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宗新华（1985—），男，河南驻马店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牛 磊（1976—），女，山东邹平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王兴周（1966—），男，四川遂宁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
2014年11月22日，由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承办的“传统社会价值的现代诠释与实践路径暨第十二届中国社会思想史年会”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马丁堂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同济大学、山东大学等三十多所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五十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就相关主题展开了激烈而深入的讨论。
一、弘扬传统文化和实现学术自觉
在大会主题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景天魁指出，中国社会学需要建立和弘扬自己的传统，而中国社会思想史领域的学者对此责无旁贷。中国社会学具有自己的优秀传统，主要特征可概括为：融通和担当。但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5年以来，主要在模仿西方社会学传统，却忽视了重建和弘扬自己的传统。因此，中国社会学需要珍视自己的传统，并以此为基础推进中国社会学的创新。
中国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王处辉对当下传统思想文化热的社会成因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国的文化建设及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发掘和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实现创新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应当成为我们今后很长时间里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工作和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努力方向。关于如何实现中国优秀传统社会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他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要提炼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的文化“基因”；第二，要提炼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具有现代性的部分；第三，要提炼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普适价值的部分；第四，要提炼中国社会思想中与西方有显著区别的部分。
中国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田毅鹏指出，在全球化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学在中国欲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建，必须努力找回传统、激活传统、超越传统，扩展传统的研究界限，实现学术自觉。而要实现学术自觉，一方面要对自外部输入的社会科学理论进行认真反思和检讨，获得一种新的分析问题的眼光和视野；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本土社会的传统学术研究资源。田毅鹏教授认为，对于重建的中国社会学来说，要想对“本土问题”得出有说服力的学术解释，就必须补上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这一课。此外，对于社会学来说，仅仅从经典出发的中国社会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应该注意走入现实生活。
二、传统价值的诠释及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许多价值元素具有超越时空限制的永恒生命力。仁义、中庸、仁爱、和谐、诚信等传统价值元素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即便是在变迁迅猛的当代社会依然具有持久的魅力。所以，增强对传统价值的诠释并探寻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意义，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周公旦作为儒家文化的远祖，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所以，对传统价值的研究不可不追溯到周公旦的社会思想。青岛大学孟天运深入阐述了周公旦的“明德敬天”、“重民保民”、“明德慎罚”和重视文化传承的思想。他指出，周公旦的思想不仅是西周社会的理论基础，还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源泉。
一个社会推崇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往往与其社会结构有关。北京大学周飞舟通过对中国传统丧服制度的研究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进而阐释差序格局与伦理本位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虽然中国社会缺乏强大的宗教传统，但这不等于说中国人的行动缺乏超越功利的价值指引。与差序格局这种亲疏尊卑关系的结构相适应的，正是儒家思想中最为核心的价值概念：以爱为主的“仁”与以敬为主的“义”。在社会结构中，“仁”与“义”表现为亲亲与尊尊之道。
江汉大学姚振强通过对儒家价值要义的解读，对传统伦理价值的主体结构进行了分析。他发现，儒家传统伦理价值由血缘纽带衍生出以情感为特征的“仁”，进而以外在自然、社会规范合为一体的价值主体为根据，最终形成群体性“自我”。他认为，“仁”是伦理价值实现的手段，“天人合一”是其根据，而群体性“自我”则是其外在的表现，三者构成传统伦理价值主体的基本结构。
