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建构到哲学反思

——“‘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理论研讨会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标志着党和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入。为了深入领会和切实贯彻其中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思想，明确并规划未来几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主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于 2015年12月19—20日在河北大学召开“‘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理论研讨会。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安徽大学、山西大学、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人民出版社等教学和科研机构的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理论研讨会共分两个时段、四小阶段，共有23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

一、“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建构

侯衍社教授分析了“五大发展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他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提出的着眼点正在于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发展问题。这种解决方案一方面是对国内外发展经验，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又是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探索。卜祥记教授指出，“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不仅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而且具有源远流长的理论背景。发展理论最先出现于西方，其目的也在于探索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问题。相较于西方，中国现代化进程历经的时间较短，但是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因此国内学界关于此过程的理论反思也在不断推进，“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正体现着理论工作者对中国现实的深度关切。在此基础上，张峰教授指出，“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是理论创新和深化的逻辑必然。近年来，围绕中国改革实践的理论言说层出不穷，问题集中转变为如何概括、提炼理论创新的各种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在理论研究过程中“不要概念化、不要固化、不要庸俗化、不要好高骛远”。因此，“五大发展理念”反映了国家治理现代过程中逐步推进的理论探索。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分别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上落实“四个全面”的要求，以全会的形式推进改革、稳定与发展的目标。由此可见，从战略到理念反映出理论创新的推进过程。张雄教授进而将这一理论创新过程概括为“从三大论到五大范畴”。在较早一些的理论话语中，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围绕“矛盾论、实践论和改革论”展开，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党和国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就标志着这种认识的重大成果。杨奎研究员进一步将党和国家的理论探索过程归结为“理论定力的逐步深化过程”，他认为理论研究者要在工作中需要保持定力，不能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就“一哄而上、随便乱叙”，我们需要深入思考阶段性问题与长远性目标之间的矛盾关系。为此，他认为理论工作者在坚持理论定力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以下“六对关系”：政治定力与理论定力、中国实力与中国自信、活力与稳定、全局与局部、长久与阶段、谋定与互动。

在厘清了“五大发展理念”的现实背景之后，杨金海研究员将“五大发展理念”的内在关系概括为“一个核心，四个重要举措”，即创新是“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只有从科技、政治、文化创新上升到理论和党建创新，党和国家才能把握时代发展的大潮。为此，他提出我们需要将创新思维与世界眼光结合起来，在对比研究各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思索普遍的发展问题与具体的发展道路之间的关联。王东教授高度赞同将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首位，并且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需要以理论创新为基础，进而实现哲学创新和综合创新。张云飞教授在肯定创新的重大意义基础上，指出“绿色理念是十八大以来的重要创新”，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绿色新政”等理念开始出现。但是，张云飞教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仅以“绿色”为目标是远远不够的，绿色发展应该通向对生态文明的探索。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处理好生态文明与资本逻辑、所有权、共享发展的关系，思考怎样在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基础上走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

在研讨过程中，与会学者倾向于认为“共享”理念是中国发展模式的落脚点和归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周振国研究员认为“共享”理念具有三大特征：第一，方向性。它集中体现了我们的发展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第二，过程性。共享的实现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逐步落实。第三，包容性。只有发挥全民族共同创造的潜能才能为共享奠定物质基础。袁吉富教授认为将“共享”理念落实到现实中就体现为公平与正义问题，他指出国家在实现共享的过程中必须协调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保障个人利益切实得到实现。李淑梅教授认为“共享”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存在深层关联，质言之，只有实现了“共享”，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就全世界范围而言，目前人类社会的大多数仍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与人真实的社会关联被掩盖在物化的关系中。因此，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肩负着人类发展道路探索的重大任务，能否在消除贫富分化的基础上解决好利益分配问题、能否从以资本为本转变为以人为本、能否由少数人独享到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能否由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到人的解放，都是中国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最后，乔瑞金教授结合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指出，“共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并且我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努力实现从物质共享到文化共享。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以文化问题为中心，集中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暴露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他们的研究启示我们要通过“共享”，特别是“文化共享”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具体而言，“文化共享”体现为利益共享、权利共享、话语共享、社会保障共享、生活方式共享等，并且是从物质层面的共享上升为政治、精神等非物质层面的共享。

二、“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反思

在深入讨论“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建构基础上，与会代表认为讨论“五大发展理念”不能止步于五个概念，我们需要进一步深思“五大发展理念”在哲学层面提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与现实之间有何关联、怎样在实践中具体实现理念的现实化，即对于“五大发展理念”的研究必须从理论建构上升到哲学反思。

