一致性和统一性在《建议》中得到有力展示和充分彰显。可以预见，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些新要求及其实现过程既是密切党群关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坚实一步，又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斗争和制度模式比较竞争中，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核心价值观得到全面彰显。
五、实践维度：整体性统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系统观念是一种整体性观念，倡导用开放的复杂的系统观点、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体系观察和研究经济社会问题，最大限度地实现主观认识与事物本质的有机统一。一定意义上说，我国改革发展的最大动力来自于对市场与政府关系认识的突破和创新。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与缺陷，这就必然要求引入“政府之手”。“在宏观经济治理中，有效市场是经济顺畅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有为政府是经济稳定运行和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内源性动力。”〔9〕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表明，实现市场自主调节与政府科学调控二者的有机结合，不仅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辩证处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二者关系的基本逻辑。
《建议》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是由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特征及其优势所决定的，“不仅是进入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具有的独特和鲜明特点，而且是西方‘市场经济学’和中国传统‘人本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有机结合”〔10〕。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更加遵循和有效利用经济规律过程时融入辩证法，创造性提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了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妄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融合的重要意义及其辩证关系。有效市场的目标更加关注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化，需要扭转传统经济思维中过度强调市场对资源自发配置可能造成的“市场失灵”风险；有为政府的目标更加关注资源配置效益的最大化，需要扭转传统行政思维中过度强调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管控造成的“市场僵化”。因此，新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寻求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与效益最大化的最佳结合点，进而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同频互动、互促共生，这需要以系统理念予以统领和解决。
以系统观念统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逻辑前提在于全面把握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和时代要求。从根本上说，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其内在特征和时代要求在于：其一，它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不是被迫之举和权宜之计。置身于全球视野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国内国际两种循环的关系客观上早有调整的要求。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也有利于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其二，它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同全球很多国家的产业关联和相互依赖程度都比较高，内外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更好联通，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以更大对外开放促进全面深化改革，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其三，它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各地都搞自我小循环。在这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针对全国而言的，不是要求各地都搞省内、市内、县内的自我小循环，由此要更加重视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之间的关系，真正在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形成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相互促进、有机统一。
以系统观念统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动力源泉在于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建议》将“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截至2020年7月底，我国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32亿户，其中企业4110.9万户，个体工商户8834.8万户。”〔11〕进入新发展阶段，把亿万市场主体活力充分激发出来，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对积极应对国内外严峻复杂形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一方面，要充分激发国有企业活力，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还要充分激发民营企业活力，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此外，《建议》还提出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现更好发展明确了目标指引。
以系统观念统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重要保障在于更好地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下，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铸造形成的严密组织体系，职能职责更加鲜明，功能优势更为彰显，即党的中央组织发挥集中统一领导作用，地方组织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基层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立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国家制度安排。在这个制度安排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项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项基本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政治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向其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而作为国家制度架构下的权力机关、人民政协机关以及其他政治机关都通过党组的形式接受党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各级政府的权力本质和运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可以看作是对政府本质回归和作用方式的价值规定，也是新发展理念对构建有效政府，发挥各级政府积极性提出的新要求。这其中，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体制中，纵向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基本关系，事关国家统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支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探索中，我国逐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央地关系，成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关键要素。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族群多样，加之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难度相比其他国家更大，任务更为艰巨。”〔12〕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几年，党中央着眼于推动“两个维护”贯彻落实与激活地方发展活力相统一，强化构建协同高效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着力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科学调适和动态平衡。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把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关系，进一步落实到机构设置及职能配置上，提出构建“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构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政令统一、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从而完成了对中央和地方机构的一次系统性、整体性重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作出了重要部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为进入新发展阶段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提供了新的指引。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项系统工程，更加需要以系统理念统筹好中央和地方关系，充分调动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一方面，“必须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强化法治保障”〔13〕；另一方面，“要注重在坚持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基础上，逐步减少央地共同事权，强化条块协同，激发地方治理活力”〔14〕，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六、结语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全面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未来中国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在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历史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全新课题和挑战，这些新课新挑战归结起来是人的现代化和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建设问题。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观念”这个重大原则，其实质是以此塑造人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和能力建设。从这个角度看，本文所研究的以系统观念统领上述几对关系只是一个开始和初探，笔者将继续保持对这个问题的学术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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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亚光.“十四五”规划《建议》的历史比较解读〔N〕. 四川日报,2020-11-16.
〔9〕安翔宇.基于中国道路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J〕.改革与战略，2020，(10).
〔10〕万少辉.“有效市场”+“有为政府”——1+1>2〔N〕.吉林党校报，2020-11-15.
〔12〕〔14〕赖海榕，李瑞德.构建协同高效的中央和地方关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5-20.
〔13〕楼阳生.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J〕.支部建设，2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