南开大学谢培熙以《二程集》为基础，对二程的仁思想进行了横向研究。他发现二程从辟佛的角度出发，把“公”纳入仁的含义体系中，并且融合了前贤的解释，把仁提升至生生之德的崇高地位。然后紧紧围绕仁，二程把义礼智信纳入仁的范畴之内，构建了以仁为核心的士人行为规范，并通过探讨对此行为规范的实践方式，寻求士人阶层化的新路径，推动士人阶层转型。
中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孔子将其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江南大学王君柏和汪冬冬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反中庸倾向进行了阐述，并深入分析了中庸理想与极端现实分裂的原因。他们提出了重新挖掘中庸价值的设想，那就是“和而不同”。将其具体展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天地位，万物育”；不齐中见齐；不忘本。
天津师范大学张秋升通过考察儒家经典，发现仁爱之情是积极的、正面的情感，是儒家追求的理想目标。他指出儒家主张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人际对等为原则、以自我发施为起点、以物质利益为辅助、以礼治教化为保障来构建充满仁爱之情的社会。他认为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仁爱社会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湖北经济学院肖春艳认为“和”是中国古代方法论的精髓和核心。无论是“和同之辩”，还是“和争之析”，都表明“和”在中国思辩哲学中独有神韵。把握“和”的精神和方法，可以为中华民族实现和平崛起提供心理支持，为人类世界实现共生、双赢、合作、互补提供哲学依据，为解决当今世界生态危机、实现永续发展提供方法指导。
北京工业大学鞠春彦通过对“信”观念的历史变迁轨迹的梳理，指出学者们对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信”与现代文化中的“信”之认识处于不同的维度上，中西文化对于“信”的认识也不存在根本分歧。她认为当前“信”的危机具有全球性，不唯中国转型社会所独有。
三、近代思想家对传统社会价值的扬弃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随着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如何对待中国传统价值成为清末民初思想界讨论的焦点。对于传统社会价值，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采取了扬弃的态度。
同济大学文建龙通过对康有为义利思想的研究发现，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康有为对中国传统“重义轻利”义利观的批判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思想启蒙、弘扬先进文化的作用，也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华中师范大学娄章胜、谢俊杰通过对梁启超社会思想的研究发现，梁启超认为欲实现“救亡图存”，必须从改造国民性入手，亦即从“新民”入手。而“新民”的首要任务就是树立国人的“公德”意识。在梁启超看来，“公德”不单单作为道德准则参与国民的教化过程，更被当作群体和国家兴亡的根本支持。培育“公德”的任务是强化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国民与国家的联系，增强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和民族国家精神。在其政治理论中，国民对国家的“公德”是围绕国民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展开的。考察“公德”概念的内涵，不仅能有效把握其历史意义，而且为新时期开展的国民政治社会化工作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在社会改造和个体改造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梁启超晚年主张以儒家道术的“个人做人”为起点的社会改造。南开大学刘集林通过对梁启超晚年人格修养思想的研究，指出梁氏晚年社会思想的内涵和精神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第一，本土特色与文化自觉问题；第二，在“文化自觉”过程中，如何处理中西、新旧思想的统整与融合问题；第三，以个人做人为基础的社会改造的合理性问题；第四，就梁启超儒家道术的具体内容来看，其“道”、“术”思想也是值得借鉴的修养观。
四、传统在当代社会的存续与传统价值的实践路径
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急速的社会转型。当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从社会结构到社会制度，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一个社会的传统是很难被一下子彻底割断的。本次年会，一些学者就传统在当代的存续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就建构传统价值的实践路径提出了颇具启发意义的见解。
中山大学王兴周通过对城市化过程中乡土传统在城市复活现象的研究，提出了“都市乡民”的概念。他发现“都市乡民”群体代表了“农民终结”以后乡土传统在城市社会的复活。都市乡民具有同源、同乡、同业、同居、同俗等乡村特征。他认为中国城市化将会在未来10—20年内进入尾声，但是都市乡民群体会在未来50—100年内长期存在。所以，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村传统在城市存续的现象促使我们去思考“农民终结”之后的“都市乡民终结”问题。
东北师范大学陈宁通过对中国传统宗教的“嵌入生活”这一传统的考察，指出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并不会导致中国传统伦理的丧失。中国的基督徒大多因疾病而皈信基督教，其动因是家庭生活得以存续并过得更好。所以，他们会根据自己家庭生活的需要来选择所信仰的宗教，这和西方基督徒的皈信动机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信’，就不是西方宗教所谓的‘信仰’。他们不是在神的庇护下生活，不是为了一个彼岸世界。现实生活是他们的‘信仰’，信什么、信不信、怎么信，都服从于现实生活的逻辑。”这一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传统价值在当代社会的存续状态。
