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我们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体现在国家能力建构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言，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法治国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外事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生态环境督察体制改革、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检监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实推进。这些体制改革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另一方面又在提高着中国的国家能力。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28年的建设时期奠定了当代中国国家能力的民主性和稳定性的基本制度基础

国家能力是事关一个国家发展能否顺利的重要因素。古往今来数千年人类历史发展显示，大多数社会动荡、王朝衰亡、政权更迭原因很多，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能力特别是治理能力，无法解决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社会主义国家同样面临着类似问题，纵观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怎样以治理以往剥削阶级社会根本不同的方式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没有解决得很好，留下不少问题。习近平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1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打碎旧的国家政权？应该怎样组织新的人民的国家政权？国家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民主的科学治理？这是一个关系民族未来、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这一伟大变革不仅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更为国家治理奠定了最为可靠的坚实基础。

（一）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充分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使国家能力建设始终有强大的人民基础。

早在1949年8月9日到14日，北平市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参加会议，并向全国发出号召，希望各地都迅速召开这样的会议，加强政府同人民的联系。在毛泽东看来，人民代表会议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组织形式，因此必须认真做好这项工作。他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为重要的。”2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议分别通过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要求各地迅速召开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发扬民主，加强人民政权的建设，使已经成立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更加密切联系并依靠各阶层人民推动各项工作。随后，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先后由各地人民政府召开。它们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种过渡形式。经过几年的努力和探索，从1952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就作出决定着手召开人民代表大会。1953年元旦，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宣布要在本年度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过1年多的准备，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根本政治制度，也就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制度。中国国家能力建设必须牢牢以这一制度为根本遵循。70年来，中国国家能力能够不断提高，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使国家能力建设有统一战线的保障。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召开之后，政治协商制度是否还要继续下去，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和任务如何定位，统一战线工作如何进一步展开，这些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也是国家建设中的重要问题。1954年12月，毛泽东专门就政治协商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做了深刻阐述。毛泽东指出，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政协的任务主要包括：协商国际问题、商量候选人名单、提意见、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学习马列主义等。对于那些怀疑政协作用的意见，毛泽东指出，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这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经过历史考验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仍然长久地延续下来，发挥着重要作用，形成为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点，是国家能力提升的重要保证。

（三）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保障了各个民族人民的权利，使国家能力建设有深厚的民族基础。

在1949年起草《共同纲领》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我们要搞统一共和国，所以，我们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是实行联邦制，所以选择民族区域自治而不是民族自决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选择。周恩来在1949年9月7日明确提出，“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3而后，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多民族聚居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这就奠定了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正如周恩来在1950年11月所指出的，“在我们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毛主席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对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利的。现在，从一年来的少数民族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当时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在这个制度选择的基础上，我们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坚持了民族团结的方向，妥善处理了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

无论是根本政治制度制度的确立，还是基本政治制度制度的建立都解决了中国国家能力建构面临的稳定性和民主性问题，使国家治理既有坚如磐石般的牢固基础，又解决了民意基础。在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基本上解决了国家治理中的人民群众的动员问题和参与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家各方面的政治生活，迸发出了无穷的干劲，创造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伟大创举。我们还解决了国家治理中制度应对重大危机的能力。以新中国的国家制度能力建设有效地应对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大的战争态势，应对了中印边境、中苏边境的突发事件。但由于缺乏经验，怎样治理中国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路径，“在国家治理体系上还没有找到一种完全符合我国实际的模式。”4

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奠定了当代中国国家能力的活力性和社会性的体制机制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思考国家能力建设问题，特别是思考如何建构符合我国实际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模式，以便从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升国家能力。

（一）强调制度成熟定型，使国家治理向着更加有效的制度体系的建构方向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既镜鉴历史，又面向世界，邓小平一直强调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作用，把制度建设放在战略位置加以考量。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5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的推进制度成熟和定型问题，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侯，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000年10月11日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进行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6在这一时期，我们独创性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更为国家能力建设带来了充足的活力。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强调制度成熟定型。党的十七大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强调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2008年1月29日，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讲：“要着力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各项改革成果的制度化，形成一整套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提供有效制度保障。”7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一个根本政治制度、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一个法律体系、一个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体现为各方面体制的具体制度。

（二）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增强市场活力，增强社会活力。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就一直要求通过推进各方面的改革激发社会活力。他在1986年11月9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两个目标应该说在邓小平执政时期得到了基本解决，特别是国家调动基层群众积极性的能力有了极大提高，农村民主选举制度和城市社区民主制度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面向新世纪，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增加党和国家的活力，充分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特点进一步发挥出来。8在这一时期，国家能力的提升不仅体现在民主和法制的健全，而且体现在以分税制为基础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新体制的建立。这一体制，一方面使中央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有极大提高，另一方面又使地方的积极性得到保护。站上新起点，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加强国家能力建设上，抓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一主轴，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涉及国家能力建设制度，如重大事项决策的协商和协调机制、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决策的公示制度、听证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家能力的活力性、生动性。

