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是思想之母。正确认识时代问题，是关系国家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是国家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的根本依据。作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是习近平新时代观的根本观点。探究习近平新时代观的理论生成，有助于系统认识“新时代”的科学性和理论性。

　　一、习近平新时代观生成的方法论探讨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方法，亦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新时代的中国始终在“变与不变”的双重逻辑中辩证发展。

　　（一）理性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生性特质。从历史进程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化的过程，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与“次生形态”相统一的图景。

　　判定一个战略是否科学的标准，是考察其所运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否反映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辩证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变与不变”的关系，对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战略判断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二）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解并深化习近平新时代观的理论生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论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产生历史性变革，面临深入解决中国更深层次的发展难题；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创新成果，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对这两个层面的认知，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场”的姿态。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并非抽象地、教条式地充当“是什么”“为什么”的武器，而是作为一门“应用哲学”，与具体时代背景和地域环境相结合，以实现“怎么办”的具体方法论。

　　首先，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是否拥护与赞成”为标准制定党的方针政策，用“人民是否共享发展成果”衡量工作绩效，始终彰显“人”的发展要求。

　　其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应用是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

　　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可以使习近平新时代观的科学内涵有理可循，也彰显了其科学性价值。

　　二、习近平新时代观生成的理论归因探讨

　　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还映射出矛盾转化理论的逻辑嬗变。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辩证发展的客观要求

　　社会的基本矛盾符合马克思主义矛盾运动原理的一般规律。从一般意义上讲，根本矛盾（或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以及相互转化的理论集合构成马克思主义矛盾运动原理的基本内容。

　　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呈现为主要矛盾依次转化的阶段性特征。主要矛盾根本上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决定其他非主要矛盾并对这个阶段的发展方向起决定作用。矛盾的转化具有复杂性，不仅包括主次矛盾之间的转化，还包括由主要矛盾内部主次方面的变化而造成的主要矛盾转化。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需求侧转化：需求结构和层次的提升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需求侧的转化在客观规律的驱动下发生。马克思从人性的高度审视人的一般需要，认为其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历史性，表现为人的需要随社会生产能力的提升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需要转变。在不同发展层次上，人的需要的结构都是由一定社会的历史条件、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形式决定，是客观规律的科学展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需求侧的转变正是人的需要体系历史发展的结果。

　　（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供给侧转化：不和谐发展状态的凸显

　　生产力与发展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需要的基础，还可以引起新的需要，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当前，“落后的社会生产”得到缓解，但并未根本解决，不和谐发展状态凸显。

　　社会生产的供给侧与人民需要的需求侧是一对互塑互生的矛盾范畴。中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转化，不是人为意识的主观臆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运动一般规律的具体体现。正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才使习近平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判断。

　　三、习近平新时代观生成的理论定位探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定位于何处？科学把握这一问题，有助于正确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观的理论本质，这不仅有益于区分新时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合理边界，还关乎指导国家制定科学路线方针政策的功效。具体来看，对习近平关于新时代理论定位的思考必须着重于回答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依据和本质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判断是历史的、具体的，它源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新时代”的理论内涵则由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五个是”构成基本轮廓，它们分别从时代主题、时代任务、时代主体、价值指向以及国际意义五个视角做了具体阐释。从学理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依据和理论内涵是对客观事实的高度凝练。

　　（二）区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经典作家对时代评价标准的适用范围

　　一般来讲，经典作家对时代的评判标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生产力标准、阶级标准和民族国家的特殊序列标准。从经典作家关于时代评价标准的适用范围看，新时代不属于世界历史范围内生产力标准和阶级标准的时代判断，而是定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性，强调民族国家发展的特殊序列，但它又不能脱离世界历史发展的场域。区分二者的区别与联系不仅可以理清经典作家对时代观的一般性判断，还有助于规避一般性层面的时代标准延伸到当代特殊时代的现实困境，以此在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中丰富时代的新内涵。

　　（三）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几个认识论误区

　　一是关于“新时代”的时间限度，涉及到“新时代”的历史起点和历史终点问题。一方面，对于历史起点，学界有不同程度的争议。另一方面，历史终点的确定在于大历史阶段历史任务的完成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性变化。

　　二是关于“新时代”的空间限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史产生重大意义，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人类社会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可见，新时代体现着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新未来。

　　三是关于“新时代”与“前半程”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二者的分界点在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这使“新时代”具有了新的现实和理论背景。然而，二者都未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这一大历史阶段的具体阶段。这要求我们必须对新时代的历史定位进行正确辨析，并从整体上系统认识新时代的形成与发展，以此助推新时代中各项方针政策向纵深发展。

　　可见，就理论定位而言，与大历史时代的时代性质、时代主题、时代特征不同，习近平新时代观展现的是中国发展的特殊阶段，内含着中国对自身发展的时代定位与目标趋向，渗透着中国与世界在共同发展中的新阶段、新高度、新未来，是对中国发展方向的顶层设计，呈现为理论内容的整体性、发展过程的动态性、发展方向的开放性特征。

　　四、结语

　　习近平的新时代观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从学理上讲，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充分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根本性事实，并在此基础上，科学界定“新时代”的理论定位。这构成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战略性判断的基本逻辑理路。可以说，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明确了新方向，有益于我国正确认识自身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时代价值，使我们更有耐心、更有信心、更有决心地屹立于世界舞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