一些存续至今的传统价值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积极的建设意义。所以，如何建构这类传统价值的实践路径并使其在发挥积极作用，就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同济大学曾亦对儒家以经义决事的传统以及古今家庭财产构成状况与分割原则进行了考察，通过对现代中国《婚姻法》中的“共同财产”问题的分析，指出儒家经义应该通过对传统政治、社会、法律等诸多制度的重新建构，再现其现实层面的价值，并以此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困境。他认为在种种制度中，法律与儒家的关系最为密切，亦最有利于儒家发挥其制度方面的资源优势。因此，儒家应该积极介入此领域，通过相关法律之制订、阐释和运用，藉此将其经义的现实性乃至优越性充分地展示出来。
上海大学刘春燕对“和事佬”制度变迁中延续的民族精神的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构建传统价值实践路径的范例。刘春艳对中国民族精神中“和”的理念进行了阐释，对中国传统的纠纷调解制度的变迁与延续进行了深入考察。从文化图式的理论出发，重新理解传统“和事佬”在现代的意义。她认为尽管传统纠纷调解制度的形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但人们对纠纷产生、解决，以及有序社会的理解却没有改变。以“和”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和事佬”制度有利于化解社会冲突。在当代中国社会，“和事佬”制度的存在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
昆明学院熊开万通过对滇南哀牢山腹地的民间解冤释结思想的考察，发现当地存在着一个文本传统与民间传统相互渗透、相互教化的作用机制。该机制的存在，不断发展成了民间冤结解释的仪式空间，也促成了族际团结机制与族际文本的生成。
五、传统价值与当代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即“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国家，中国在社会治理方面无法回避传统对当代的影响。研究当代社会中存续的文化传统、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思想、探讨传统价值在当代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此次年会的重要议题。
中山大学蔡禾对粤西Y市“乡政村治”社会治理实践的研究表明，社会治理必须注意考察当地的文化传统。他指出，Y市乡贤理事会的地方经验显示，以自然村为治理单位的动员能力远远高于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动员能力。究其原因，自然村是在世代为邻的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共同体。粤西多为客家文化，以姓氏形成的宗祠非常普遍，村庄通常以大姓为主，族群文化的根底很深。以情感动员和关系动员产生的非正式约束，以及族群文化导致的族群压力在这些地区普遍存在，所以“自然村”是一个真正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所以，在日益依赖动员村民资源来实现村庄社会发展的今天，村庄社会治理应该回归到以“自然村”为基本单位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从而在乡村实现“政社分开”和“增强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
当代社会是传统社会的延续。在社会治理方面，只有将当代社会中存在的社会治理模式、治理理念放到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传统对现实的影响。南开大学宣朝庆通过对秦汉以来郡县制之弊端的考察，认为中国的郡县制传统导致社会的自主性严重不足，社会治理在中国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屡遭挫折、命运多厄。他指出，在传统思想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加快社会治理转型需要依靠治理的关键主体——执政党的理论创新；在社会建设不足的情况下，社会治理模式应是政府的社会行政扩张和扩大社会参与并重。重视对社会治理历史的探讨，发现中国社会治理历史的基本规律，这将有利于对当下社会治理发展的制度限定、未来取向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历史发展到宋代，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中国郡县制传统的弊端进一步暴露出来。“强政府弱社会”模式下的南宋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胥吏之弊。南开大学陈强通过对陆九渊社会思想的探析，指出陆九渊将惩治胥吏之弊的重任寄希望于士人。陆九渊希望士人对胥吏能够严加管教，并取胥吏而代之。他认为陆九渊之所以要申明“义利之辨”，是为了让士人遵从仁义之道、加强道德自律。陈强认为，陆九渊所强调的自律规范与我们今天倡导党员的先进性教育并无实质的区别，值得广大政府官员认真学习。
南开大学韩庆龄对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的故里眉县横渠镇W村进行了实证调研。她发现张载思想经历史积淀已经成为当地人们的生活惯习，型塑了该村独特的社会精神气质。她指出，张载思想的概化赋予社区重视教育、孝道、家族的传统禀赋，奠定了基层治理厚重的社会基础，而张载思想的延展则在社区价值生产、权威再造、善治维系方面发挥文化整合功能，推动国家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良性互动，实现地方社会的“简约治理”。她认为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应进一步重视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现代性价值，使之服务于当下的社会治理，以缓解社会转型的精神阵痛。