（三）在不断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中，中国的国家能力特别是克服危机的能力有巨大的提升。

国家能力的建构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更不会是风平浪静的。强大国家能力的构建往往是在狂风暴雨中进行的。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各种风险接踵而至。运用我们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我们应对了1989年的“六四”风波和随后出现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成功地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加强国家能力建设，从而从容地化解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严重洪涝灾害的考验，以及之后发生的美国悍然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法轮功”邪教组织聚众闹事、李登辉抛出分裂祖国的所谓“两国论”以及主张“台独”的陈水扁在台湾地区选举中当选等重大事件。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又成功化解了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1月的南方冰雪灾害和5月的汶川大地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拉萨“3·14”事件、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等。

三、新时代是中国国家能力向着构建体现有机性和公正性的制度体系迈进的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党处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9这就指出了新时代国家能力建设根本性方向。

（一）新时代的中国国家能力构建始终紧紧抓住“怎样治理中国、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根本问题。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把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能力问题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来考量。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抓住事关国家能力建构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是：“怎样治理中国、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没有形成有序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就更谈不上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面临的是战争留下的残垣废墟，百废待兴，既要建设完全不同于旧中国的制度体系，又要治理一个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的大国。怎样治理中国和治理社会主义社会在不少方面照搬了苏联模式，但又没有完全走苏联之路，一直积极探索这个问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探索“怎样治理中国、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题上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在这些宝贵经验和历史财富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科学回答了“怎样治理中国、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我们不仅明确地界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而且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安排。在国家能力建设上，我们始终充满自信，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这一判断十分重要，它不仅告诉我们中国的国家能力建设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告诉我们有独特优势。

（二）国家能力建构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前提。

新时代国家能力建构首先是坚持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群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来治理国家。这使我们的国家能力建设达到了较高水平。在很多方面展现出独特的优势。在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进程中，我们构建起以领导层的有序更替打破政治发展天花板的强大国家能力。所谓政治发展天花板是指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缺乏活力和稳定性，导致执政不稳定和政权更替的无序性，从而拖累经济社会发展。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在出现严重的政治衰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在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2014年出版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两部著作中，以及2016年发表的《美国政治衰败抑或新生：2016年大选的意义》一文中都在探讨一个问题，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在衰败之中。进入201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英国混乱的脱欧过程、法国持续不退的黄马甲运动、欧洲政坛持续发酵的极右翼政党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2011年卡扎菲被打死，利比亚陷入了持续八年的动荡。今年4月4日，利比亚国民军司令哈夫塔尔下令对首都的黎波里发动进攻，表示“要把首都从恐怖分子手中解放出来”，民族团结政府也宣布进入备战状态。乌克兰独立以来总统选举、权力交接，屡屡使国家深陷动荡泥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健全，我们不仅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制度越来越完善，而且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越来越有生机活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稳定性与活力性有机结合起来，使制度体系既保持强大的稳定性，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局面都会保持政治大局稳定；又保持生机活力，制度不会出现僵化和衰退，更不会出现政治衰败的情形。这一制度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使各种政治诉求通过三者的有机统一加以充分实现，防止了指头政治、戏剧政治、拳头政治、无厘头政治等各种非理性政治。这一制度使我们突破了权力交接的天花板，在领导层更替过程中不会发生政治动荡。新中国成立至今70年，我们进行的每一次领导机关和领导层的更替都是平稳有序进行的，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实际上，从1949年到今天的70年中，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做到在任何一次权力交接中不出现问题，无数的国家因为权力交接导致社会政治动荡、流血冲突、大混乱、大衰退。

（三）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独特性在于始终体现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求，以先进性和纯洁性引领国家能力的建设。

如何在一个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市场力量越来越强大的国家提高治理能力？如何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让治理更加符合人民利益又更加有效？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遇到的巨大难题。解决这一难题，在不断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提高国家能力，就应当充分运用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首先，强调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是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党。从而防止在国家治理中出现利益集团化的倾向，防止政府出现利益冲突或者“政府被俘获”“政党被绑架”等。其次，要以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精神来控制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使市场经济既能够充分调动人们的创造性，又能够避免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就要弘扬巴黎公社原则体现出来的精神。148年前的巴黎公社实行了一条重要的措施就是公务人员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公社的这一措施。指出：“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10这一原则的精神对于当代中国指导公务员薪酬待遇改革尤其是对于指导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改革有重要价值。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等文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存在着薪酬结构不尽合理、薪酬监管体制不够健全等问题，国有企业负责人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这一改革总的精神就是不能使国企内部管理层与职工的收入差距过大，也不能使国企管理层与社会上一般职工的平均收入差距过大。

以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引领，在推进国家能力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能够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我们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建立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的全覆盖。“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自我净化能力。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窑洞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11我们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深化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特别是2018年实施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场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改革，力度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前所未有。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各种问题，就要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对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有清晰的论述：“无论是实现哪个阶段的目标，都需要形成科学有效的党和国家管理体制。这次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处在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必须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和怎样建设这个机构职能体系。”12