唐源昌教授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作者，我们必须具有理论上的自觉性。首先，我们要能清醒地认识现实社会的发展过程，能够从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出认识论层面的理论总结；然后，我们要能敏锐地捕捉到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正如创新与社会发展动力之间、协调与现实中的发展不平衡之间、绿色与环境资源之间、开放与国内外关系之间、共享与发展的目的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理论如何回应现实问题；最后，我们要与党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共同探索，我们的理论应该深入到发展的根基，解决发展的方向性、前途性、思想性等方面的问题。沈水荣书记进而明确指出“五大发展理念”就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五大误区或五类问题提出的，因此它是对现实问题的深度关切。在“五大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实现“观念一新天地宽”的理论境界，以新的理论分析新的现实问题。例如，“共享”理念在互联网时代具有全新的时代内涵，我们能否从信息共享到利益共享、能否从互联网时代的参与者到实际利益的获益者等等都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由此可见，从学理上深刻剖析“五大发展理念”时，我们需要揭示出它的理论背景和时代特征，不能将其视为所有问题的当然解决。叶险明教授因此指出，“五大发展理念”作为科学的理论总结并非是全新的理论话语；与此相反，它表征着党和国家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持续探索。目前，中国已进入改革和发展的攻坚区和深水区，低效的国有企业、农村土地所有制、城市户籍制度、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改善后要求参与政治生活等等都是我们需要重视的新问题。董德刚教授认为 “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我们在研究中尤其需要关注发展的归宿问题。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坚信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在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发展过程中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注群众、惠及群众，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的整体目标。郇中建编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五大发展理念”的以人为本特性在落实过程中应该关涉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他们已经注意到现代工业发展对自然界有破坏作用，但是这种破坏作用在人们的生活中体现得并不明显。时至今日，环境问题对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真正要将“五大发展理念”的成效惠及于民，我们就必须深入到生活方式的层面来思考和解决问题。

将“五大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从哲学层面上讲就是理念的现实化问题。阎孟伟教授以黑格尔为例，认为“五大发展理念”要想转化为现实发展目标，就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深挖问题的根源，从而揭示出现实问题的矛盾、本质及其运演规律。只有在认清客观对象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许俊达教授认可这一思路，并且指出理念范畴的分析非常重要，特别是作为哲学范畴的“五大发展理念”还具有总体性特征。以“共享”理念为例，它内涵了全面协调内外关系的理论张力，落实到具体层面就是如何通过共建实现共享，如何通过群众路线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问题。范宝舟教授在此基础上指出，“五大发展理念”的现实化问题实质是理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问题，而这恰好是马克思本人在研究中重点强调的方法。随着经济社会的矛盾发展，思想层面也出现了鱼龙混杂的面貌，这一点体现在当今中国就是“世界观乱象”。资本逻辑以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掩盖了物化社会的深层矛盾，但是哲学研究不能避开这些虚假的物化关系。“五大发展理念”作为理论层面的指导思想还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因而需要我们以哲学为中介，将抽象理论上升为具体实践。

在讨论“五大发展理念”的实现问题时，宫敬才教授认为理念本身的优劣、好坏只有落实到现实中或者与现实生活发生作用时才会显示出来，因此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行为实践。然而，行为实践并非是抽象的一般言说，它们都发生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理念向实践的转变是在现实体制中完成的，我们在理念的现实化过程中要重点分析体制问题。对此，王东教授特别提出，当代中国体制问题研究中必须重视“劳动—资本—国家”的三元关系，如何理解以上三者的关系并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至今日，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不容否定，即资本是当今人类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但是，如何运用资本、规范资本则是在不同的国家体制内完成的，因此国家问题需要上升为“五大发展理念”落实问题中的重要环节加以研究。吕世荣教授进一步补充说，“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反思需要深度考虑科学规律与价值导向问题、一般发展道路与中国特色道路问题。

丰子义教授从哲学意义角度解读了“五大发展理念”，他认为“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一方面体现了认识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这即是说我们的理论研究必须尊重对象、尊重历史、尊重规律，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揭示出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克服；另一方面，“五大发展理念”作为科学的理论认识反映了认识论与价值论的高度统一，这即是说“五大发展理念”都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共同价值诉求。因此，“五大发展理念”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创新得以实现的根本需要依靠人、协调的关键是人民内部矛盾、绿色的目标是为了人更好的生存、开放的归宿是互利共赢、共享的题中应有之意则是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虽然在目前的阶段性发展中我们需要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资源为代价，但这些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长远目标。

梁树发教授最后以“用哲学‘反思’五大发展理念”为题总结本次理论研讨。他认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必须具备强烈的责任意识，这不仅要求我们积极了解现实、深入思考现实，还需要我们运用理论解释现实、通过思想改变现实。因此，我们探讨“五大发展理念”不能停留于五个范畴的解读及其现实化，而是要以此为基础深刻思考中国改革实践中的问题和理论研究中的盲区，让理论与实践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实现良性互动。本次论坛深入追问“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其用意就在于促使与会者从根源处思考现实的本质和理论的基础，通过哲学特有的“反思”方式将意识形态宣传上升到学术理论探究，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现实问题面前敢说话、说对话。梁树发教授进一步指出，现实的人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且还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具体而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及关于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基本理念等文件蕴含了一种新的历史动力观——这种动力观以动力预测、动力增强、动力转换、动力培育为标志，其深层的哲学意义在于通过建构一种以人的主体性为基础的社会动力论，把什么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如何正确对待动力与怎样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而积极改变现实结合起来。对此，梁树发教授将其概括为“决定与建构相统一的新动力观”。

最后，梁树发会长充分肯定本次理论研讨会在理论建构和哲学反思两个层面取得的效果，认为研讨会在遗留下理论探索空间的同时也打开了进一步研究的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