在社会治理问题上，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政治绝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的。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还自如的双轨形式。”南开大学陈旭华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社会治理思想进行了考察。她发现该书通过对君臣关系的调整以及新型学校机构的设立，损有余而补不足，将强势的“君主—臣—万民”自上而下轨道弱化，并重新建立了一个较强的“万民—学校—政府（包括君、臣）”自下而上的新轨道。她认为黄宗羲的这种设想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费老提出的双轨社会治理结构。
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展了著名的“乡村建设运动”。北京工业大学宋国恺对乡村建设运动中的社会治理思想进行了考察，指出乡村建设运动以社会学和社会行政为学术主脉，通过培育发展社会组织、调动广大农民参与、社会行政干预等推进对农村社会的治理。他认为尽管乡村建设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其社会治理思想和实践对当代社会治理，尤其是如何处理好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等，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方面，云南民族大学孙跃考察了少数民族传统社区的自治精神和当代少数民族社区自治问题，他指出指导着少数民族民众日常生活生产实践的传统的价值观念与西方社会社区自治的价值理念是不尽相同的。他认为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社区自治道路不仅仅要灵活应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还需要思考自身传统文化的位置。
六、传统价值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的拓展
早在2000年，王处辉在谈及如何拓宽中国社会思想研究的视野时，就曾经指出：“不但要注重对历代精英的社会思想家之社会思想的研究，还要注重对民间社会思想的研究。很多活生生的社会思想是体现于民间的日常社会生活之中的。所以，社会史、民俗史、民族史以及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也必须进入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者的视野。”此次研讨会中，一些学者采用了民俗学、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甚至心理学精神分析方法，深入考察了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中蕴含的传统价值。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传统价值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拓展。
中国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桂胜在题为《姓名折射的民间观念探析》的报告中，将传统价值的研究扩展到了姓名这一日常事物。他从以下几个方面阐释了姓名的社会思想意涵：一、姓名的字形、字象——符的指向；二、字形个性化暗示、模塑；三、“以形补形”；四、姓名的发音——咒的意味；五、取贱名以消灾；六、姓名的种种避讳；七、呼名诅咒；八、姓名的阴阳数理观念。他认为，姓名看似一个普通、平常的社会生活现象，却蕴含有许多不同寻常的东西。由姓名，大到可以考察社会发展、社会风尚、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及社会价值取向，小到可以窥见一个宗族的繁衍、一个家族的生命史乃至一个人的心路。尤其，姓名中，纠结的民间观念更值得我们去深入揭示和分析。
武汉大学胡翼鹏通过对中县的丧葬习俗“叫夜”的考察，阐释了传统思想观念在当代社会的存续状况，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形式与作用机制。他发现，叫夜作为一种“被遗忘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动，进而作用于生活世界的运行和秩序，由此呈现出社会思想的民间形态。
中山大学余成普将传统价值的研究扩展到了器官的移植与捐赠这一现代医学领域。通过对器官移植者的精神分析，余成普发现在器官移植和捐赠上，身体成为了传统与现代的竞技场。他认为传统价值观念对器官捐赠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一方面某些观念（身体完整观、丧葬礼仪等）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某些）器官的捐赠，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报”文化、对“救人生命”的倡导、对“生命延续”的认同也有助于捐赠的实施。
与会代表们除了对以上几个主要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外，山东大学的杨善民、华中农业大学的万江红、武汉理工大学的邓万春、安徽大学的夏当英、中国传媒大学的邹千江、大同大学的陈纪昌、山东菏泽学院的孙惠夏等也就相关问题提交了论文或谈了自己的观点。
在紧张热烈的分论坛结束后，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王兴周主持了闭幕式。田毅鹏、孟天运对两个分会场的汇报讨论情况分别进行了总结。王处辉在大会最后总结发言时，就今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要加强对原典文本的社会学解读；第二，要加强对原典的实际应用问题的考察；第三，要将原典中的社会思想放在社会生活秩序中进行检验；第四，要增强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现代性关照；第五，要加强对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归纳。
总体而言，本届研讨会不但实现了对往届议题的逻辑承接，而且实现了对最新学术动态的关注；不但深化了对社会思想史传统学术问题的研究，而且实现了社会思想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的拓展。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本届“传统社会价值的现代诠释与实践路径学术研讨会”是一次高质量的学术会议。大家就年会主题达成了共识，并致力推动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