四、新时代中国国家能力的不断提升正在回答“福山之问”

中国的国家能力建设不仅事关中国的长远发展，而且事关人类政治文明的建构，因而，很多国家的学者都高度关注这一问题。美国学者福山在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未来会怎样”。他在这一部分中谈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与中国密切相关。他说：就未来的政治发展而言，我们可提出迄今尚无答案的两个问题，第一个与中国有关，“我从一开始就宣称，现代政治制度由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所组成。拥有全部三条的西方社会，发展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他接着说，“中国今天在经济上迅速增长，但三条中只拥有一条，即强大的国家”。福山接着问了以下若干问题：这样的情形能否长久？没有法治或负责制，中国能否继续维持经济增长，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所引发的社会动员到底是受控于强大的威权国家，还是激起对民主负责制的强烈追求？国家和社会的平衡长期偏向于前者，如此社会能否出现民主？没有西式的产权或人身自由，中国能否拓展科学和技术的前沿？中国能否使用政治权力，以民主法治社会无法学会的方式继续促进发展？13福山的这六连问表明了他的政治偏见，他始终把西方政治制度等同于自由民主，等同于普世制度，始终把西方国家等同于民主法治社会，把西方以外的国家看作是专制威权国家。其政治立场和基本结论，我们当然不能赞同。但是，也要看到，他的提问也隐含着对中国国家能力建构独特性的肯定。中国国家能力是十分强大的，这毋庸置疑，但这一强大绝不是源自什么威权、专制或者独裁，而是来自于人民民主。

（一）中国的国家能力是真正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基础上的，是真正的负责制，是对人民负责，不是对少数人或者某些利益集团负责。

中国的国家能力建设以人民为根基。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最根本性的要求。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国家能力的提升使中国的发展避免了很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陷阱或者各种病症。例如，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从世界范围看，乡村衰退导致的“乡村病”、城市贫民窟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新中国成立70年，我们以自己的国家能力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我国农村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很多方面的探索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毛泽东时期的“赤脚医生”被国际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曾经是众多国家学习的样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被世界银行称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最好的教科书”。14在推动国家能力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强调：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为了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党在大力推进制度建设的同时，通过开展一系列教育活动、实践活动来加强国家能力建设中的群众基础的培育。从2013年6月到2014年10月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效解决了群众反映突出的“四风”问题。从2016年2月开始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这一活动强调制度化、常态化地解决群众面临的突出问题。从2019年6月开始，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要求是“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烦心事、苦恼事。

（二）中国的国家能力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站在人类政治文明史的高度和人类现代化史的广度来看待国家能力中的法治建设。习近平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15正是有这样的认识高度和广度，我们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全面依法治国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一个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十四个坚持”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都突显了我们的国家治理的法治性要求。

我们始终把依法治国作为国家能力建设内在要求、重要依托和基本方式来认识，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既不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也不会故步自封，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为指导，解决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第二，处理好党和法治的关系这一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有的人故意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制造“党大还是法大”的政治陷阱，以此否定党的领导。这是完全错误的。第三，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协调发展。科学立法就是要在把握立法规律的基础上，完善立法体制，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推进依法行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法治政府。公正司法就是要增进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全民守法就是要增进全民法治观念，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的追求，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三）中国的国家能力建构善于借鉴人类文明特别是经济文明的成果，建构起持续推动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

一个国家治理能力水平、质量的高下，很重要的就是体现在能够以国家治理能力引导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摆脱转型升级中的天花板。一些国家能够成功地使产业实现一次或者两次转型，但很难实现第三次或者更多转型，原因之一就是国家治理能力不足。二战之后，日本先是完成了重建重化工业、扩大煤和钢铁再生产能力等产业升级任务，以此带动了整个经济复苏。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业又进一步转型升级，半导体产量超过美国，以总收益排序的世界十大半导体公司中，日本占有一半席位。随着制造业水平提高，日本对美欧出口急剧上升，成为一流的制造强国。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再升级就遇到了重大挑战，一直到现在，仍然在艰难转变中，日本的诸多产业呈现出衰退的迹象。中国是一个可以全方位持续突破产业升级天花板的国家。中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升级，到2020年，工业化基本实现。进入新时代，中国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正从工业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迈进，我们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带动全社会兴起了创新创业热潮，中国的大数据、智能化、移动化、云计算等产业蓬勃发展，信息经济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断攀升。中国在一个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国家，在一个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在70年中能够成为一个不断突破产业升级天花板的国家，重要原因就是国家能力的持续增强。

中国的国家能力建设历经70年风风雨雨，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实现国家领导层的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注释

1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89页。

2《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页。

3《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0页。

4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91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6《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

7胡锦涛:《切实贯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人民日报》2008年1月30日。

8《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03页。

9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9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页。

11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384页。

12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449页。

13[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35页。

14《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4页。

15《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