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第十二届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在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等20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学者深入探讨了政府治理模式、政府与社会行动者的互动模式以及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运作机制。
探索合理的政府治理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王水雄分析了层级体系的组织结构和制度所包含的“分权”类型和形式。他认为，分权有纵向分权和横向分权、权变性分权和契约性分权之分。纵向分权和权变性分权极大依赖于各层级的谈判地位；而契约性分权使不同主体间形成权力分立和制衡，从而避免层级间监督的困难和必要性，使组织运行更有效率。北京大学田凯反思了组织理论新制度主义发展路径现存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他认为，组织理论新制度主义应扩展对组织层面规则和制度的研究，发展出研究最优化、效率现象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关注各类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注重研究制度的微观基础和个人主观认知因素。
清华大学谭海波对某市行政服务中心创建过程进行了案例分析，发现行政服务中心作为有别于传统科层等级结构的组织形式，带有体制未变而形式改进、集中进驻但有限授权、效果上松散关联的基本特点，这是地方政府为应对复杂制度环境而开展的“边缘式创新”的组织变迁模式。西南财经大学陈家建认为，中国的官僚组织同时具有科层与运动两种治理模式的特点。他通过对一个地方政府目标管理体系的深入调查，提出中国地方政府的目标体系具有“层层累积”、“常规与灵活张力共存”、“条块目标差异性传递”等特点，是一套多维的系统。此外，国家发改委张惠强就地方政府负债行为的约束条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温莹莹探讨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问题。
探索政府与个人的互动模式
北京大学周飞舟探讨了城镇化模式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影响。他归纳了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三个特点：人口红利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土地、财政和金融“三位一体”；由于经济和制度因素导致规模巨大的流动群体的产生。城镇化催生了新的家庭生命周期，即年轻人外出打工，老年人看守孙辈、房子和土地。他认为，这种代际差异反映了中国当前城镇化的困境。
中国人民大学冯仕政从社会冲突、国家治理的角度追溯了“群体性事件”的概念演变和发展轨迹。中山大学管兵通过研究业主维权行动探讨制度内维权的逻辑。他认为，虽然对于维权者的直接诉求来说，以法律为依据的制度内维权可能不能解决直接问题，但一定程度破解了制度外抗争的很多悖论，如机会、风险、组织、制度悖论。
探索组织内外的社会关系运作
北京大学邱泽奇认为，连通性是互联网影响人类社会的核心力量。他基于齐美尔提出的三人互动性质，给出连通性的含义：在一个社交圈中，如果两人是共同朋友，随着时间变化，他们各自的朋友也会成为朋友。邱泽奇追溯了连通性的心理学、物理学、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并指出组织连通性要通过社会选择的同质性和结构的平衡机制获得。连通性不仅可以影响宏观机制，如级联机制的公共信息和网络中的结构变动；还可以影响微观层面，如博弈机制中的地位变化。
兰州大学唐远雄以淘宝平台为例，探讨了作为组织间关系的电子商务平台的治理问题。他发现，平台企业在组织间关系中不仅提供技术支持来保障各方完成交易，也作为市场机制促成交易，还扮演公共管理者的角色确保组织间关系的合理合法进行，在这个过程中追逐平台利润的最大化。同时平台企业具有足够的手段、激励和资源来执行治理的任务。但是，电子市场平台企业对组织间关系的治理结构具有动态性，永远都会存在秩序和混沌的“混序”状态，需要探索第三方交易平台权力、责任和问责的统一模式。
上海社会科学院朱妍考察了劳动关系中的重要非正式制度，即雇主—雇员的同乡关系。当雇员和雇主共享地缘关系，二者的劳动关系就具有“地缘嵌入性”。她指出，如果有其他渠道可以给行动者提供更多收益，比如内部劳动力市场较开放时，垂直型地缘关系对于组织忠诚就没有那么大的促进作用，即这种嵌入性是可替代的。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马冬玲证伪了组织中的“蜂后”效应，即女性职员的晋升情况并不会因为单位一把手是女性而恶化。
本届工作坊多从政府治理角度入手，探讨政府行为逻辑及其对组织的影响。而政府治理也离不开政府与个体行动者的微观互动，离不开社会组织内外社会关系的良性运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