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强海峡两岸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构建扶掖青年学者成长的机制,由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首届“海峡两岸社会议题研究工作坊”于2016年6月25—30日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此次工作坊以“转型社会的人口、家庭与分层”为主题。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南京大学陈云松基于2003—2013年间中国综合调查(CSS)和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GSS)的研究发现,十年来中国人的阶层自我定位稳定地呈保龄球状:“低位认同”者占据调查对象大半,且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大多数国家。教育、收入和职业对阶层自我定位的净效应不大且逐步弱化,而主观流动感知和阶层自我定位的关联强烈;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提升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对阶层定位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台湾“中研院”林宗弘基于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的研究发现,台湾地区的高校扩张导致大学文凭在不同阶层子女的水平分化,几乎没有改变既有的阶层不平等。中山大学叶华认为,女性在升学过程中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更大,能继续就学的女性的家庭背景优于男性,由此造成女性表面上在升学机会上与男性的趋同。中国人民大学吕利丹基于西部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撤点并校对个体受教育机会的影响,认为撤点并校使得个体受教育年限平均下降了0.7年,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概率下降了18%。复旦大学唐俊超认为,学校部门、能力分组和出身隔离是造成学业能力分化的三条机制;上海的数据表明,初中阶段以学校部门为主导机制,高中阶段以能力分组为主导机制,初中学校教育过程中造成的高中教育机会不平等需要引起重视。

　　浙江师范大学林晓珊认为,夫妻权力关系、夫妻相对资源、性别角色观念和夫妻情感投入等会对家庭消费劳动的不平等产生影响;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更有家庭实权,只要情感投入程度高,女性的消费劳动负担都会增加,而男性都会减少,但女性的消费劳动更易受情感支配。上海大学刘琳实证分析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家务时间方面的差异性,发现独生子女的家务劳动时间显著地少于非独生子女。

　　台湾大学傅从喜的研究表明,公共年金制度成为老人的重要所得来源,但是多数民众认为自己才是老年经济的最大责任者。台湾“中研院”郑雁馨通过教育去推估人口变迁的方法,揭示了未来几十年台湾地区高学历年轻群体如何替代低学历老年群体,并认为老龄化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可能因劳动力教育程度更高而减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张立龙基于2008年和2011年两期CLHLS数据发现,慢性病使得男性和女性老年人预期处于失能状态的时间分别增加1.56年、1.61年。随着中国老年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和慢性病患病率的上升,慢性病将给老人照护问题带来新的挑战。

　　浙江社会科学院范晓光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历年数据发现,大中小型企业主在创业前的职业流动轨迹存在显著不同,大企业主更有可能来自体制内下海或改制,而中小企业主以体制外成长为主。台湾“中研院”叶崇扬认为,台湾地区工作贫穷的现象主要可以归于两个因素:低薪化和非典型就业,而低薪化是造成台湾地区工作贫穷最主要原因。南京大学范长煜发现,户籍分割导致外出农民工的权益受损发生率显著高于城市户籍人口,而劳动权益受损对地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台湾大学张心洁、淡江大学彭莉惠等也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充分讨论。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翼、王广州、张丽萍,中国人民大学郝大海,复旦大学刘欣,武汉大学罗教讲,上海大学张海东,浙江师范大学张兆曙,台湾“中研院”章英华、蔡明璋,台湾师范大学林如萍,东海大学蔡瑞明等学者参会并对论文进行了评议。

　　与会学者认为,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海峡两岸在人口年龄结构、代际关系、家庭组织、阶级阶层等方面正发生深刻变化,如何认识转型社会的人口、家庭与分层以及因社会变迁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已成为海峡两岸共同关注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